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水龙：古时稷山县宰疫灾面前的 情操与担当

近日笔者宅在家中，闲翻方志以度自我隔离之时光，竟从中见识了历史上两位稷山县宰在大疫大灾面前的情操与担当。

两千多年前，六国灭，四海一；废分封，行县制。由秦始皇创造的这种吏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邑之治，首决于令。正如《后汉书·百官志》所云，“（令长）皆掌治民，显善劝益，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此皆地方首长之职责所在。县官以抚民为职，称职为贤。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如遇其贤，民沾其福。此应谓一语中的，有史可鉴矣！清同治版《稷山县志》“宦绩”部分，记载了两位受人敬重的知县事迹：

明万历三十七年（1610），许州举人张思恭担任稷山知县。他“才猷明敏，发奸如神”，上任不久，当地遭遇罕见大旱，禾稼歉收，民生艰难。张思恭为此忧心挂怀，坐卧不安。他立即向上司行文报告稷邑民情，请求开官仓拨赈银解救灾民，甚至用自己的俸银先行垫补救急济穷。对无地又无业的一些“寒士”，张思恭以助学名义，创置学田五十亩，让他们就食度荒。

上司原给稷山分派的“加倍站银”，县民颇有怨言。前任知县薛承教曾就此据实向上申请减免，但没有奏效。张思恭继续苦口婆心反复向平阳知府黄道亨上报，稷山地瘠民贫，不堪重负，终于获准按照山区县垣曲的同例，豁免了此银一千两，而且永不起征。张思恭还对那些贪污公款侵占民物之胥役库吏，毫不容情，从严责罚，从而使县衙政风敦清，士民感佩不止。万历四十一年（1614），张思恭由于勤政爱民，吏部考绩卓优，擢升为延安府同知。

万历四十四年（1617），大兴举人刘三锡任稷山知县，此时可谓危难之际、多事之秋。稷境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官民疲于应付，叫苦不迭。先是从陕西流窜来一股土匪，匪首王仲元公然揭竿称王，烧杀劫掠，百姓惊恐难安。次年蝗蝻虫灾漫延，“食禾殆尽”，几尽绝收。

当此“旷野原萧条，深冬倍寂寥”（刘三锡诗句）的非常时期，刘知县处乱不惊，从容应对，一方面奏报上峰开官仓赈救灾民，又劝各地善士富商设厂施粥，“上下其笃以食，饥民全活甚众”。另一方面，他以惊人胆识和果敢手段，率兵全力迎击土匪，终于将王仲元一干匪徒剿灭。刘三锡还注意体察民情，排忧解难，扶持地方恢复生产。至今，陶梁村北枣园的那口古井传说就是刘知县当年敢于打破贡地禁忌，支持村民破土凿成的，村人赖此井水，浇禾溉树，受益颇多。后任知县薛一印，也感佩刘三锡勤政爱民之嘉风，特命名此井为“甘棠井”。

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会长沙十二县宰》七律诗云：“从来守令与斯民，都是同胞一样亲。岂有脂膏供尔禄，不思痛痒切吾身？”此语道尽官民一体，声气相通，方为吏治佳境这一道理。历史上的稷山，既有张思恭、刘三锡这样爱民如子、颇有担当和作为的好县宰，也有一些庸碌腐朽不作为甚至贪腐成嗜、惹得天怒人怨的昏官污吏。

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荃全集》，披露有一件令人发指的官场丑闻。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全境遭遇历史罕见大灾荒，普通百姓饥饿难活，甚至“析骸而炊、易子而食”。但时任稷山知县王懋庚不仅麻木不仁，毫无作为，而且趁火打劫，害民肥己，劣迹斑斑，一是到任数月即行私派捐输，让县民捐款为自己修官府；二是把上司调配各县的救灾麦种银两，故意不遵旨散给至贫极苦之户，反倒散给那些无主荒地，责令村人承种，从中冒名代领，浑水摸鱼；三是遇有诉讼案件，不问是非曲直，向原告和被告两头收取罚款。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得知消息，于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初二日写了一道“特参知县疏”，上报朝廷，奏请将稷山知县王懋庚革职查办。七天之后，即十二月初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下旨将王懋庚先行革职，撤省查办。

疾风知劲草，危难看担当。唐代杜荀鹤有诗曾云“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像王懋庚这等职官，在大疫大灾危难之秋，竟丧心病狂地榨取民脂民膏，用生灵血染自己的朱红纱帽儿，有辱官体，丧失人伦，受到撤职查办，实在是咎由自取，没杀头都算是轻的！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此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闲话古代官场往事不胜感慨，畅谈当今党政壮举无比振奋人心。值此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之盛世华年，愿各级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土有责，各尽所职，上下勠力同心，攻坚克难，为国建功，为民造福。

宁水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