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兴废蒲津桥

古时，浮桥也称舟桥，因为是用船舟代替桥墩，用绳子把船串联起来，两岸用地锚固定，船上架木板。串联船只的绳子易断，木船易烂。浮桥是临时桥梁，多用于军事，所以还被称为“战桥”。

从蒲津渡搭浮桥进逼马超，曹操就此架桥。昭襄王东征赵魏，汉高祖刘邦平定关中，北齐神武帝高欢进攻西魏，隋文帝巡幸河东，也都曾在此过境。

西魏大统四年，蒲津渡浮桥（本文简称蒲津桥，下同）形成建制，大统九年朝廷曾派兵把守，蒲津桥不再是临时桥梁。唐肃宗至德二年，郭子仪率军自陕西洛交南下，挥军攻下蒲津关，夺取蒲津桥，智战安邑城，收复了河东郡。

从公元前541年到公元1911年，蒲津桥几度兴衰，绵延2500余年。

最为壮观的修桥场面是在唐朝。

当时的黄河岸边，上千人共同铸造铁牛。茅以升认为：“铸千万斤的铁件，多半在现场，铸铁和铸铜的方法相同。”正如《天工开物·冶铸》表述的工艺流程：“凡火铜至万钧，非手足所能驱使。四面筑炉，四面泥作槽道。其道上口承接炉中，下口斜低以就钟、鼎入铜孔。槽旁一齐红炭炽围。洪炉熔化时，决开槽梗，一齐如水横流，从槽道中视注而下，钟鼎成矣。凡万钧铁……其法皆同。”据说，黄河岸边同时筑起了90个大铁炉，一起开工。

今天，如果仔细查看，可发现铁牛脊梁上的铁水流入缺口清晰可见。开元铁牛是在原地铸就，确信无疑。

蒲津桥建成后，唐朝派兵把守，收取通行费，还有造船厂专职替换损坏的船。在春汛时，还要把尖底船换成平底船，以减少对河水的阻力。在桥东岸东北150米处，有一座300余人的“铁牛村”，以杨、李两姓居多，他们不种田不纳粮，是蒲津桥的守护人。这座村庄在明隆庆四年，被河水淹没。

蒲津桥靠人镇水。一般来说，牛是镇水之物，山西临汾也叫卧牛城，城墙里就埋有一尊镇水铁牛；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卧着一只青铜牛；四川都江堰也刻有三头牛，为的都是“石犀镇水”。而蒲津桥的铁牛是干活的，不只是《易经》所言的“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

元初，金人将蒲津桥烧毁，迁都蒲州拒敌，战败的蒲州在热衷于屠城的蒙古铁蹄的蹂躏下废弛。元末桥毁，此后舛讹为“镇河铁牛”，人们渐渐忘记了“纤夫铁牛”。

明初，大将徐达率十万大军取陕西，最后一次草草修复了蒲津桥。再之后，这座在《春秋》《左传》《史记》《全唐诗》《资治通鉴》中频频闪现身影的蒲津桥，在典籍里再难觅踪迹。清时，因黄河逐渐向西改道，蒲津桥彻底废弃。

为什么一定要在蒲州反复修一座桥？

山西高原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起于关中，图并河北，统一天下，必须出关中。东出之路须经蒲津、潼关和武关。潼关易于固守，而蒲津关平夷无险，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部的势力便可从蒲津关找到突破口。从蒲津渡河，已出潼关之后，从而使潼关处于无用之地。昔年，蒲津桥、蒲津关与两侧的同州和蒲州一起，构成了一组战略意义极为重大的要地，为天下枢纽之一。

蒲津桥的选址，除了蒲州的地理位置之外，还与地形有关。蒲坂，也就是山西永济西蒲州，正好处于黄河弯曲处，黄河自北向南而来，“几字形”在这里拐弯向东。与上游壶口的激流险滩相比，蒲津渡附近的水势平缓，唐以前河道狭窄，开辟渡口和架设浮桥非此莫属。所以，山河表里潼关路，风陵渡、孟津渡、龙门渡等，都选择在临近地区。

蒲津渡连接着唐代京都和山西，也维系盐业之需。因为蒲州东连河东的运城盐湖，蒲津渡是食盐西进京城的跨河要道，河中府盐经过蒲津渡运往长安，运向广袤的关中地区。有统计认为，河东盐税占到唐朝财政收入的1/8，有“唐之富庶，盐税之半”之说。《隋书·食货志》载：“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蒲津渡口往东大约70公里，就是河东盐池。

蒲津桥的兴衰，是战火，是水患，是黄河的改道，最终逃不过渡绝桥废的命运，昔日的辉煌也随之沉没。

如今，考古学家和桥梁专家只能通过出土铁牛的位置来推测古代蒲津桥的位置，从牛的间距和布局，推测出桥的宽度为10.3米～10.4米。

蒲津渡遗址上已经建成了一座博物馆，烈日之下，3米高台之上，铁牛、铁人、铁器群寂寞无语。尽管游人可以伸手抚弄，可以致以惊叹，除了触摸、包浆、防锈之外，并不能给予它们更多。它们告别了守卫的桥，也告别了拱卫的唐朝，而我们没有找到对岸的铁牛群，也没能找到通往盛唐的桥。

周海滨/文  （《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