我和我的三个妈（散文）_王志英

一般人都有两个妈：生你的妈与爱人的妈。可我却有三个妈妈：一个生母，一个养母，一个岳母。三个妈妈，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1939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我在运城解县（现盐湖区）小张坞村庙前巷一个下中农家庭出生了，父亲王观津、母亲谢成炎。由于大爸早逝，大妈又接连失去了大哥和大姐，爷爷做主，把我过继给大妈做了儿子。

不知道是才离开生母，还是才“断奶”的缘故，我到养母身边后特别爱哭，晚上哭，白天也哭；卧下哭，走着、抱着也哭。爷爷着急了，就让爸爸在各个路口贴上了“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贴子。眼见不管用，妈妈和二姐只得在夜里换着抱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走着，一边拍背，一边哼着他们自编的催眠曲……就这样打闹着我又长大了一岁。直到将近两岁时，我才学乖了，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床，一家三口才过上了人过的日子。

能睡觉了，妈妈和姐姐当然高兴；但睡觉后不知道起床尿尿，却又给妈妈带来了麻烦。于是，我尿湿了左边，妈妈就把我挪到她的右边；尿湿了右边，妈妈又让我睡到她的胸前，反正不让我接触到一小块尿湿的床褥。

二姐，也把我当成宝贝蛋。我刚学会调步，就要自己走动。二姐怕我跌了，非要护着我走，我却双腿直捣，非要自己“跑”不可。她只好跟在后边招呼我。谁知，我学会走路后，却反倒懒得走动，非要二姐抱着或背着我不可。

天有不测风云。我7岁时，二姐染上了“痨病”，从此没了二姐的笑声。就是这，她还忍着病痛，天天晚上帮我记“字片”，因为有她的神助，我从来没有因为忘记字片而受过批评。可惜的是第二年她就撒手人寰了。从此，守寡的妈妈就只剩下我这一根独苗苗了，我也成了妈妈的唯一希望，成了妈妈的心头肉与命根根。

一次，我得了水豆痧，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这可吓坏了妈妈！她连忙让爷爷请来医生，又亲自到娘娘庙里祈求神灵。后来，听人说了一个偏方，她用铜钱蘸点小油，在我的身上刮来刮去，一边刮着，一边念叨着：“求yaya（指“神”）保佑我娃，我用全猪全羊献你！”“刮痧”后，我的病情渐渐好转，妈妈的脸上才绽出了笑容。

记得有个星期天，我从羊村完小回到家里，一听说养母去了王见村续姐家，就哭着闹着要去找妈，生母拦挡说：“王见村离咱村太远，遇见狼咋办？别去了，我给你做好饭吃。”可我硬是一路小跑，一路哭嚎，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一头栽进妈妈怀里，抽泣着说：“妈要不想我，以后星期天我就不回来了。”妈的眼泪刹时流了下来，摸着我的头：“好憨娃哩，妈不想你想谁呢？！”边说边起身拉着我，迈着她那双小脚，大步流星地往我们小张坞村返。一进家门，就挽胳膊码袖，直接钻进厨房。不一会，一碗香喷喷地我最爱吃的“假麻食”就端到了我的面前。瞬间，一股暖流淌进了我的心窝……

因为大爸早已去逝，我与爷爷、生父、生母仍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读书，仍由亲生父亲供着。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一年元宵节后，我正准备去羊村完小读六年级，爸爸突然对我说：“囤孩（我的乳名），今年爸爸没有钱也没有粮了，供不起你再念书了！”虽然爸爸满脸愧疚，心如刀绞，但我仍哭闹不至。妈妈只好拉着我去找婶娘（我的生母）。

婶娘一听，也急了！立即对妈妈说：“嫂，你也莫急，让我到他舅家去一趟，或许能想出个办法来！”

下午回来时，婶娘肩上扛着半袋面，一看见我就笑着说：“你大舅给你拿了半袋面、5块钱，够一个月用了！”

从此，两位母亲就为我"不致辍学"而忙活得不可开交……

妈妈是个小脚，走不了路，在家里除了做饭、磨面、洗洗涮涮外，只能帮人纺棉花赚钱。于是，她就从清早纺到晚上，再从晚上纺到半夜，一天又一天，只听见她的房子里“嗡—嗡—嗡—咯噔，嗡—嗡—嗡—咯噔……”摇着纺花车，无休止地纺啊纺……

婶娘，心灵手巧，除了帮助爸爸做地里活外，起早贪黑地尽力多做一些小玩意儿，如小娃的虎头鞋、虎头帽、虎头枕、小裤小袄，端午节的香包，逝者的黄枕、金鸡，等等，然后就拿到集市上摆摊叫卖……就这样，积少成多，两个妈妈就靠着块儿八毛钱地积攒，供我读完了完小、师范、大专……

1959年，是我的人生分水岭。那年腊月二十四，我与本村姑娘王淑珍结婚了。本该在这个大家庭再享受几年“新媳妇进门”的喜庆日子，但三年困难时期却不期而至。为了渡过灾荒，由亲生父亲主持，给我们分了家，我和养母、媳妇三个人从大家庭中剥离了出来。

那时分家，没有什么可以分的。只分到三间北房、三双筷子、几个粗碗、一个小桌，还有够吃一个月的粮食。

在我的记忆中，有这么几件事是我难以忘怀的：

一是为女儿走“满月”，岳母在她家买肉、买面蒸成的“两桌”“六六席面”和一大锅白面蒸馍，然后由岳父担着送到我家待客；

二是春耕、夏收，岳父岳母让我内兄带上他的几个妹妹亲自到地里劳作，特别是夏收，都是他们亲自割、亲自捆、亲自运，亲自打，亲自晒，然后把粮食一袋一袋拉到我家；

三是每年年终煮麻花，岳母从她家把麻花煮好送到我家；每年红薯磨粉，内兄在我队为我家磨粉；

四是帮助我家盖院子。那时，我在外教书，媳妇又有两个孩子，岳父、岳母、内兄以及她的三个妹妹，全家总动员，打胡基的打胡基，拉土的拉土，填基底的填基底，做饭的做饭，加上做泥瓦匠的三弟，为我们小家在庙前巷内盖起了三间西房、一间灶房和一间门楼，虽说是只上了个“二遍泥”，总算是建起了一个“安乐窝”。

更让人感动的是我受打击报复被隔离审查后……

那是1976年，运城地区的小麦严重减产，时任地委书记却慌报增产两成以上，以致下达的“夏粮征购”任务比大丰收的1975年还要大。情急之下，我在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会”上，要求削减“征购”任务。县委将我的意见转报地委后，却遭到时任书记的打击报复，以“邓小平爪牙”为罪名大批特批。“四人帮”倒台后，又冠以“四人帮爪牙”把我关进监狱隔离审查，时间长达两年零四个月。

那时，粮食特别紧张。粗粮多、细粮少，白馍总是留给小孩和老人吃。可我，坐在监狱里，每月却能接到四大布袋白面干馍片。时间长了，我就生疑：“家里只有老妈、孩子与爱人，哪里来的这么多白面馍？”平反昭雪后，我才知道，白面干馍片都是岳母一家从嘴里省下来的。

而且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开始，岳母是在院子里晒白馍片，孙子见了，偷吃了几片，她就把孙子打了一顿。为了防止孙子再偷吃，她就让内兄把白馍片放到房子顶上晒，这才有了我坐在监狱每月却能吃上四大布袋白面干馍片的事实。

说句老实话，我在监狱隔离审查的那几年，我和我的家，包括我的老妈、我的媳妇和我的孩子，如果没有岳母一家人无微不至的照料，很难想像到哪里还有我们的现在这个家！

不管生母，养母，也不管是岳母，她们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亲妈，我要永远爱护她们、保卫她们、赡养她们。这是文化传统，也是一条不可逆转的人生规矩，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