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效椿，用一生诠释信仰的人

松杉苍苍，花木葱郁。坐落于合肥西郊、蜀山东麓的合肥蜀山烈士陵园，如今已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国家和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杨效椿烈士的骨灰就安葬在这里。肃然浑厚的墓碑上镌刻着中共中央原副主席李德生同志题词：共产党员的楷模。

杨效椿，1911年出生于万荣县薛村沟一个普通农家。恪守耕读传家、崇尚儒家文化的杨家，对于这位天资聪明的家中长子寄予厚望，倾尽所有供其读书。他在当地读私塾，到县城读完小，17岁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从教万泉女子学校，不久接任校长，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辞去校长职务，瞒着家人到太谷县动委会参加抗日工作。11月，他结伴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考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政治和军事。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奉命提前毕业，被分派到鄂豫皖区委工作。他历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营教导员，新八团和淮西独立团政委、中心县委书记，华野十二纵第三十四旅政治部主任，淮南支队司令员、路西地委书记，江淮军区第四分区政委等。解放后历任巢湖地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中共合肥市委书记，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76年10月3日，他在合肥逝世。

四十五年间，缅怀烈士的干部群众从未间断过，人们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忘记这位曾经的沙场骁将、人民公仆。

四十五年来，烈士用信仰、情怀与品格铸就的精神丰碑，依然高高矗立在千百万人心中；烈士用生命、智慧和心血书写的奋斗故事，依然被人们广为传颂着……

干革命出生入死

抗战时期，日军为掠夺淮南煤矿资源，在津浦铁路沿线驻守重兵，严密布防；炎刘庙、保义集、西埠湖一带又被国民党顽军控制。这里壕沟纵横，碉堡林立，敌我势力犬牙交错、斗争形势复杂险恶。他率领的游击队伍，远离大部队，在敌对势力夹缝中生存和发展，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而他总是临危不惧，能够出奇制胜。1938年11月，他率部在桃溪镇截击日军运输车，缴获钞票二十多万元；在谢家河袭击日军汽艇三艘；昼伏夜出，袭扰日寇，搅得六安县城守军不得安宁；团结争取国民党专员盛子瑾联合抗日走向进步，从日军手中收复六安城。1939年5月他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不久升任新八团政委，几经艰苦作战，从敌人手里夺回定远、凤阳和怀远三县并建立起县、区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月，率部开赴肥东，打退土顽杜学玉的进攻，毙伤400余人；7月，开赴凤阳、定远交界的永康、靠山两镇，奋战两个多月，打垮伪军两个团，重新恢复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6月，他奉新四军二师首长之命，率部挺进淮西，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历经4个月战斗，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摧毁寿县庄墓桥以南国民党顽固派政权，一举打开了淮西地区的抗战局面。1942年，建立寿（县）东南办事处，成立淮西独立团，他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在日、伪、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不惧艰险，不怕牺牲，率部英勇作战，驰骋于北起淮河、南起吴山庙及合肥四十里铺、东到淮南铁路、西至瓦埠湖滨的大片区域，创建了淮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他率领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壮大，他也成了淮西地区威震敌胆、家喻户晓的抗日骁将。

解放战争初期，淮南根据地陷于敌手。我部队两进淮宝皆因环境险恶而受挫，无以立足，损失很大。时任华野十二纵34旅政治部主任的他，再次临危受命，于1947年1月率领1个营和部分地方干部继续挺进淮宝。经过3个月的殊死拼杀，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建立了前进基地，受到了华东军区通令嘉奖。5月，淮南工委和淮南支队成立，他任司令员，率部先后攻克涂沟镇、银集、闵桥等地，建立了4个区级革命政权，接着奔赴泗县、盱眙边缘，建立长淮、铁太两个区级革命政权，控制了三百里湖滩，解决了部队的粮源、财源和兵源问题。11月，他率部先后攻克东阳、大通、永丰等镇，粉碎敌人重兵“清剿”，到年底相继建立了高宝、天长、盱眙等5个县级革命政权。1948年年初，华野十二纵三十四旅与淮南支队会合，加快收复淮南根据地的进程。他率部攻打国民党军控制的中心据点铜城，全歼守敌800余人；转战十里长山，迎战国民党军三个团的大规模“清剿”，俘敌300余人。三战三捷，切断了盱天、盱六、盱嘉公路，控制了三河、淮河水运线，使淮南、淮北、淮宝连成一片，直指津浦铁路，逼近长江防线，极大地震撼了南京。恼羞成怒的国民党调集13个团兵力和地方保安队，分四路大举“清剿”。时任路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杨效椿，率部2000余人开展“百日反清剿”，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7月底路西根据地基本恢复，所辖各县相继成立县委、县政府和县总队，淮南全境解放。

他率领的队伍与淮西人民之间情谊深厚。他无论走到哪里，见到老百姓总是主动上前，热情招呼，问寒问暖；相遇文化人，不仅谈古论今，还宣讲全民抗战道理。

他带领干部战士白天帮老乡干活，夜晚宿营在村外。“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朔风冷雨，天寒地冻，几百人的队伍常常避雨大树底下，散宿芦柴堆里，“持枪倚枕到天明”，坚持不进户，不扰民，严格遵守群众纪律。部队每到一地，他都要亲自带队到村逐户巡访，发现缺粮户，就从缴获的粮食中给予救济；发现老乡生病，就派卫生员给予检查和治疗。部队每次转移，他总是派干部到每个驻地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确认没有遗留问题，才下令出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知道了“老杨头”，也认准了“杨支队”。反“扫荡”中，老乡们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当“向导”、送“情报”，白天用木盆将伤员送到芦苇荡隐蔽，晚上又接回家中喂饭换药。一位连长身负重伤，当地的一位大嫂将他救下，悉心治疗护理，直至其伤愈归队。

为人民鞠躬尽瘁

1949年6月，巢湖地区连降暴雨，水乡泽国，汪洋一片，长江破堤六百多米，近百万亩良田被淹。时任巢湖地委书记的他，亲自率领军民连续多日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洪水退去，他又深入重灾区乡村察看灾情，检查落实各项救灾举措。由于过度劳累，旧病发作，他不停地咳嗽、吐血，老百姓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许多人都情不自禁而落泪。

1962年5月，他平反复出后在省委领导下负责全省甄别工作。亟待甄别的案件数以万计，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亲自参加有影响的平反会议，主持制定各级干部生活补助标准，与安徽、上海等地的医疗单位联系安排部分重病干部的治疗问题。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下，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经过4个多月卓有成效的甄别工作，解放和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对于当时全省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合肥师范学院原副院长王郁昭，在他的提议下担任了全椒县革委会主任，工作中遇到困难，他专程赶到县上与其交谈、研究，给予支持和帮助，后来王郁昭担任地委书记、省长，成为改革开放中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功臣。对于著名作家陈登科，著名肺科专家许学受夫妇以及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杨效椿尽可能给予最大限度的政策保护和倾力帮助……

安徽沿江地区血吸虫病历来较为严重，直接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血防工作，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兴水利，填沟壑，整治人居环境，铲除钉螺滋生条件，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然而，“文革”中血防工作遭到干扰、破坏，导致疫情重新反弹，安徽钉螺分布面积增至九亿多平方米，之前的血防成果几乎前功尽弃，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再度受到威胁。1968年5月，杨效椿兼任安徽省血防领导小组组长，力主恢复各级血防领导小组，调回被下放血防人员，恢复和健全各级血防机构，动员全省卫生系统和驻皖部队组成医疗队支援血防工作。他不顾自己年近花甲、体弱多病，带领有关人员深入流行区域开展调研。那时农村交通不便，很多地方都没有公路，只能徒步，而且越是偏远的乡村，他越是要去。各重点区（县）、乡（镇）都出现过他的身影；许多地方崎岖的山路、泥泞的湖滩，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利用住院治疗的间隙，到菜子湖灭螺现场视察，还赶到宿松参加全省血防会议。1976年夏，他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肝腹水达两千毫升，却仍然抱病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他的领导下，安徽省钉螺分布面积下降了91.6%，血吸虫病人减少了63.2%，一批县（区、市）血防达标。

1974年1月，“文革”后期的淮南，形势依然让人揪心。一些人纠集在一起，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相呼应，兴风作浪，冲击市级机关，致使工作近乎瘫痪；破坏生产，导致矿区煤炭生产几乎停顿，上海市等地面临停电、停水危机，中央多次督促安徽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煤炭生产。省委先后两次派人到淮南，均未能解决。肝病复发正在住院治疗的杨效椿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主动向省委请缨，要求前往淮南。有些好心人劝他：“你是老病号，且又不分管工业，这个时候何必去冒这个险？”他感谢同志们的好意，但还是坚持带病出院工作。经省委同意，他匆匆调集几位助手，连夜带队奔赴淮南。一到淮南，就马不停蹄地带领市、矿主要领导同志深入矿区，耐心地对干部、职工进行宣传教育，鼓励广大矿工积极投入生产。他在病房里，一边打着吊针，一边和市、矿负责人研究工作。因病情不见好转，大家劝他回合肥治疗，他却断然谢绝，说：“这是战斗，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呢？”两个儿子从合肥赶到淮南探望，他不准他们待在身边，要他们到大通矿去和矿工们一道下井采煤，他说：“现在能多出一吨煤，对我都是最好的良药！”病情稍有好转，他就离开医院，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他这种鞠躬尽瘁、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鼓舞着淮南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市、矿党委领导下，淮南人民纷纷行动起来，维护社会治安，抵制坏人破坏。随着一些首恶分子受到严惩，混乱局势得以扭转，矿区煤炭产量逐月上升，当年任务全面完成，淮南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当公仆清廉守正

他在战争年代，经常穿着早已褪了色的旧军衣。当年挺进淮宝时丢了被子，他宁愿连续数月躺在稻草上盖着军大衣过夜，也不同意再做床新的军被。1951年秋，巢湖军分区经省军区批准，给每位首长做一件皮大衣，他说：“军分区政委是兼职，我不能要！”他婉言谢绝，就连军分区配给他的公文包也让人送了回去。

合肥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展览，邀请市领导出席开幕式。他到达后刚要进去，工作人员却将他拦住，说：“老同志，今天不对外开放，请你明天再来吧！”幸好被赶来入场的另一位市领导看到，这才解了围。那位工作人员看着他的背影，深怀敬意地说道：“真看不出，他就是新来的市委书记呀！”

他下基层，大都是在单位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吃。一次，到定远县调研，在县委招待所就餐，看到餐桌上摆了一桌菜，他硬是坚持只留两个，其余的让人全都端走。杨效椿作为省级领导，有着自己的怪脾气，地方设宴款待，他转身就走，带着随行人员到食堂去排队，常常为这事搞得人家颜面不挂，哭笑不得。身边的同志有时也会抱怨他不近人情，他却严肃地说：“我们是去干工作，不是去赴宴，不能给基层单位和同志们增负担啊！”

1974年春，安徽师大阜阳分校成立，他率有关同志前往祝贺。典礼结束后，来宾们在分校领导陪同下前往饭厅就餐。他看到一张张餐桌上的名酒佳肴，便转身走出饭厅。分校领导赶忙跟上去解释说：“咱这里教育落后，现在能办起这所大学是件喜事。为了祝贺，并答谢来宾，所以……”“所以就要大摆宴席？”他严肃地说，“要把学校办好，靠什么？就是要靠大家艰苦奋斗嘛。同志们，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省里也很穷，你们地区更穷，办任何事都要勤俭节约。希望你们能够坚持勤俭办学，用艰苦奋斗精神教书育人。”说完就去了学校办公室休息。随行的同志给他端来一碗面条、两个小菜，他这才露出笑容。

作为省级干部，行政事务机关按规定分配给他一套住房，楼下两间，楼上三间。他却把楼下两间让给了一位普通干部居住，自己一大家子人挤在楼上三间房里。有时家里来了亲友，晚上不得不打地铺，孩子们多次提出想要回楼下那两间房，他就是不同意。他说：“省直机关住房紧张，我们克服一下就能解决一户干部住房，这样不是很好吗？”他去世前，反复叮嘱孩子们：“我去世后，你们要尽快搬出去，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他去世后不久，子女们遵照他的遗嘱主动搬出原来住处，住进了普通住房。

他那住房里，硬是被一张餐桌、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橱、几张木床和一些凳椅之类的旧式家具塞得满满当当。和那个年代的普通人家一样，家里没有沙发、没有电视机。他家早年购置的两只樟木箱子，算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具了。行政事务机关的同志于心不忍，几次提出更换家具，都被他谢绝，最后只给他买了张棕床，可这买棕床的钱还是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了。

战争年代，他三次负伤，且患有肺结核，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致使抱病终身。他却一直未领取革命军人伤残证，自动放弃应享受的优抚待遇。他病重在南京住院，行政部门按规定寄去300元休养费，他出院后又给退了回来。他到寿县杨庙搞调研，救济军烈属和特困户花掉700多元，工作人员提出从公款中报销，他说：“这怎么行呢，公私要分明嘛！”他的冤案彻底平反，党籍、名誉、职级全部恢复后，按照省委规定理应获得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助，可他体谅国家困难，毅然决定放弃领取。他说：“补助就不要了！生活上的困难我杨效椿还能够克服。”

他担任过省、市级领导职务，按说为子女们办点事并不算难，即使自己不开口，但只要不反对，就会有人鞍前马后，争相帮忙。可他呢，5个孩子在上学、工作、任职等方面，从没沾过他一点儿光。他总是反复告诫子女们：“路要靠自己去闯。”

他在万荣老家的侄儿、外甥，那时生活也很困难，来安徽请求他帮助给找个工作。他总是说：党给自己的权力是要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是要自己搞特权、谋私利。“一人做官，鸡犬升天”不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与追求。他没有给予他们任何照顾，几位晚辈依然是一辈子当农民，生活在乡村。

他平时很少使用配备给自己的专车，每天上下班大都坚持步行。他的专车从来不准家人使用。女儿临产，希望用他的专车送一下，他把脸一沉，说：“老百姓家的媳妇、女儿临产怎么办？咱们不能搞特殊。可以找辆平板车送去医院嘛！”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公私分明，对公家财物要点滴不沾，防微杜渐。

缅先烈不忘初心

杨效椿是安徽省第一个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的地（市）委书记；第一个经过公推选举产生的省委领导同志；第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省级领导干部。

杨效椿的三个“第一”，浓缩了他坚守信仰的革命历程，诠释了他勤奋无私的公仆形象，展示了他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

笔者在搜集、核实、整理与书写本文过程中，曾被感动得几次双眸湿润，不得不稍事停顿。行文至此，拙稿初成，似乎可以释然。但是，笔者并没有感到轻松。此时此刻，掩卷长思，心绪依然不能平复。诚想，无数像杨效椿一样的先辈们，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出生入死，浴血沙场；为了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们一生节俭力行，克己奉公，即使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其享有的物质条件并不比今天中国普通百姓优裕。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他们在“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蒙受冤屈，仍然矢志不渝地探索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上的可行路径，为探索符合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富有牺牲精神的实践。

回眸今日之中国，正如先辈所愿，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已发展成为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展望今日之中国，正如先辈所愿，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用生命诠释信仰的共产党人、革命先辈们，精神不朽，信仰永存！

缅怀先烈的后人们，当以革命先贤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仼，奋力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