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关公信仰是怎样形成的？

《三国演义》是经典名著，“桃园结义”精彩纷呈，刘备、关羽、张飞都广受后人的爱戴。不过，有个问题，为什么关羽死后的地位超过了刘备和张飞，如此崇高，成为神明呢？荷兰汉学家田海，现为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有部著作《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层层剖析了“关公信仰”的形成过程。

田海认为，关公信仰自10世纪晚期11世纪初期就开始在北方流行，远在三国故事成为主流的叙事传统之前。我们现在都以为，是《三国演义》让关羽形象深入人心，但是，《三国演义》里关羽的描写实际上受到了早期关公信仰的很多影响。关羽勇武过人，忠肝义胆，最后却死于非命。关公信仰的早期流行，与佛教的报应观有关，关羽被当作玉泉寺的伽蓝神。关羽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他的出生地。山西解州是盐商汇聚之处，这些商人行脚各地，安危难保，而关羽的胆识、武力和忠勇受人钦佩。相同籍贯是天然的凝聚力，于是盐商们就把关羽当作了保护神，北方的关公信仰以玉泉寺和解州为中心，逐渐形成蔓延之势。后来，我们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尊奉关羽，关公信仰进一步呈扩散趋势。

田海认为，关公崇拜兴于民间，所以，他的研究重心是口述传统，以及从口头文化转化为文本资料的大量证据。田海说：“本书不仅是对关公信仰本身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口头文化在一个文字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世界中如何保持其巨大影响力的研究。”该书资料翔实，涉及大量的华人口述、戏剧表演和宗教经文，以及一些个体化的奇闻逸事，在这些戏剧化的故事中，关公崇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恢复这些故事，以便进一步理解在共同历史背景中被建构的地方认同。”田海如是说。

就田海认定的研究主旨，这项写作完成的任务挺好。田海阐述了关羽如何成为戏剧行业神、雨神、财神等神灵，继续描写了关羽庇护子民的各种神迹，以及关公信仰从北方向南方传播，最后成为真正的国民信仰的过程。梳理的轨迹清晰有条理，材料也很充分。田海强调，与关公信仰传播相伴随的商贸活动，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另外，田海注意到了，在关公信仰流播过程中南方士人的推动作用。这些知识分子的叙事文本，让武人关羽成为了熟读《春秋》的儒将，进一步缔造了关羽的神话。

田海抓住的这两个重点精准明确，揭示了关公信仰深植于我们的国民性之中。关羽的品格、气质和道德观念符合传统，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因此关公崇拜的扩散在民间容易推广。但是，该书也有疏漏之处。比如，没有谈及关公崇拜在海外华人圈的盛行，也就是说，田海对于关公崇拜所意味着的价值观的内核与凝聚力认识仍然不够，他更多注意的是信仰观念的形成过程本身。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关公崇拜起初兴起在民间，但是，它之所以能如此大规模，与朝廷的态度是大有干系的，这一点完全不提，是不应该的。

早期关公信仰在民间，仍是星星点点，真正的兴盛是在南宋时期。为什么在这时候呢？

南宋一朝，偏安一隅，与蜀汉心有戚然。元明以降，汉室危摇，君主渴求忠义的属臣。关羽是被选中的“天命之子”。事关“汉室正统”之辩。陈寿以曹魏为正统，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以蜀为正统；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以魏为正统，而南宋朱熹等人又极力主张蜀汉正统。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进一步强化了“拥刘反曹”的观念，从情节的设置、史料的运用、人物的塑造乃至个别词句都作了人为修改，格外青睐关羽，就是要突出“忠义”。罗贯中说三国，旗帜鲜明，拥刘反曹，流行至今。

关羽的形象为统治者青睐。明朝时，多次举行国家祭祀，万历帝赐予关羽“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这个称号的道教色彩鲜明。满清入关据说因熟读《三国志演义》而得用兵之道。有清一代，极重礼义。乾隆帝为宣扬关羽的“忠义”而下旨修改史书。关羽谥号本为“壮缪侯”，“缪”非雅称，实则批关羽失荆州之过，《四库全书》将《三国志·关羽传》的记载改成了“忠义侯”。国家教化，上行下效，推动力很强大。

在民间，由于明清时期晋商的崛起，关羽“财神”的符号象征更加鲜明。当晋商把关羽塑像请进了自己的店堂，接受的不仅是关帝爷的护佑，更是向公众展示自己秉承的是这位山西老乡忠义诚信的精神。《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晋商渐衰微，倡导的“义利观”继续流播。凡华商足迹所到之处，就可以编织一张“义”的关系网，海外华人会馆敬设关爷香火，其意义更在于推进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在现代环境下，关公信仰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