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在乡土的蒲剧记忆_李耀岗

蒲剧又称蒲州梆子，算是比较古老的民间戏曲形式，得名于晋南的蒲州。晋南和陕西渭南一带的人都爱听蒲剧。我对蒲剧存有好感是因为蒲剧点缀了小时候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丰富了童年对世间美好的向往。蒲剧像走在乡间婀娜多姿的村姑，优雅靓丽、乐声宜人，让人忍不住回望和怜爱。在我看来，蒲剧比秦腔稍加委婉，比眉户略显粗犷，奔放、热烈而又不失细腻、柔美，念白诙谐幽默，方言土语尽入戏词，有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晋南是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历史悠久，文明起源早，乡民世代崇尚耕读传家，文化底蕴深厚，蒲剧经过晋南水土的传承、浸润，曲目繁多，韵味绵长。飘荡在乡村上空的蒲剧滋润了家乡人民的乡土生活，融进了晋南人的乡音之中。

我不太懂戏曲，对蒲剧也没有研究，但我父辈以上的老辈人对蒲剧如痴如醉，谁都能来上几段，以前村巷闹家戏，好像人人都能扮角登台表演，人人都有专属的角色。家戏、清唱属于自娱自乐，乡民们对蒲剧最隆重的追捧，还是在村里请戏、唱戏。我们村是方圆一带的大村，村名汉薛，村人好戏、懂戏、痴戏，每逢古会、年节和丰年都要请戏班在村里唱上几天。小时候，村里的广播上总是没完没了地播放蒲剧选段，王秀兰、任跟心、武俊英、吉有芳、景雪变的唱腔时常响起，不知不觉间已刻录进岁月的烟尘，飘荡在乡村的日子里，成为散落在我记忆中的发光碎片，似乎偶然间闸门露出缝隙，便会有蒲剧的音乐流淌出来，咿咿呀呀，唔唔啊啊，将你牵回到那些简单而明快的日子，那些有乡土情怀的快乐之中。

解放初，我们村里的人口就达到了四五千口，那时候号称“九井、八池、十二关门、大爷村”。九井，是村里有九口深井，一个村有九口深井在当时是了不得的成就，要知道在万荣县东的峨嵋岭上打一口深井，需要人工往地下深处挖几百米，最深可达五百多米，工程巨大，质量要求高，水脉不定，令人不敢轻易触及。八池，就是村里有八口涝池，这也是极费人力的大事。十二关门，是旧社会村里巡夜打更守卫的防护工程，类似于城门。一个自然村建有十二道关门，那气魄不亚于一座小规模的城池。大爷村，是以前村中寺庙供奉的神，统称为“爷”，据说是因为村里的寺庙山门两边站立着一对特大门神塑像，远近闻名，所以得了“大爷村”的名号。听老辈人说，原来村里的老戏台的台柱子上还有清朝乾隆年间村里出的一位翰林写的对联：

当满场袍笏为君子到底便宜；

设多种机关看小人如何结局。

爱憎直白，善恶分明，这就是乡人的性格。以前村里唱戏时，演奸臣陷害忠良、后母虐待继子的演员，演完没卸装轻易不敢出后台的，入戏太深的老乡保不齐会脱了鞋追打。他们爱戏的热情比起现在年轻人追星的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村里唱戏，各家各户早早地就在戏台下占好位置，把家里的条凳、杌子楔在地上，然后捎信给邻近的亲戚来家里住下，看几天戏。看戏看角，以前人们的“追星”不逊于现在的年轻人。我祖父常说当年有名角王存才，男扮女装演旦角，名震晋陕甘一带，当时社会流传有：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挂画》中的旦角唱腔华丽，肢体表演又几近于杂技，演出有较高的难度，一个看似简单的折子戏却能反映演员的功力。与晋南人爱蒲剧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们村戏风浓厚，远近闻名，要是村里请了台好戏，整个村子会万人空巷前去捧场，村里的好房子腾给剧团住，好饭做给演员吃，像大家族待客一样招待给村里带来精神享受的人。蒲剧的魅力可见一斑。

我们村位于县东，以前属万泉，后来为万荣。万荣人好胜、争气、乐观，这里的地理条件不算优越，但民风淳朴，重视文教。以前晋南人常说，“上了埝牛坡，秀才比驴多”，说的就是万荣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对文化的尊重也由来已久，所以来村里唱戏的剧团、班子多，来村里唱过戏的蒲剧名角也多。听村里老人讲，有一年晋南专区蒲剧团到汉薛村会演，全晋南的蒲剧名演员都到齐了。有王秀兰、阎逢春、杨虎山、张庆奎（艺名十三红）、筱媛娜等，角儿好，大牌多，表演的剧目也多，演出空前绝后，村里人算是过足了戏瘾。我父亲常常回忆当年的壮观场面，说有王秀兰的《破洪洲》《窦娥冤》《燕燕》《杀狗》，阎逢春的《薛刚反朝》，十三红的《秦琼观阵》《三家店》，筱媛娜的《三上轿》等等。那时候，农民白天干了一天农活，晚上再乏再累，顾不上吃饭，拿着馍馍就坐到台下看戏，唱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第二天接着下地干活两不耽搁。据说，当时有个角可能唱累了，表演不卖力，正好白天赶车的老百姓路过戏台，看见他在一旁闲站着，就故意抽了牛一鞭子，顺口说道：让你懒得不走，像×××唱戏一样。唱戏的当然听到了，知道这村里的人不好糊弄，晚上的戏就格外卖力。

吾乡人好戏不假，对戏的挑剔也是有了名的。解放初期，来汉薛村唱戏的当时有名的戏班很多。据说，有一晚，一个名剧团把戏唱错了，唱的不是点的戏。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晚的演员不齐，才临时换了剧目，但看戏的群众不知道，剧团也没有及时通知，以为村里人随便唱啥都能对付过去。结果，晚上大家是看了海报来看指定的剧目，一看唱的不对，心里就犯嘀咕，台下嗡嗡嘤嘤开始议论。有时候，不怕坏事，就怕坏事都往一起凑，用乡人的话说就是，“不想咋样，偏偏咋样”。以前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唱戏都挂汽灯。那一晚上，剧团点的汽灯，总是出毛病，明明灭灭，修修停停，戏唱不成样子。戏迷的情绪渐渐就躁了，有年轻一点的开始往台上扔杂物发泄不满，戏就唱不下去了，后来剧团的武生干脆和村里的青年人打起来了，演出变成混战，戏剧变成闹剧。事情一闹大，村官们就出面了，先是收拾了闹事的年轻人，然后商议半天决定罚剧团当晚唱个通宵，就一直唱到天亮。万荣人太争气了，哪有唱戏唱一宿的，后来这个剧团把汉薛村给告了，把情况反映到万荣县政府，临走还在戏台的墙上留言：誓死不到汉薛唱戏。这个花絮虽上不得台面，但从侧面也反映了村里人对戏的认真和狂热。那时万荣县还流传一种说法：汉薛村戏难唱，唱不好就倒灶，唱好了就能红。一个村子的蒲剧氛围，在那时叫响的文化品牌完全仰仗于众乡亲们对蒲剧的一片热爱，他们因爱而痴狂，听戏、学戏，也用蒲剧教化后人，蒲剧调和了他们的生活，也滋润了他们的岁月。听老人们回顾过去，谈论村里人的蒲剧情怀，我忽然觉得村里舞台之于蒲剧，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香港红馆和台北小巨蛋之于流行歌坛的感觉。戏要演给懂戏的人。蒲剧属于乡土气息浓厚的剧种，走进乡土，融于乡土，有泥土的共鸣，才能焕发它生命的活力，也许这正是一个村庄与蒲剧的情结所在。

因为村子大，人又爱戏如命，只有蒲剧才能让他们听得三月不知肉味，所以每当村里来蒲剧团时，整个村像是在办一场喜事，有力的出力，有物的出物。以前老戏台拆了，新舞台没有落成之间的空当，每当唱戏时需要临时搭台，各家各户就把自家大车门的门板拆下给村里搭台。碰到唱戏需要，平时再舍不得的人家此刻都慷慨起来了，谁都愿意让你用自家的门板，能为村里唱戏出力总归是件光荣的事。村里戏风浓厚，愿意来唱戏的班子剧团就多，一来在汉薛村一唱就红，二来收入也可观。不过，当时我们这些小孩从来没有票，都是随便跟个大人就混进去了。我们小的时候，王秀兰是当时唱蒲剧最红的旦角，她来过村里好几次。村里新舞台落成后，第一场戏就请到王秀兰所在的剧团。王秀兰《表花》等好多剧目都唱得完美无瑕，是那个时候的大众偶像，小时候我们家里的炕墙上就常年贴着王秀兰的剧照。后来，武俊英等名角都来村唱过戏，武俊英的《苏三起解》令我印象深刻。每到村里唱戏，村街上就贴满了彩纸彩笔书写的巨幅海报，晚上台上唱戏，台下做小生意的、卖小吃食的都赶来凑热闹，远近的亲戚也来家里走动。相较于平日简单清苦的生活，村里唱大戏就是全村人的节日，当然也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节日。

那时候，戏曲深入人心，小时候的玩伴中有人能唱好多戏文。记得有个鼻涕溜溜的小子居然可以完整地唱完《徐策跑城》，老生的长须就用玉米须子代替，学得惟妙惟肖。还有的女孩子，用围巾当水袖，姿态优美，如台上长袖善舞的青衣小旦。而我更喜欢看武戏，好多男孩子都这样，愿意看有人在台上刀枪剑戟、闪转腾挪。印象最深刻的武戏是临汾蒲剧团在村里演的武戏《大闹天宫》，那真叫一个绝！从龙宫探宝到大闹天庭，演猴子的演员打得戏服湿透，我看得神魂颠倒。我有印象的蒲剧还有《打渔杀家》《舍饭》《挂画》《麟骨床》等等，名演员有王天明、阎逢春等，那时，我对蒲剧并不甚喜欢，但喜欢村里唱大戏的那种万人空巷的氛围和台上台下的那种不可复制的热闹。我没见过唱不好有人往台上扔杂物的时候，倒是见过唱得卖力的剧团，庄稼汉子雨点般地往台上扔香烟，单根的、半盒的、整盒的都有，还有绸缎和糖果。有时候，台下扔了一波次，收拾完了，台下又接着扔。香烟就是他们手中的鲜花，表达的都是满心的敬意。还有一个规矩是为满一岁的小孩打个花脸，就是让后台的化装师为小孩子扮个花脸，据说这样吉利，可保孩子平安，反正热闹的事、好事，都要放在唱戏的时候表达，因为有戏的日子就是大家共同的节日。

漂泊在异乡的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真正看过一场蒲剧了，我知道它始终离我并不遥远，它的衣衫鬓影、绛袍皂靴、唱念身段、梆鼓锣钹，都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只要有一丝蒲剧的响动都能打动我敏感的神经。似乎我也一直在等着它来唤醒着什么，一段记忆抑或是一段隐约的乡愁。我相信那些散落在乡土之中的蒲剧记忆，只需要在某个特别的时刻就会立刻泛滥成一片汪洋，汹涌而来，一念之间，万水千山。前些年春节期间回乡，村里年轻人集资请戏，冬天冰冷的台下仅有寥寥数人看戏，虽然蒲剧能聚拢而来的热度似乎已经大不如前，但于我来说，它依然是亲切的、多情的、缠绵的，无可替代，也许繁华散尽，依然流淌的才是它的精髓所在，这或许正是它能够不断焕发活力的理由。

蒲剧生长于晋南这一方水土，唱的是我们祖先不绝于缕的音韵和想要语寄后人的念念情怀，我虽不谙其中要义，但每当听到梆子铜锣响起时，依然还能感动于那曾经稔熟的音乐。它既然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回响和传唱，就不应该轻易地成为孤独的绝响，它依然有其生长的土壤和传承的理由。关于乡村的蒲剧记忆，来自乡土，也隐没于乡土，我对其辄有繁言，却也怕妄说了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