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星星：闲话不方便

   

   只要略微留心，总能感觉到，生活中时时都有叫人不方便的地方。

   我们街口有一个查核酸的小亭子。一个窗口上标着检测时间，上午8:30到11:30，可是你要是11点去了，他已经收拾家具，停工了。为什么停了？人家说，要提前汇总。经常有一些11点以后赶来做核酸的居民，只好怏怏地离开。

   你到医院看病，挂了号，排队等待，一个多小时不见医生，两个小时以后她姗姗来了，为什么迟到，她说做手术去了。做手术，你别看门诊呀，或者公告，将迟到一个小时以上，有耐心的病人请挂号。她就不。

   我因为失眠，经常要去开安定片。附近的一家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医生都成了熟脸。有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看到有医生上班，我就是开几颗安定片，就想趁人少方便点。不料到门诊挂了号，上楼去找不到医生。我那天也是叫了真，分明上班时间，你也开诊，怎么找不见医生？一找再找，不由得上火，我找到门诊办，问责那个上班的医生，哪里去了？恰好赶上整顿，门诊办一看成了问题，立马私下联系精神科找人。在电话里我听到，哪位挂号开诊的医生已经登上了返乡的火车。星期五么，他就想早一点走，加上周六周日，在家里多待半天。不巧赶上了我这个楞头货，你不能今天不开药啊？精神科也不敢怠慢，连忙安排了一个见习医生去顶替。我一看就是个生瓜，没看过病。在诊室，他打不开医生的电脑，调不出同事的门诊页面。两个人在手机里好一阵问答进入路径，听得出双方都急了眼。好在我这个事情不大。终于弄个清楚，开了单子取了药我走人。我一路走一路想，那两个医生，这会儿肯定在电话里交流着发狠骂人，只怪自己今天倒霉，怎么碰上了这么个不通情理的枪崩货。

   我还去过另外一个科，楼下挂号，门诊说挂完了。我有点好奇，一个开药医生，那个号还有人疯抢不成。好奇地上去看了看，那个走廊上没有一个病人，诊室一个医生正在叽哩哇啦玩手机。没病人，医生也闲着，为啥就没有号了？那人说，他一天只有30个号，上午就挂完了，下午，他只能在班上守着玩手机。病人也只能看着他玩手机挂不上号。

   我好像和医院较劲似的。我还遇到过一个奇怪的场面。某一天，那个方便门诊和医保门诊，柜台上值班医生显示的是同一个名字“李娜”，那个李娜，恰恰就斜躺在医保门诊的大座椅上煲电话粥。我在方便门诊这边耐心等着，终于也不耐烦了，大声吼起来，你上班不上班？她斜一眼，朝我瞪起了杏眼：这个李娜在医保，那个李娜不上班！同一个李娜坐在那边，就不管你这边的事，你也没辙。

   这些事情当然都不仅仅发生在医院。你去银行办理业务，等得你气咻咻的，那个业务员干啥去了？上厕所去了。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拉屎撒尿吧。一屋子人等着办事，他停了，说是电脑坏了。电脑也总不能永远好着吧，坏一回也在情理。你生气的是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一副集体化时代盼望连阴雨歇工看热闹的表情。银行为什么提前一个小时下班？说是要当天清点。火车车厢里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不到站提前打扫卫生，为的是车一停他也能和你一起下车。一旦快到终点前一站，一节一节车厢的乘客都被催促抬起腿来，轮番翘起脚来悬在空中任他挨个儿掏扫过去。我就不明白了，打扫车厢是你的职责，你有责任在顾客下车以后清扫干净。为什么提前动手？无非想早一点下车回家。

   诸如此类，这些生活中的小不方便，虽然不会误了什么大事，造成多大损失，但是遇到多了，你会时时感觉到不愉快。感觉到一个社会的运行，不那么顺畅，疙疙瘩瘩，涩涩巴巴。这个运转机制哪里有毛病。

   是我们大家的思想觉悟不够高？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好像问题没有这么简单。1958年，我们曾经就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后来这个口号也不见得怎么喊了，据说上头不爱听。我为人人，可以。人人为我，这不是自私自利么。其实就是那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没有怎么实行过。这种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理念，确实有点过于理想化。在高昌阶级斗争的年月，当然有些不合时宜。

   我不知道这种现象该怎么解释。



   前些年历史学家吴思解释历史现象，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合法伤害说”，他以为凡属公职人员用权，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自由裁量的范围，这个幅度可大可小，这个时候吃瘪，民众也就只能忍了。这样一来，这些小官小吏便经常使用这种“合法伤害权”。有时是显摆威权，有时也就是人性恶使然，伤害你一下，他有一种操控你命运的快感。这种情形，在底层官吏和雇员中间特别多。

   中国古代的官府的干部职工管理人员，分为官、吏、役几等。此外还有一种叫做“白役”的，也就是编外雇员。吏呀，役呀，还有“白役”，都是些提不到桌面的小头目，可是，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就是他们。吴思先生甚至表示，某一朝代，白役雇员队伍的的大小，执法的随意越界程度，应该作为衡量社会整体机体优劣的一个重要看点。我以为这是很有见地的。有学者甚至大胆断言，中国历代兴衰，和这个不好命名的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如果任由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恣意妄为，底层的治理当然是混乱不堪的。民生艰难是显而易见的。

   前些天大家都在议论苏州女孩的穿和服拍照。现在事情过去了，警察也道了歉。这个案子有发人深思的地方，这个警察为什要管女孩穿什么衣服呢？这个事情，他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可以劝告，也可以严打。这大概就属于他的自由裁量权吧。他强令女孩回派出所接受调查，似乎也在他的权利范围内。不管对错，他都可以这么做。这大概也就是“合法伤害权”吧。我不知道这个警察是否属于“白役”，也就是辅警，但是这种伤害多发在底层小吏和底层百姓之间，管了，关了，你也没奈何。甚至有朋友为之解脱，你穿和服，叫回去审问一下有什么？八十年代打击奇装异服，比这个严苛多了。还有文革，街上见了辫子就剪，见了宽裤腿就剪，谁说过什么呢？你还不是乖乖的。

   小老百姓见不着大官，和我们打交道的，多是底层的小官小吏甚至临时工，可他要是处处给你麻烦，你办事就会时时不方便。不方便遇上多了，会渐渐摧毁你对于社会的希望和信任。到处都这样，说明了我们底层的执政生态有待净化。

如果我们不围堵，由于公权力的加持和怂恿，久而久之，这些小吏的“合法伤害”会越用越熟能生巧，越用越天经地义。社会整体溃败，人心失范，社会整体的良心水位下移，何以唤醒这些文恬武嬉，不以百姓忧乐为念的群体，我实在心里没数。

原创 毕星   来源：毕星星乡村笔记微信公众号


毕星星，山西作家，山西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著有散文集，长篇纪实文学，长篇文化散文十余种。作品连续多年入选国内各种年选，文学作品排行榜。近年来创作以散文随笔为主，《乡村纪事》系列，《乡村档案》系列，《乡村风景系列》分别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有作品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赵树理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