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则碑文管窥条山书院历史（下）

此次重修，工程浩大，不仅重修了书院，还解决了一个困扰书院已久的大问题。由于安邑城中一直没有公馆，所以新官到任，一直借书院作为临时公馆。官员家眷随从众多，“车马人夫多所蹂践”，这对书院的正常秩序造成很大影响；学生“迁移纷扰，旷日辍功”，根本不能正常读书学习。邑令秦恒炳再次和众乡绅商议，在县署东新建公馆一座。该馆宽宏壮丽，足以容纳官员家眷，书院再也不受其患，从此焕发出崭新生机。

六续膏火

条山书院自乾隆十年（1745）重建，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安邑高等小学堂，存续时间将近160年。

书院作为一种非官办的特殊教育机构，运营经费除个别由官府拨款外，主要来源是由私人筹措捐献。条山书院160年来如何维持运营？主要是靠“膏火”。“膏火”，本指夜间读书用的灯火，后代指维持书院等运行的费用。《安邑县志》所录的四则碑文，其中三则与“膏火”有关，详细记载了不同时期的三个县令为维持书院更好运行，积极筹措膏火的善举。其实，细读牛运震和秦恒炳的碑文，我们不难知道，自书院开办之日，便有了膏火的存在和赓续。仅从五则碑文中，我们至少可以得知条山书院六次延续膏火的情况。

第一次是在邑令佟濬建成书院后。佟濬提出倡议，号召绅士富商给书院捐献款项达“千金”之多，用这些款项和每年的息资作为“膏火费”，以维持书院运营。一位名叫杜登瀛的校官曾掌管书院事务，经营颇有成果。

第二次是在李本桪重修时。牛运震所作碑文中记载：“李君以循卓列记章，行将迁去，而犹汲汲为安邑书院。至割廉奉千金，则自此以往，无不振兴其文治，以蕲作人之盛可知也。”李本桪不仅没有因为自己即将调任他处，停止条山书院建设，而是十分急切操办书院事宜，并且从自己的廉奉银中拿出“千金”捐给书院，这无疑是一笔膏火费用。

第三次是在邑令秦恒炳重修条山书院后。在碑文最后他明确提出：“嗣是延明师，设膏火，种种事宜，犹望诸绅士善其后焉。是为记。”一县之长特地书写碑文并勒石以记，“诸绅士”不可能对“膏火”一事无动于衷。此次重修碑文虽未明确提及膏火具体情况，但应该是续了膏火的，至于是筹措捐款还是邑令拿出奉银，则另当别论。

第四次的膏火便有了十分详细的记载。在1991年版民国23年（1934）《安邑县志》中录有道光四年(1824)九月由邑令刘养锋撰写的《条山书院新设膏火碑记》，碑文记载秦恒炳重修条山书院后，书院焕然一新。县令刘养锋莅任安邑，为了继续前任的功绩，使安邑之士子学业不废，在“每岁山长修脯及生童奖赏诸费均取给于有司之俸廉”的情况下，亲自捐俸倡导县中读书知大体之士绅捐银，设立膏火。“余经营久之，乃集邑中读书知大体者倡首捐输，不足，余更筹款捐廉助之，而碧泉观察、斗山司马又各捐廉以赞成之。竭两载张罗，共得银五千两，分给当商生息。乃印册薄，开列条程，归之本邑绅士，俾经理焉”。从文中可知，经过两年张罗，共筹得五千两，他们将银子存放给了“当铺”，用以生息，从而使膏火更好延续。如果说，前三次膏火的筹措还比较粗放随意，缺乏管理，那么此次“新设膏火”则以碑文形式对膏火的来源、使用做了比较明确的记录，更加正规化。

第五次的膏火也有碑文记载。《安邑县志》中还录有道光七年（1827）九月由邑令周师撰写的《条山书院膏火碑记》。

碑文记述在秦恒炳、刘养锋二知县捐俸倡导捐银作为书院膏火后，周师莅任安邑，看到书院以前所筹的五千两银两仍不能满足书院之所需，又捐银一千两，并将所有六千两银付当行生息。即使如此，他仍有所顾虑，担心存放于当商处的银两被官府挪移。于是，在碑文中他用了较大篇幅来告诫当商杜绝此种行为：“大凡书院膏火，其为官挪移因而废弛者固多，而积久生弊，废弛于绅士之侵蚀者亦复不少。其始也，不过暂为通挪，继乃久假不归，则与废于官者何异。爰进当商而勖之日：此资本六千两既付汝等，责有攸归。假令汝等借用于官，是汝做人情于官也；借用于绅士，是汝做人情于绅士也。私做人情，擅用公项，必须汝等包赔，分毫不能亏短。务使官私永绝借贷之路，膏火用垂永远之经，此则余体秦、刘二公之意，成始期于成终也云尔。”邑令的“认真负责”让人钦佩，特将此段文字引出，以表对邑令周师的敬意。

第六次膏火比较特殊，它不是邑令自捐，也不是绅士募捐，而是军用“团练银”的余款拨入。此次膏火详情在《安邑县志》中也有收录，原碑《增定条山书院膏火碑记》刊立于同治十ー年（1872）九月，邑令陶汝霖撰文。碑文叙述邑令陶汝霖为使书院维持日久，于同治十一年（1872），将办团余银二千两、钱二千四百九十五串拨归书院。先后共集银八千两、钱二千四百九十五串，俱发当商钱行生息，膏火愈充，土林咸感欣慰。

为什么会将“团练银”拨入书院？原来，书院虽然有前任刘公、周公等设立的膏火费用，但依然“生息有数，展布无从，经理者惟日久相仍，而膏火未裕，奖赏不优，诸生童往往时课时止，意殊不甚踊跃。至一切乡会路仪、中选花红，则概无少许资助，尤为邑中缺典”。邑令陶汝霖上任伊始，即“留意及此”。但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之时，“时际艰难，官民交困，欲倡议捐助而势有不可。姑迟之久，未尝置一词”。因“匪患”猖獗，各地官绅依照上级指示举行团练，并筹集团练银。团练银暂时不用的，也存于钱行生息，作为防御费用。后来，“流匪渐次肃清，奉文停止团练，息此积于无用。诚恐日后经理不慎，将有借公营私、挪移侵蠹者情弊，因思偃武之后，莫若修文，不妨以时变通而两用之。爰邀集邑绅刘公隩同等公议将此项每年息钱拨人入书院，用增膏火奖赏，并酌给乡会试路仪以及中式入选花红等费；嗣后万一遇有军需，仍将上数款暂行停止，复以此息用充团练；一俟军务告竣，依旧归作上数款开销。如此，则息有所归，无积而不散之财，不惟免异日官绅侵渔，即肄业诸生童亦借此加意奋勉，蒸蒸日上，庶文教于焉作兴，而武备亦不至废弛矣”。

以上是笔者根据手头能见到的几则碑文整理的条山书院三次重修、六次延续膏火的情况。由于资料有限，可能挂一漏万。但仅从这几则碑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几位邑令对书院的重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安邑文化振兴倾注的感情。

正因他们的有所作为，书院条件完备、膏火充足，才得以生存，得以发展，得以坚持到清代末年教育制度变革之时。正因有了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奉献，安邑的文脉才得以薪火相传，得以繁荣发展。

梁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