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子车的故事

7月的一个周日，因为要找寻一篇旧作，我回了一趟乡下的老家。

父母去世后，老家的房子一直空着，不仅门上的铁锁布满锈斑，院里长满了荒草，就连屋内的书柜也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门洞下的那辆架子车还在，上面不知什么时候垒了蜂窝。看到这辆架子车，心里止不住涌起一股暖流。

这辆架子车就像一个时光宝盒，里面装满了故事……

去找县公安局的官福叔

我的老家是稷山县修善乡（现改成太阳乡）西王村。40年前我13岁。记得是1980年，农村正悄然兴起自留地或者叫责任田，我家因为姊妹多缺少劳动力，父亲母亲身体不太好的原因，肩挑手提的活儿越来越困难。父亲不止一次地念叨：“能有一辆架子车就好了！”

可家里没钱，父亲也只是空念叨。有一次父亲念叨着，眼里突然有了一丝亮光，说他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叫赵官福。

官福叔是稷山县公安局一位民警，前些年父亲在村里当治保主任时没少和他打交道。父亲此时想起他，是想托他在县木材公司给家里买一根木头，好让门口的木匠做个架子车架子，至于架子车的轱辘，只好再攒钱另买了。

那时候，买木料是要凭票的，哪怕就是一根椽，没有熟人也是很难买出来，不像现在只要口袋里有钱，到哪儿都能买到，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父亲这回念叨过后决定去县城了。当时我虽然十几岁了，可还从没去过县城，只听说县城里有楼房，有汽车，城南还有一条河。我央求了大半夜，父亲才答应第二天带我一块去。因为村里没有去县城的班车，就连小四轮拖拉机也很少见，家里更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我和父亲必须一步一步走着去。母亲为此凌晨两三点就起床，给我们准备路上吃的干粮。

天蒙蒙亮，我们就上路了。40多里土路，父亲怕我走不动，中途不停地问我腿疼不疼，还能不能走。也许是因为心中对县城充满了向往，我丝毫没觉着累。相反，为了让父亲放心还故意往前跑出几十米。父亲爱怜地对我笑笑。

稷山县公安局在一个很深的宽巷子里，我和父亲拐了几个弯才找到。这是一个很破旧的大院，里面有一排旧房子，房子前边有几棵碗口粗的杨树，有一个差不多30岁的男人，两只胳膊环抱着其中的一棵树，低着头背对着我。

我当时就好奇，这个人干吗抱着杨树不放手？仔细看过才发现，他的两只手被一个铁东西锁着。后来我猜想这可能就是手铐了，这东西我还是在电影《戴手铐的旅客》里看过，没见过实物。难怪他看到我们时故意把身子侧过来，他是不想让我们看见他手上的东西。有三两个穿制服的叔叔在大院里走动着，我顿时觉出一股威严气，也不敢大声说话和乱走动了，只是眼睛还不安分地四处看着。

父亲倒是一点也不害怕，他接连推开两个房门向人打听官福叔的住处。有人对父亲说我们要找的官福叔下乡好几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用麻绳、自行车押嫌疑人回来

父亲一听这个立马蔫了，转身蹲在那排房檐下的台阶上，伸手从腰里抽出旱烟锅子，摸摸索索从烟袋里抠出一锅烟，心不在焉地用火柴点着，“吧嗒吧嗒”吸起来，那样子像是说今天见不到你官福叔，这几十里的路就算是白跑了，下一趟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来？那架子车的事说不准从此就泡汤了。

父亲的脸上写满忧愁和迷惘，也许他想到了我们一大家子人以后艰难的生活。看到父亲愁苦的样子，我的心里也一阵难过。几分钟的时间，就见父亲猛吸了两口烟，在台阶上磕掉烟锅里的烟灰，心有不甘地站起来好像要决断什么。可县城除了官福叔，他想不出还有谁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难题。

父亲没有立刻领我离开，而是原地转了一圈又慢慢地蹲下身子，开始往烟锅子里抠第二锅烟，一边眼巴巴地朝公安局大门口张望着……像在等着什么奇迹出现。

运气真好，我和父亲等了一会儿，就看见父亲的眼睛猛然间“灿烂”了一下，他站起来疾步向大门口跑去。我一边循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一边紧紧地跟在他的屁股后边小跑着，老远就看到大门口走进一位面容疲倦但很魁梧的叔叔，他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后衣架上系着一根麻绳，麻绳后边每隔三五步就拴着一个戴手铐的男人，前边两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第三个十七八岁的样子。这3个人耷拉着脑袋，他们的身后是另一位穿制服也推着自行车的公安叔叔。这5个人看起来都很累，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后来就听官福叔对父亲说，他们为抓这3个破坏水利设施的家伙，在全县最偏远、闭塞的修善乡长岭村蹲守了六天六夜。那时候公安局只有一辆212吉普车，恰巧那几天又派出去了，官福叔和那个同事是骑着自行车下乡办案的。今天回来时因为多了这3个人，他和同事只好推着自行车，60多里路硬是用脚板一步一步走回来的。

小四轮载着木头，父亲心里乐开了花

官福叔和父亲说过话后，得知父亲和我也是从村子里走着来县城的，立刻行动起来。他安置好那3个押解回来的人，匆匆向屋里的同事交代了几句什么，就领着父亲和我出来了。

官福叔知道父亲进一次城不容易，何况父亲身后还跟着我这个“小尾巴”，要是再晚些，天黑前就赶不回村儿了。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洗一把脸，就直接带我们去了县木材公司。我们没费什么周折，就买好了木料，是一根一丈多长檩条粗的青冈木。父亲问过门口的木匠，这种木头硬，做架子车最好了。

在起木头的时候，官福叔突然扭头问父亲：“对了，你这木头用什么拉回去？”父亲脸红了一下，正要开口解释什么，官福叔似乎明白了。

这时，我们邻村加工厂的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在木材公司门口停着，司机在不远处一个凉粉摊吃凉粉。那位司机也认识官福叔，端着凉粉碗主动跑过来大声吆喝着跟官福叔打招呼，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这可把官福叔乐坏了，他在父亲肩膀上使劲拍了一下：“老哥你可真走运。”

官福叔走过去跟那位司机比画着说了什么，司机就去发动小四轮，嘴里还一个劲地向官福叔保证：“我和老王正好是邻村的，这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会把木料给他送到家里去……”官福叔和司机一起搭手把那根木料装上小四轮，用绳子捆结实，一直目送着我们离开。

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喜出望外。父亲起初就没打算当天把木料拉回去，他原计划先把木料买下来存放在一边，等哪天借个牛车专门再来县里拉。

小四轮拖拉机走出好远，我回过头来，看见官福叔还在原地向我们招手。

窝头蘸蒜泥，旱烟锅子岁月比金子更珍贵

多年后，我从别人口中得知，原来官福叔早年间每次从县里下乡来村里办案，都是父亲领路，配合官福叔的工作，两人在岁月中结下了很深的感情。父亲后来年龄大了，从治保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官福叔每次来村里办案，工作之余都还要来家里坐坐。如果父亲有事不在家，他就会让村干部拿铁皮卷的喇叭筒子，满村吆喝着父亲的名字去找。这吆喝声，对父亲来说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荣耀。

官福叔来家里多是先抽我父亲两锅子旱烟，再了解村里的情况。那时候我就好奇，原来城里的叔叔也喜欢抽旱烟，长大了才明白，那是他们交流的一种“工具”。父亲自然要留官福叔在家吃饭，哪怕是窝头蘸蒜泥，官福叔也吃得很高兴。

两个人边吃边说着话，时而小声，时而开怀大笑。按当时村里的习俗，吃饭时小孩子是不能上桌的，我就在边上好奇地观察着官福叔。每次吃完饭，官福叔必定会留下两毛钱和一两粮票。多年后，接替父亲担任村里治保主任的叔叔回忆说，很难遇到官福叔和我父亲那种纯粹的关系了。我知道，这里面有父亲的人品和官福叔的厚德。

许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坟头早已芳草萋萋，那辆在官福叔帮助下买到的木料所打造的架子车也已闲置不用了。但每次回老家看到这辆架子车，我就会想起那次县城之行，尤其是一根麻绳、两辆自行车和3个嫌疑人的细节。

这个细节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老一辈公安人包括当过治保主任的父亲，他们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风貌。这种朴素的精神可以穿越时空，不论岁月更迭。

父辈精神引领我前行

是机缘，也是自己的努力，我退伍后进了当地公安局，成了一名人民警察。

我上班第三天，当时已退休在家的官福叔听说后专门来单位看我，并邀我去他家做客。

我张皇失措，不知自己何德何能竟有这种殊荣和待遇。官福叔是稷山县第一批公安人，他是1949年3月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公安，亲历、参与镇压了稷山那次轰动全国的“反革命政变”；参与侦办了横跨运城7个县的稷山县清河三交系列盗窃粮食案，还有其他一系列大案要案；4次被评为县地两级先进工作者……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他的身上有太多耀眼的光环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历任县领导都敬重他，称他为“老革命”“老功臣”。

在以后的公安工作中，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疏忽。我们眼下是在宽敞明亮的大楼办公，外出办案坐的是警车，办公桌上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各种警用装备应有尽有……同官福叔和父亲他们那个麻绳、自行车的年代相比，不知要好多少倍。

如今我参加公安工作也满30年了，前有车，后有辙，不论做人还是做事，我工作上从来不敢偷懒，“吃苦耐劳，冲锋在前”是我的座右铭。因为喜欢写作，我在工作中，以笔作枪，辛勤耕耘，用心血和热情讴歌警察，鞭挞邪恶。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我曾主动请缨跟随一位老民警奔赴吕梁山腹地，漫山遍野寻找一位失踪的哑女；也曾于深更半夜盯守在寒冷的峨嵋岭上，蹲在女法医身旁等待解剖结果；还跟随全国“百佳刑警”深入云南边陲，采访抓捕婚姻诈骗嫌疑人，和战友南下广州成功解救回4名传销女孩……岁月中经历的酸甜苦辣、危险艰难、眼泪汗水，我还可以讲出许多。但是，时光宝盒里的那一辆架子车是怎么来的，官福叔和我父亲之间的深情，用自行车和麻绳押解嫌疑人、徒步几十里下乡办案的故事，在岁月的打磨下，越发熠熠生辉，引领着我忠诚奉献，勇于担当，不断前行。

王二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