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的大唐名将薛仁贵

薛仁贵 （资料图）

黄约瑟/文

薛仁贵是民间文学中的知名人物，以他和他后代事迹作为题材的小说、评话和杂剧数目不少，但追根溯源，这些故事所根据的历史记载却并不特别丰富。不过，唐代前半期的武将中，没有一位能够像文臣如魏徵一样，独占一卷。即使有名如李靖，也不得不和李勣两人共享一卷。薛仁贵亦不例外。他的传记，分别见于《旧唐书》卷八十三和《新唐书》卷一一一。《旧唐书》中，他和另外6位唐初军将共分一卷书，而《新唐书》中，他是16位传主中的一位。这两篇传记，每篇不过2000字，内容大同小异，却成后代文学工作者艺术加工的重要素材。

薛仁贵的籍贯，在正史本传中作绛州龙门，碑记则作河东汾阴。这两个地方都在今日的山西省，而山西在唐代又以培育武人而知名。唐玄宗时名相张说所写的一篇碑文中便有“山西出将”的句子。

薛仁贵的祖宗起码可以上溯至东汉末年。当时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社会上主要的组织是宗族和部曲。前者是血缘团体，后者是武装组织。为了避免战乱，他们有的据堡自固，有的随着领袖周围流动。当时在东海有个官姓薛名衍，儿子被曹操所杀，孙子薛永，跟随活动于黄河淮水下游之间的刘备，进入蜀国。这次可能是薛氏一族首次移动。薛永不但当上了蜀郡太守，儿子薛齐更任巴郡太守。由于两者都是当时蜀国地方大郡，使人猜测薛氏宗族入蜀人数可能颇众。隋唐之际，属剑南道的维州，仍有薛城县的名称，一直至宋，才改为保宁，或许就是薛氏一族旧日的聚居地。如众周知，蜀汉后来亡于曹魏，当时薛氏投降的便有5000户之多，可见他们势力不小。未知是否因为战胜者要削弱他们的势力，薛氏再次从蜀移民到河东汾阴，从此在该地定居下来。虽然他们不是真正的蜀人，但由于他们自蜀徙居，因此得了蜀薛的称号。

河东薛氏一族在晋朝的政治地位并不亚于蜀汉时代，薛齐的后人有两位任河东太守，一位在河东东邻上党为太守，族中后人，又以薛强、薛辩父子知名，《北史》卷三十六和《魏书》卷四十二分别收了他们的传记。薛氏为了保护本身所筑的坞壁，曾经称为薛强壁。《晋书》卷一一七曾记当时薛强（原文作疆，当是同一人）兴兵助姚兴，使姚军可以从龙门渡黄河，所以当时薛强势力，可能已到达黄河。另外同族的薛通又曾建薛通城，唐初的万泉县，就是置于薛通故城，从后世地方志地名观察，河东地区与薛氏有关的地名，除薛通城外，尚有薛家寨、薛张、薛店、薛稽镇、薛吉镇、薛村、北薛、南薛、西薛村、薛家营、薛家庄、薛家岭、薛家洞、薛家滩等。这些地名源自何时虽然不易确定，但由于墓葬群中，不乏隋唐时代的薛氏，可知晋隋之际，薛氏在汾河以南、黄河以东的地方，逐渐建立起他们的大本营，成为当地的一个大家族。

《旧唐书》和《新唐书》薛仁贵的传记虽然记载他是龙门人，但《旧唐书》卷九十三记他儿子薛讷是万泉人，而《新唐书》卷七十三下记讷弟楚玉曾被封为汾阴县伯，《旧唐书》卷一二四又载楚玉子薛嵩是绛州万泉人。另据后代地方志，万泉有薛嵩子薛平墓，其祖三人墓则在附近。汾阴和龙门以至万泉三者地理上相隔不远，但行政上一向有别。薛仁贵居于龙门而碑称他为汾阴人，大概是沿用郡望的缘故。史籍中所载薛仁贵和后人均不作汾阴人，可能是反映出当时官府记录再不以郡望依归的作风。唐初在整理户籍之际，实行过“以地为断”的措施，即是以所居地为准的登记方法。薛仁贵后来应募征辽时的官府记录，如果因为他居住的地方，把他写作龙门人，并不为奇。薛仁贵属于河东薛氏一族，当无疑问。

如果说薛氏是个地方豪强大族，薛仁贵的先人也有类似薛强、薛通类型的人物。《资治通鉴》提到薛仁贵是薛安都的六世孙。薛安都籍贯河东汾阴，世为强族，同姓三千家，父亲是上党太守。薛安都身长七尺八寸，年少时已经以骁勇闻名，弓马功夫了得，喜欢结识年轻侠义的朋友。5世纪中叶，拓跋氏向南扩展，他和族人与其他本地势力起兵抵抗，不幸失败，因此到黄河南岸，投奔于宋。他虽然似乎以前在北方政府中未任过重要职位，但大概由于他在地方影响大，加上能带兵，所以获南朝政府加封军职，并让他领军北讨。他先后在南方宋朝政权的四个皇帝下任职，度过20年之久的时间。他晚年一度有意支持刘子勋建立政权，但未能成功，失败后又复北还。他以军功留名后世，最有名的一次，是与号称万人敌鲁爽的会战：他单骑直入，把对方斩首，当时人认为可与三国时代的关羽斩颜良相比美。

不过从薛安都到薛仁贵之间，再没有出过同样多姿多彩的人物。《新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有薛仁贵祖家的详细资料：前述的六祖安都，是后魏镇南将军河东康王，五祖道龙无官，四祖荣是后魏新野、武关二郡太守、澄城县公，曾祖仲孙无官，祖父衍是后周乡（原文作御，当误）伯中大夫，父亲轨是隋襄城郡赞治。薛仁贵曾祖虽然似乎未曾入仕，原因不明，可能史籍失载，也有可能青年早逝，但父祖两代又再任官，可见薛仁贵纵然不是出身高官贵族之家，亦应该不是近年一些为他作简传的人所谓，属于贫农，又甚至在地主家当雇工。

不过，薛仁贵的家世和谱系并不是完全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上记《魏书》中薛安都的传记载传主有“子侄群”：他的两篇传记中所见的儿子名字即有道标、达、承华、罗汉、道异、道智、道次、伯令、环龙，又有从弟道生、从子索儿，但其中并无《新唐书》宰相表所见真龙与薛仁贵的五祖道龙。一个可能是二人是旁支，未见史籍；另一个可能自然是捏冒。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流阶级讲究品第，到了唐朝风气并未完全改变。唐太宗修《氏族志》，刻意把当代统治阶级的序列，代表旧日的社会门第。唐高宗登位后，以李义府、许敬宗为首的一班新兴官僚，发现这种做法有利提高本身社会地位，起而效之。可能为了争取更多支持者，他们的做法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最后的结果就是《姓氏录》。目前似乎并不清楚除了几位主事者，还有谁在该事件中是得益者。应该注意的自然是薛仁贵当时正合乎登记在《姓氏录》中的条件。所以如果说他因《姓氏录》的编撰而得和薛安都拉上关系，亦非不可能。而薛仁贵后来在战场上的表现，与薛安都相比，或可形容为不相伯仲，用血缘关系把二人串起来，自然较易令人信服。

出身论应该不是现代评论人物的方法，出身决定论更应该被唾弃，但了解一个人的出身无疑有助于了解他的行为。不管薛仁贵是否薛安都的直系后代，不过他是河东薛氏一族，多少受到薛氏家风的影响，却是不易否定的。

（摘自河北教育出版社《薛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