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土即女娲新证

按理说，“后土”就是传说中的“女娲”，这个命题已是多数人的共识，再进行论证似乎有些多余。但作为一个学人，总感觉问题需要不断研究并加深认识。此乃学术之必然。更何况，我从《汉书·郊祀志》中读出了被前人疏忽掉的重要内容，对进一步认识“后土即女娲”大有帮助，故不揣谫陋而命笔，与学界同仁切磋云尔。

上古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具体到“后土”而言，如果从祭神的角度去认识，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它是何方神圣。也就是说，在祭祀者眼中，它的职责是主管哪一方面事务的。因为自周朝始，中国人就信奉“民不祀非族，神不歆非类”。就是说，不是我的祖宗我绝不祭祀；如果你祭祀的神灵不对头，神也不会去嗅闻你所祭供品的味道。缘由是这并非人家该管的事务。由于中古时代人们常常将“后土”与“地祇”相联系，故而往往把它视作与“天”相对的“地”神。这实在是大谬不然。诚如老友杨洪杰先生所指出：“古时候有不少帝王到嵩山、泰山去搞‘封禅’大典，我们不说大典的内容如何，就从‘封禅’这个名字上看就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在那里是既‘祭天’又‘祭地’的，因为‘封’字就是祭天的意思，‘禅’字就是祭地的意思。既然他们在那里，既祭了天，又祭了地，还有必要再专程到汾阴脽上祭一次地吗？”从而认为祭祀后土乃是“祭祖”活动。阎爱武女士更认为“万荣后土祠”是“远古祖先崇拜的历史见证”。数年前，我在一篇研究吐鲁番古墓出土“伏羲女娲画幡”的论文中，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父和始祖母，说白了就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祖宗。这是我们重新阅读《汉书·郊祀志》的认识前提。如果没有这个认识前提，所得结论就会南辕而北辙。

《汉书·郊祀志》全方位地记载了西汉的祭祀制度和各代皇帝的主题祭祀活动，其中尤以汉武帝刘彻和汉成帝刘骜的活动最为突出。这是因为最主要的祭祀制度是汉武帝建立的，对之进行改变后又加以恢复的却是汉成帝，故而他们不能不成为主角人物。于是，在这样一个对祭祀制度“建”“改”“复”的过程中，就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认识内容，也正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挖掘的。

史载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这说明作为一位年轻皇帝，他的精神世界里存在许多在今人看来属于迷信的内容，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大环境使然。恰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元光三年（前133），武帝“初至雍（今陕西凤翔），郊见五畤（祭祀五帝的场所，畤是祭坛）。后常三岁一郊。”“雍”是秦朝旧都（后迁咸阳）。据载，秦德公卜居雍，以雍为都后，“雍之诸祠自此兴”。汉武帝去雍都“郊见五畤”后，接着每三年去一次，说明他很虔诚。但这并非就满足了他“敬鬼神”的全部心愿。元狩二年（前121），武帝郊祀过雍地的神灵后说：“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唐人颜师古注曰：“答，对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对偶之义。”此时距汉武帝即位已二十年。他认为，自己多次去“雍”郊祀“上帝”，而后土却得不到祭祀，于礼而言，便不对称，显然很不合适。于是，他命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之父）、负责祭祀的祠官宽舒去制定祭祀后土的仪制，“遂立后土祠于汾阴（今万荣）脽上”。八年后，武帝东幸汾阴，“亲拜望，如上帝礼”。由此又知，他是用祭祀“上帝”的礼仪来祭奠后土的，从而满足了他的心愿。终其一生，武帝除了祭祀“上帝”，去汾阴祭祀后土共有过五次，开后世帝王远从长安出发，风尘仆仆，过黄河祭祀后土的先河。在武帝之后，又有汉宣帝和汉元帝各去了二次。不料，到汉成帝即位后，祭祀“上帝”和“后土”的汉朝祭祀制度却出现了变化。

史载西汉竟宁元年（前33）五月，元帝驾崩，成帝即位，次年（前32）改年号为建始元年。此年“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第“二年春正月，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也就是说，成帝在汉长安城（今西安市西北郊）修建了南郊和北郊，南郊祭“上帝”，北郊祀“后土”，而武帝祭祀的“甘泉宫”和“汾阴祠”均被罢废。这不能不是对武帝所定祭祀制度的一次重大改变。

这一变化并非是汉成帝的心血来潮，而是源自被后人以“凿壁偷光”、刻苦学习而著称的匡衡。元帝在世时，匡衡就曾当过储君刘骜的老师（太子少傅），与未登极的太子早就有师生之谊。数年后，匡衡官至丞相（宰相）。所以，成帝即位时，匡衡是以宰相身份辅佐他的。而就个人学术根基来说，匡衡尤精儒家经典的《诗经》，在朝野都颇具声望。从《汉书》本传保留下来的那些奏议可知，他经常引用儒家学说尤其是《诗经》中的文句发表议论。自然，这个崇信儒学的宰相匡衡，也要用他的观念改变汉家对祭祀的认识。史载，“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副宰相）［张］谭奏言”云云，对前代祭祀制度提出了修改意见。由于这篇奏文过长，我们无法全引，现仅将其主要思想介绍如下。他们认为，“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祀制度），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也就是说，根据古礼，当在南郊祭天，在北郊祀地。而现在如何呢？“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也就是说，现在郊天去长安北边阴盛的地方，祠后土却去东边少阳的地方，完全不合古礼。这是理由之一。理由之二则是，“又至云阳，行谿谷中，阸陝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指黄河），有风波舟楫之危（中略），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下略）”。简言之，就是去祭祀的路程既艰险且遥远，劳民伤财，太不方便。成帝同意后，又将此议下群臣讨论。除了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认为应维持武帝旧制不改外（占13.8%），另外五十人（占86.2%）表示支持匡衡和张谭的意见。显然，匡衡一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才有前面汉成帝“作长安南北郊”，和“罢甘泉、汾阴祠”的改变。这一“作”一“罢”，不能不说是一次很大的动作。

改变祭祀制度的第三年，“匡衡坐事免官爵”。于是，原来想说而不敢说的人便纷纷开口，“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这使得成帝也犹豫了起来。加之“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刘向其时官位类似于今之国家图书馆馆长，除了博学，他也是天人感应的积极信奉者。于是，他发了一大通议论，认为当初就不应该改变武帝定的祭祀制度。他还引了《周易·大传》的话：“诬神者殃及三世。”这着实吓了成帝一大跳，“上意恨之”。这个“恨”字，唐人颜师古注曰：“恨，悔也。”今有“悔恨”一词，当是同义复词。看来，此刻汉成帝已经追悔莫及了。

但是，真正促成汉成帝下决心恢复武帝祭祀制度的却另有原因：他没有孩子。为了准确理解这段历史，我们将相关文字全文迻录如下：后上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盖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颜师古注：上下，谓天地），营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阴，而神祇安之，享国长久，子孙蕃滋，累世遵业，福流于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违先帝之制，改神祇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悼即哀伤）。《春秋》大复古，善顺祀。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恢复亲郊礼如前。

首先，这个诏令发出的原因是成帝“无继嗣”。据《汉书·成帝纪》载，此诏发于永始三年（前14）冬十月庚辰。成帝登极于前32年，至此已经19年了，仍然没有孩子，无法立嗣，不能不成为他和其母的心病，以致皇太后说“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足见其心情之急切。其次，诏令将“无继嗣”的原因和责任归于“徙南北郊，违先帝之制，改神祗旧位，失天地之心”。如前所述，这个动议当年是宰相匡衡提出的，“咎职”当然在他，这里流露出成帝母子对已被革去爵职的匡衡的不满。是啊，武帝原来去甘泉和汾阴祭祀，虽然不免辛苦，但他却“享国长久，子孙蕃滋，累世遵业，福流于今”。于是，成帝决定恢复武帝祭祀旧制。又据记载，“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如何生出孩子，成了汉成帝的一大心病。终其一生，他去汾阴祭祀后土神共有四次：永始四年（前13）、元延二年（前11）和四年（前9）、绥和二年（前7）各一次，也就是隔年一次。可见，他祭祀后土是十分真诚的，想要孩子的心非常急切，可是他到死也未获子嗣。

那么，我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汉成帝刘骜是因为没有子嗣才恢复武帝祭祀旧制的，而且他不避道途险远，恓恓惶惶，四次去汾阴祭祀后土，后土神能给他孩子吗？

在本文开头笔者已指出，祭祀者总是明白自己的愿望和所求的，从而才去祈拜负责相关事务的神灵。如果祭非其神，那怎能如愿以偿呢？成帝这样真诚地敬祀后土，后土就必须是负责生育、能给祭祀者以孩子的。虽然时人常常将上帝和后土分别配以天、地之位，但也有人说出了另一些认识，比如后来篡汉复古的王莽。他曾在一道奏议中说：“天子父事天，母事墬（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称地祇曰后土。”显然，在他眼里，“父”就是“上帝”，“母”就是“后土”。由于后人也常将天地、阴阳、南北、父母这些概念相配合，从而造成一部分人对后土神的误读，但也有认识正确的。《旧唐书·礼仪四》在记录唐玄宗李隆基祠后土一事时，曾作追记说：“先是，脽上有后土祠，尝为妇人塑像（下略）。”说明在唐代时，后土神还作女人形像。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曾经编过一部《中州集》，内收文士党世杰《琼花木后土像》诗一首，头两句是：“皇娲化万象，赋受无偏奇。”

诗题是“后土”，诗文却称“皇娲”，可知在作者看来，后土就是女娲。清光绪三年（1877），有人在迁建后的后土祠内悬挂了木刻对联一副，上联是：后配六合之天，至圣至尊，圣德自应代代传；下联则是：土为万物之母，资生资育，世人所以称娘娘。虽然依旧未能摆脱与天地配合的窠臼，但称后土为“娘娘”，也是将后土视作女性的了。更令人欣慰的是，清修《荣河县志·礼俗·祀事》有这样的记载：“祈嗣于后土。”这就说明，在当地民俗中，如果没有孩子，就去向后土祈求。既是民俗，则说明它应是一种普遍认识。这或许正是汉成帝到汾阴祭祀后土以求子嗣意绪的千年回声。

虽然时间相隔了两千余年，但汉成帝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十分伤感地恢复了武帝去汾阴祠后土的祭祀制度，其目的就是“祈嗣于后土”。两千年前的汉朝皇帝和两千年后的万荣民俗就此达成了共识。

这样，后土神的面貌和身份便清楚了：她是女性，在人们的认识中，自然是繁衍后代的。“女娲抟土作人”传说、古代历日中的“人日”节和“启源祭”等，都可归根于一个主题，即伏羲和女娲是华夏人的始祖。我们崇拜和供奉他们，是对我们远古祖先的崇拜。

我注意到，陈振民先生在其《再论后土即女娲》一文中，提出了后土的人格具象问题。

这个提法相当具有认识意义。在既往的研究中，人们较多地关注与后土祠直接相关的材料，而往往忽略了出土的实物资料。其实，关于伏羲和女娲（亦即汉代人说的上帝和后土）的人格具象，我在《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画幡”考析》一文中，共举出十多批出土资料，它们分散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新疆等广大地区。单就吐鲁番地区北朝到唐代的古墓而言，阿塔纳43号、76号、77号、301号、302号、303号等墓，均出有伏羲女娲的具象资料。其共同特点是：腰身以下作两蛇相缠状，这便是古代“交尾”一词的具象表达，说明是他们繁衍了子嗣。他们是我们的始祖神。后土神担负的生育功能与女娲不也就别无二致了吗？

总之，汉成帝刘骜因“无继嗣”而恢复武帝“祠后土”制度这一历史事实，再次毫无疑义地告诉我们：后土就是女娲。

（邓文宽/文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稷山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