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书记”郭人健

郭人健，垣曲县王茅镇柳庄村人。1949年2月，他带头报名参加长江支队，9月份南下到达福建后，担任寿宁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在胜利完成寿宁县的土改、镇反任务后，1952年7月调任福安地委民运部长、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部副处长。1954年7月，他又带头报名再次北上，到东北支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寿宁工作期间，他居功不傲，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能和广大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吃住在一起，从不搞特殊，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农民书记”。在他离闽40多年后故地重游时，当地的老土改队员放鞭炮迎接他，仍亲切的喊他“老书记”。

坚持吃大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政机关实行的是供给制，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由国家按级别供给。供给制的伙食，分大灶、中灶、小灶三种标准，按规定，郭人健可以享受中灶待遇，但他始终不开中灶，坚持与同事们一起同桌吃大灶饭。大灶饭伙食标准很低，大都是杂粮、窝窝头等，一些当地干部和勤杂人员嫌窝窝头难吃，把皮剥了扔在饭桌上造成浪费，郭人健看见后就教导大家说：“要记住寿宁有三件宝，地瓜米当粮草，火笼当棉袄，棕衣当被套，现在许多贫苦农民还吃不到这样的饭呢，大家可不敢浪费。”说着，就拿起大家丢在饭桌上的窝窝头皮吃起来，从此，再没有人随便浪费粮食了。

按照规定，组织上专门给他配了一匹枣红色的马和饲养员。当时，寿宁还没有公路，郭人健每次出差去省里和地区开会，都会骑这匹马，但他常常把马让给病号骑，有时还替公家托运货物或书信，自己则同一般干部和警卫人员一样徒步行走。

他的办公室兼着卧室，只有一小间房，房壁的木头早已破烂不堪，木质米筛格的窗户上用废纸糊着。结婚时，两张床放不下，他就买来毛竹，和机关同志一起劈成片，在卧室后面续建了一小间简易房，又用白纸裱满了房壁和天花板，请大家吃了水果糖，这婚就算结了。他的妻子庞芝芳，也是一名南下服务团成员，两人携手走过70多年。

虽然他身为县委书记，但他勤俭朴素，始终保持着工农干部的本色，从不大手大脚。有时还将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糊好再用，严格控制办公费用开支，从不搞特殊，从不摆架子。在老百姓家里，再穷再脏，他都能坐下来同老百姓细心拉家常，没多长时间，就取得了群众信任，大家亲切地称他“农民书记”。

交朋友、摸实情

1950年寿宁开始剿匪，军分区派来一个500多人的独立营，和县武委会组成县大队，由县委统一指挥进行剿匪，县委书记郭人健兼任县大队政委。在全县最大的乡镇斜滩镇召开了动员大会时，郭人健没有长篇大论，只是饱含激情地说道：“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回来了。”老百姓热烈鼓掌。接着他又讲：“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剿灭土匪，保百姓平安，搞土改就是要给百姓分田分地。”短短几句话，说得简单明了，老百姓欢呼雀跃。回县城的路上，老百姓纷纷帮助部队扛行军锅，背行李卷，一直送他们回到县城。

1950年12月，寿宁县委作出决议，在全县掀起土改运动。针对当时的复杂形势，郭人健认为：“如果不紧紧依靠群众，我们这80多个南下干部的生存都有问题，更不要说别的。”他向全体南下干部提出要求，要像种子一样撒到寿宁的山山水水，革命立场要像松树一样坚定；而生活上要像柳树一样，一插就活，必须要能扎住根，而且扎根必须要活。他提出每个南下干部都要找一个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佃农交朋友，访寒问苦，和他们同吃同住，真正了解他们的疾苦究竟到了哪种程度。

一次，郭人健到他交的贫农朋友家去走访时，发现他全家人只有两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在家的就用破布勉强围挡下身。床也不够全家人睡，大家都是在牛棚睡觉的。后来，他再到这户穷朋友家时，见放在牛棚的被子不见了，原来是牛吃草时把被子撕吃了，他们只好用稻草当被子盖。当地好多人也是这般光景，他发现后及时给予解决。

通过这种交友方式，3个月后，南下干部就有了200多个与地主没有任何瓜葛的、坚定跟党走的群众，成为土改工作的得力助手。

郭人健在回忆寿宁土改工作时写道：“土改工作能否成功，关键是能否充分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重点人群是贫雇农，他们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受剥削压迫最深最苦。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组成强有力的阶级队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才能胜利。发动贫雇农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诉苦挖穷根，启发其阶级觉悟，激起他们对地主阶级的恨，增强他们的斗争性。整个土改最基本的就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发动好，群众路线走对了，什么问题都好解决。”

郭人健虽然在寿宁县担任县委书记不到，3年时间，但他对各区、各乡村的实际情况摸得很透，把各项政策把握得很准，对参加土改工作的队员几乎都能叫出名字。47年过去了，1999年再回寿宁时，他仍能叫出前来拜访的当年土改工作队队员的名字，可见他们的感情多么深厚，建立在工作中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史光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