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清廉大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自报出生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这里所指的龙门就是西汉皮氏县太和坊（今河津市西辛封村）。司马迁心怀清廉大义，为人刚正不阿，爱憎分明。他所著撰的史书就跟他的人品一样，不虚美，不隐恶，态度严谨，力求真实。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这样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为官清廉，大义著史

司马迁在朝中做太史令，负责编写《史记》时，一天，将军李广派人送来一对世间罕见的珍宝——玉璧。司马迁曾见过无数的牙雕、犀角、珍珠、玉石，从来不屑一顾。但见到这对玉璧他不禁感慨：“这样圆润、光洁，真是‘白璧无瑕’。”但他觉得，如果收下这些礼品，身上的污点就增添了一分。于是，他让女儿包好玉璧，交给来人带了回去。封建社会为官不贪的实属少数，而司马迁为官不贪，对世间罕见的珍宝也不动心，充分反映出他的廉洁品格，确属难能可贵。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靠他一人完成，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而司马迁却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其间，李陵攻打匈奴，战败投降，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话，而被判处死刑。司马迁本该被斩首，但是当时有律法规定可以花钱赎身或者处以宫刑。司马迁为官清廉根本拿不出黄金，司马迁本想以死明志，但一想到《史记》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完成父亲的遗愿，所以他选择接受宫刑。面对如此残酷的刑罚，司马迁承受了下来，在坚忍和屈辱中，司马迁完成了《史记》，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客观叙述，坚持“实录”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许多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及许多地方的风俗民情。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司马迁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虽是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本着实录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还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达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表评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治乱兴衰，以史为鉴

《史记》“本纪”中的为政思想，包括设立廉制、以法治吏、加强官吏的德性修养等，均是中国古代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选择史料，大多以为后世提供治乱兴衰借鉴为旨趣。如《五帝本纪》五帝的德性描述，塑造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样的道德之君形象。黄帝时的“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的吏治监督制度，舜时的“鞭作官刑”的腐败惩戒制度，都是力求保证官吏廉洁的重要举措。《夏本纪》一章，其引用《尚书》“禹贡”这一对中国“九州”作最早区划的文献，而且，对禹保持官制廉洁的措施同样多有触及，如“六府甚修，众土交正”，即掌管贡赋的六府，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所有的土地都可征收赋税，对财赋系统气正风清的局面，就有生动的记载。“循吏”这个词是司马迁的首创，是他在《史记》中第一次使用的，就是为了表彰他心目中的理想**。司马迁为循吏立传，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记述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描绘了一幅太史公倾心向往的理想吏治蓝图，对后人启发良多，为我们今天整肃吏治、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颇可参考的借鉴意义。

观司马迁生前身后，纵览《史记》全书，可以看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驱动力量，不仅是完成父亲的遗愿，还饱含家国忧思。司马迁想通过《史记》反映最真实的历史，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镜鉴作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原载于《运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