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迪生和冯张村林家抗日地道

万荣县光华乡冯张村林云朝家里，有一眼红色革命地道。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林云朝的从祖父、中共党员林迪生和他的家人、战友共同开挖的。地道目前保存基本完好，已成为该村的红色教育基地。

林迪生，原名启甲，字迪生，1914年生于冯张村一个普通农家。1938年，他在西师村从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冯张村第一名中共党员。翌年，因坏人告密，他被日伪特务逮捕，囚禁牢狱40多天，受尽折磨和**。敌人千方百计逼迫他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还要他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但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矢口否认，始终没有松口。后来，经荣河地下县委书记王学义和宣传部部长余苏同从中营救，他才算走出地狱之门。

他在家养病期间，地下党委为其安全着想，想找一个既方便又安全的秘密场所。林迪生家里当时比较殷实，家中有院落、牛院、场院，父亲十分开明，兄长也倾向革命。大家几经商议，决定在他家挖个地道，地点就选在比较偏僻、不为人注意的牛院槽边。征得父亲同意后，林迪生就开始画图设计，最终确定竖井+平窑+关卡模式。这样的地道模式上下曲折，既能迷惑敌人，又安全可靠。地道在林迪生兄弟、战友及家里长工的共同努力下，历时数月，终于大功告成。地道具体开挖过程是：先挖竖井5米，下面平挖一洞，高宽各两米，再挖一竖井，深4米，然后是关卡。所谓关卡，即凿一高宽各40厘米的孔洞，只容一人爬行进出。越两米，又是一平洞，高宽各2米，长15米。此洞倾斜角度较大，且在斜洞壁上又凿两个大窑洞，洞深8米。这样，敌人即使进入关卡射击，也击不中窑洞里的藏人。第一个窑洞能容30多人开会、学习、活动；第二个窑洞主要储存**、物资。第二个窑洞再往深处就和村内古老的深水井井壁相连，人们既能在此汲水而饮，也保障了氧气供应。这样一来，敌人即使向地道灌水、填土或熏烟，也无济于事。假若敌人从关卡闯入，也一定是进一个宰一个，进两个宰一双。

地道建成后，中共地下党员王学义、余田民、余振琪、余本清、李太文、袁新海、薛关镇曾多次在里面学习、开会，新同志入党仪式也在这里举行。林迪生将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藏于这里。林玉斌被任命为军械处长，专管军械。

1939年，李忠、张明生等人和土匪徐敬祥相遇，打死土匪5人，缴获的**4支、机枪1挺，也全部藏入地道。徐敬祥带队抓捕李忠、张明生，李忠和张明生等人情急之下进入地道。土匪追到道口，不敢进入，只好向地道内胡乱打了几枪后撤离。自此，徐敬祥和林迪生结下冤仇，徐匪竟然把林迪生家中数十石小麦全部抢走，致其家中数十口人无粮可食，很久都靠借亲朋家秋粮充饥。

这眼地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被誉为“红色保险洞”。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安市市长的张铁民、山西省省长卫恒、北京市广安医院党委书记余田民、山西省劳动厅厅长高峰、四川省人事厅副厅长林昊等，冯张村地下党员林玉斌、林福臣、林坤孝等科局级干部都曾在这个“红色保险洞”中工作或避难。

1940年，林迪生根据荣河地下县委指示，到阎系特务二大队廉邦才部建立中共地下秘密组织，使该大队成为挂着阎锡山牌子、实为我党掌握的灰色武装。特务二大队队长廉邦才本是个草头王，人比较讲义气，他老家在万泉县乔村，和冯张村是邻村。听说林迪生是知识分子，文武兼备，又带来十几位兄弟，且和自己是邻村，马上同意林迪生担任他的文书，并按照林迪生的意见，把中共党员袁世杰、王正平、杨建兴、余闷娃、余小高等人安排为连长或排长。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成为由我党掌握的灰色武装力量，连续偷袭了荣河县北火上日伪据点，俘敌30多名，缴获**40余支，战马两匹，生俘了日伪警备队队长徐景山。数日后，队伍又袭击了万泉高村庙日伪据点，缴获**12支、**两支，生擒了日伪警察所所长王立凤，并以王立凤为人质，换回被日伪警备队抓捕的灰色武装人员家属，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进一步赢得了廉邦才的信任。廉邦才对林迪生说：“迪生，我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只要你保护我，我就掩护你。”

1942年3月，林迪生率领的灰色武装由冯张村经薛稽镇转移，在李家坡与下乡扫荡的日军相遇。因天黑风大，双方都没发觉。当四连和六连进入李家坡时，才发现了敌情。一时间枪炮轰鸣，人喊马嘶，双方激战半个小时后，敌人弃尸12具逃跑。在战斗中，林迪生一直冲锋在前，腹部连中三弹，仍坚持靠前指挥。这次与强敌对垒，虽然我方亦有不少的牺牲，但却狠扫了敌人威风，鼓舞了我方士气。同年7月，林迪生伤口初愈，又率部到畅村袭击日伪运粮队，缴获粮食十大马车，全部分配给当地群众，受到领导好评和百姓颂扬。这支灰色武装从成立到1943年三年时间，他率队和日伪军交战100多次，枪决汉奸、土匪、恶霸5人，收缴南里庄编村**4支，为我党筹集银圆3000块作为经费，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抗日军民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后林迪生奉命将该武装交由汾南工委指挥。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灰色武装骨干李忠在阎系虞乡县政府任警察局长，掌握着一支300多人的守军。此时，林迪生在虞乡以养蜂为名做地下工作。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10旅周希汉旅长给林迪生写信，要求他做好李忠的工作，动员他率部起义。林迪生多次找李忠谈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使李忠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虞乡时率部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林迪生先后担任了贾村庙贸易公司经理、运城师范总务处主任、运城农校副校长等职，无论做什么，他总是忠心耿耿，廉洁奉公，从不为自己谋私利，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过安置子女的要求，他的儿子林石窑、林根窑，女儿林淑云一直是农村户口。

1958年，上级党委安排他到兰州大学担任党委书记，他却因长期操劳过度，身染重病，难以赴任。1959年，他的战友、北京中医研究院院长余田民邀请他到北京医治，并请名医主治，但林迪生终因病入膏肓，难见回春之效，于1959年11月16日辞世，享年46岁。

林迪生逝世后，有关单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绛县中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卫奋之赋诗怀念他革命的一生，诗曰：

忆昔疆场起飙风，组织命令俯首从。

愿将余勇伏虎豹，敢请长缨擒苍龙。

壮士丹心照汗青，倍显当年百战功。

勿谓我辈频歌颂，为教来者再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