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打运城》到《血战运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我们深感自己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我不由得想起父亲70岁时创作长篇纪实小说《血战运城》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根据运城地委安排，父亲李逸民和运城作家义夫、草章、王西兰共同创作了八集电视连续剧《三打运城》的剧本。运城地区电视台拍摄完成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受到各界好评，获得华北地区电视艺术二等奖。

1992年父亲离休了，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写了几十年小说，碰到创作素材，往往从写小说的角度思考。当年参与编创《三打运城》电视剧，搜集到了不少素材，由于电视剧的表现特点，不能尽其所用，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萌生了写长篇纪实小说的念头。

但父亲迟迟未能动笔，原因是他对自己的想法又产生了质疑：当今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写老掉牙的解放战争题材小说，还有人看吗？加之离休后深感步入老境，接触人和事的机会少了，记忆力和精力骤然衰退，偶尔提笔，不是忘词就是忘字。想想这些，他索性封笔，心想就安安静静度晚年吧。

1998年春天，父亲突然收到著名老作家马烽寄来一本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这本书里还收录一部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都是他离休后的新作。

马烽同志当年已年近八旬，身体有病，尚能笔耕不辍，同他相比，何敢谈老！

马老这种老当益壮的精神点燃了父亲创作的激情，父亲于是决定重新提笔。

写什么呢？思前想后的结果，又回到原来萌发的念头——用长篇小说形式，再现当年解放运城那段血与火交织的生活……

1947年我军攻打运城，父亲时年18岁，是运城师范学生。那时身居城内虽不摸敌人内幕，可是敌人如何步步退守、驻军同地方势力如何角斗火拼，特别是溃败前抓伕拉差修补城墙的狼狈相，他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不少，对敌人色厉而内荏的虚弱本质，有一定的生活实感。

再就是参与编创电视剧时，父亲采访过不少当年攻打运城的老同志，又仔细翻阅了大量关于我军攻打运城的历史资料，因而对攻打运城的时代背景、敌我双方战略部署及三次攻打的整个过程，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把握和认识。

电视剧编创在前，动笔写小说在后，如果驾轻就熟顺电视剧的结构写下去，省力是省力，但会成为电视剧的翻版，就没意思了。为了出点新意，于是他重新构思，另选角度写小说。

《三打运城》电视剧重在写攻打，场面和情节比较集中，小说《血战运城》与电视剧不同的是，场景铺排更广阔，不孤立写攻打，把攻打运城放在晋南战役大背景上全方位来展现。晋南战役是攻打运城的前奏，解放运城又是晋南战役胜利的基本终结，二者息息相关。

晋南战役和攻打运城，我军先后投入三个纵队和一个独立旅，加上太岳军区地方部队，总兵力约八万之众。小说只着力写了一个团。经过艺术概括和典型化的这个团，并非实指哪个具体番号的部队，它是我军在晋南战役中八万之众的缩影。

这个团从团长高峰、营长李勇、连长陈永春、排长王大康、班长张小奎直至战士何保、高满囤、赵光亮等，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在生活中情同手足，保护群众利益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种精神和品德，可以说是我军集体形象和阶级共性的写照。

我军官兵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既有胜利后的喜悦，也有受挫后的苦恼，他们既是钢铁般的革命战士，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个体，他们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这些侧面和细节，父亲都刻意涉笔，旨在把他们的形象描绘得真实生动而又可信。

《血战运城》是纪实小说。小说可以虚构和艺术概括，但纪实不能有悖特定历史。父亲曾说，纪实性小说一般的写作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不求真有，但求会有。因此在创作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三次攻打的整个过程力求真实准确，绝不无中生有。

我军高级指挥陈赓、王新亭、王震及旅长黄定基、王墉等形象，都是在尊重其性格真实的前提下略有艺术加工，且沿用其真名实姓。

小说对敌人的揭露也立足真实原则，力避“脸谱化”和表象化。当年敌人坚守运城是经过充分策划和准备的，很是骄横猖狂！胡宗南的驻军同阎锡山“二战区”地方势力虽有重重矛盾，驻军之间为保存实力也在明争暗斗，但他们“反共”的本性是一致的。据此，书中写了敌人两任城防司令罗广文、覃春芳和团长安执中、雷文清（雷哼哼）以及三个专员谢克俭、朱一民、侯家藩之间既勾结又互斗的复杂且微妙的关系。这些反面人物也是在其生活原型基础上给予艺术加工，仍用真名实姓。

三打运城，历时八个多月，最终运城解放离不开运城人民乃至太岳老区父老乡亲的无私支援。为再现当年的军民鱼水情，为展示人民群众对解放运城的期盼和渴望，在“支前”的群体中，小说集中描绘了羊村农会主席张栓老汉一家人在三打运城中的奉献、遭遇和悲欢离合。张栓老汉三个儿子为解放运城一死一伤一个正式参军。张栓老汉一家人付出的代价，可视为解放运城牺牲的三千多位烈士的家属代表。

《血战运城》从1998年5月动笔，到1999年父亲七十周岁时写完初稿，2000年6月修改完成，2001年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部52万字的长篇，虽是小说，却是纪实性的，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该书问世后受到好评，市委特意举行了首发座谈会，有关领导评价这是一部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同年该书还获得“北京伯乐文学奖”。

父亲曾说，我写这部小说的动因，毋庸讳言带有功利色彩，就是希望我们活着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后代，在幸福温馨的生活中，切勿忘记当年为赢得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话不会过时。

（运城市文联副主席 李国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