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东门外马子明家中的地下交通站

汾河从晋北下来，横穿晋西南新绛、稷山、河津三县（市），其中在稷山县过境25公里，也在稷山给人们留下了多多的故事。

1945年的一个秋夜，汾河岸边的稷山县下迪乡马家巷村突然响起了“呯、呯”的枪声，驻扎在附近的阎锡山匪军乱作一团。原来是被看押的共产党员曹海德越狱了。曹海德是中共稷河武工队指导员，从河津一路过来，潜伏在稷山县西店头村岳父家，不幸被敌人发现抓捕，关在马家巷村一财主家的四合院里。当夜曹乘看守不备，撬坏窗户，翻墙出院，钻进了玉茭地里逃跑，敌人纠集人马四处追捕，始终没能找到。

曹海德逃到那里去了？事后得知，曹指导员当时沿着汾河边北坡一溜，先和合村、下迪村，又穿过了坡西村的老龙湾，避开敌人炮楼岗哨，跑到了稷山县城东门外马子明家。他一路奔走，甚感疲惫，在马家吃罢饭，又悠悠地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马家从大面瓫底摸出了几块大洋为他备好盘缠，将他化装成商人，他大摇大摆地混入出城人流，顺利返回北山深处的马家沟县委驻地。

1943年，中共乡吉地委书记廉怀德担负着省委交给的重任，领导晋西南这片的县委工作。这年冬天，他来到了稷山县，找到居住在县城东门外的地下党马子明家中。由于稷山位于附近各县的中心位置，商贾云集，铺面林立，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在这里买卖乡宁山上下来的山货、黄河过来的陕货，还有从杨赵河运过来的京货，地理位置较好，方便地下工作人员出入。经过地委研究决定，将乡宁、河津、万荣等县这一片党的交通站设在马子明家中。

这个交通站选址是真好，出了门就能看见县城东门楼上站岗的日本鬼子，大门口就是伪军的炮楼，住着一个班的士兵，看似最危险，其实最安全。

马子明出生于1915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小学文化程度，曾在新绛纱厂当过会计员，1944年春担任共产党稷山城东区委书记，他和妻子鲍改花及三个男孩一家人，担负着新绛、吉县、万泉到洪赵根据地三条线路来往的党组织工作人员的交通站任务，他们家也成为当时的乡吉地委在这一带的地下交通枢纽和活动点。乡吉地委书记廉怀德就住在马家，名义上是门口“老马粉坊”的小工，实际上是党在晋西南的主要领导。马子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接待着南来北往的战友，传递各地联络点送来的秘密情报，转达和传递党组织的精神和文件。

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马子明废寝忘食地为党工作，年长日久患上严重的肾病，但他继续拖着佝偻的身躯，黙黙为党工作着。他的3个孩子，老大马从龙，离休前系临汾市乡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次子马玉龙；老三叫马化龙，退休前为稷山县纪委副书记。老马身体确实顶不住的时候，便让当时年仅十几岁的大儿子替他翻山越岭送情报。

马子明的妻子鲍改花，虽没什么文化，但她却知丈夫做地下工作的艰辛和危险，和全家人一道给了丈夫事业最大的支持。鲍改花思想进步、勤劳朴实、为人耿直，在当地颇有人气。她在家料理家务，上地勤于农事，一有空就纺线织布。遇到党组织来人，她就抱着两岁多的老三化龙坐在门口石头上，以做针线活为掩护，为组织来的人放哨。日子久了，同志们都把她当成亲人，连****、机密文件也都交给她保管。

有次，廉怀德书记开玩笑地问她：“要是敌人把你抓住了，我们的脑袋就全没了。”鲍改花微微一笑，斩钉截铁地说：“这你们放心。要杀要剐就是我一个，不会连累你们，只要你们赶跑日本鬼子，死我也甘心！”

鲍改花记忆力超强，把党组织交给的情报或信件，捻成纸团塞进自家饭厦的土坯墙缝，用坷垃堵严，该谁来接头就取出来交给谁，从未出过差错。有一次，时任河津县委书记高峰等3个人过来取了情报，她还不放心，又给他们弄了辆独轮推车，配上做买卖用的秤，乔装打扮成商人。

马从龙替父亲干交通站交通员的时候才14岁，黑夜跑路有些害怕，父母亲便鼓励他，在头上戴个竹筐，带把镰刀，马从龙的胆子慢慢大起来，接替马子明干了很多工作。

有一次，稷山清河村地下党的联络人杨智，挑着两个筐子，从清河村走到县城汾河南的苑曲村，遭盘查时暴露了身份。杨智急中生智，扔掉筐子，跳进汾河，钻入水中得以脱身。上了岸，他直奔东关交通站接头。趁着浓雾，马家人从容地将他转移到安全地方。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疯狂地对共产党进行屠杀，他们将稷山城团团包围，组织决定避其锋芒，安排地下党撤退。廉怀德随即派马子明长子马从龙，趁乱时混进城里通知潜伏在敌匪据点里的我党地下党员马思恭撤离。马思恭连夜想办法上了城墙，然后溜下来，从东关交通站带上组织给他准备的**和**。鲍改花让马从龙拿上筐子和镰刀，装上牲口吃的青草做掩护，安全地送马思恭渡过汾河，顺利找到党组织。

东关交通站设立数年间，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没有出现过一起差错。

马子明后随地委转移到太岳地区，却因患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31岁。

安新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