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耿名都”，耿国——古中国在河津的历史标识

    在柴家乡山王村的村门楼上，镌刻着“古耿名都”四个大字，它是“古中国”在河津地域历史渊源的重要标识。

    “耿”是夏代皮氏部落邦国的一个乡镇，名曰“耿乡”，位在今河津东南柴家乡山王村一带。这里西濒黄河，中贯汾水，土地肥沃，自然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王柏曾说：“滨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丰、民稠物饶是人所共趋的好地方”。商是一个有着频繁迁都特点的部族，汉张衡《西京赋》曰：“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后五”指的是商汤建国之后，有五次迁都。《书》云“五迁厥邦，此其一也。”意指祖乙自相迁耿就是其一。

    祖乙，名胜，一作滕。商汤的第六代孙，中丁之子，商的第十四位君王。祖乙即王位时，商都在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相，地处卫河上游，卫河是黄河下游的一个支流，黄河泛滥，卫河就暴涨，相就常受洪水侵胁。为了摆脱水患，公元前1729年，祖乙便在境内选定今河津这个坐拥两河、雄居层峦、聚山水之灵气的生态宜居的耿乡，做了他的新都。这已是距今三千七百四十四年的史实了。

    祖乙带着他的臣民自相来到耿乡后，重用巫贤，使商复兴，耿乡华屋倍增、百业兴起、商贾盈途，渐趋繁华，变成了一个大王城。张光直指出“在人类社会的研究史上，城市的初现是当作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中国青铜器时代》）。耿乡，自祖乙迁来，变成了一国之都的“王畿之地”，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社会最庄严、最繁华、最神圣的“畿辅重镇”，它是河津地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立国建都的城市。“对当时龙门大地历史发展的影响作用，对当时耿乡地域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都永远镌刻在河津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上。”（杨孟东《郡县源流》）。

    河津东南10公里处的山王村一带，是殷商时期耿国的国都，史书上多有记载：《尚书序》载：“河亶甲迁相，祖乙迁耿，盘庚宅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汾水》载：“（汾水）又西经耿乡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迁此。”《读史方舆纪要》载：“古耿邑，殷王祖乙尝都此”。《龙门志》载：“龙门山，本古耿国，殷王祖乙所都境内。”《平阳府志》载：“古耿国，殷王祖乙所都。”光绪五年《河津县志》载：“河津，古耿也，《禹贡》冀州之域，历唐、虞、夏皆为甸服。商祖乙自相迁此，为王都，凡七世。”《晋国史》曰：“古耿国也是西周时的侯国”。《辞海》“耿”条觧：耿，古国名，姬姓或赢姓，本春秋小国，公元前661年被新崛起的晋国所灭，以赐赵夙，至赵献侯自此迁中牟。故址在今山西河津东南汾水南岸。这些史料都充分说明早在春秋时，耿国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大清康熙盛世山王村复建的村门楼上标识的“古耿名都”四个大字，闪烁着耿在河津曾一度作为“王畿”的品级和地位，是河津人的骄傲，是河津历史的荣耀。

    关于祖乙迁都之事，史书上也有不同记载，如《史记？殷本记》曰：“祖乙迁于邢”。“邢”有三种说法，一说在河南温县东，一说在河北邢台县，一说在山西河津县。吾考河南温县，周为温国，春秋时晋置温县，以温国名，公元前635年为卫国所灭，晋灭耿后才改邢为耿，故邢又读音为耿，非祖乙所迁之都耿乡；邢也是古国名，商为邢都，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始封之君为周公之子（名失传）在今河北邢台市，亦非封祖乙之耿国，排除以上两说，祖乙迁耿便是迁都于山西河津的耿乡了。

    耿都迁出也有不同说法。《通志·民族略》载：“契的后代汤建立了商朝，下传至盘庚时，国都自奄迁殷。”奄也是个历史名城，周置鲁国都，非商耿国都，不可信。杨孟东《郡县源流》中说：“祖乙死后，他的儿子祖辛将都邑又一次迁到了庇”（今山东郓城）。这话也不能赞同，因为《辞海》讲：“郓城是春秋时鲁国的古都邑。”非耿都也。更多的史料是说商第二十代国君盘庚自耿迁殷。如《尚书序》曰“盘庚宅殷”。《晋国史》曰：“盘庚自耿迁都到殷（河南安阳小屯村）”。河津光绪版“县志”记载：商祖乙自相迁此（耿）为王都，凡七世。又曰：“商自祖乙都耿，历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至盘庚迁殷，六世于兹。”这些历史记载都说明河津地域的耿都的存在不是只有祖乙一君，而是七君，不是祖辛迁徙于庇，而是盘庚自耿迁殷。迁徙虽是商部落的特点，但它徙耿之后，“知利而不知患，虽（汾水）数有水祸，时圮时坏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夺其避患之心也。”（王柏语）。说明因水患，耿都想给外迁，可是因厚利又不舍得走。《书疏》郑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亳）”可是“民居耿久，宫室奢淫成风，故不乐徙，到了盘庚继位后，水患严重，奢风盛行，无法行政才迁都到殷”。王肃也曰：“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泉泻卤，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之后，商也称为殷或殷商。

    公元前661年，耿国被新崛起的晋国所灭，赐给赵夙为采邑，《论语·阳货》载：“佛肸为中牟宰，战国赵献侯元年（前423年）自耿迁都中牟”。说明耿迁都于殷后，耿都赐赵夙至赵献侯迁至中牟，其间，耿都的都名还流行了238年，可谓影响深远。耿都遗址，后人称帝王村，到了清代又改称王村，民国后才叫山王村，为避讳帝王的“王”字，民间将王字的读音改称“栎”，山王村又称栎村。1964年，河津迁建县城，新县城的主街道命名为“新耿街”，第一幢高楼命名“新耿大厦”，极言“耿”是古中国在河津的标识。今山王村还遗留有耿国都城的中宫、金库、前城、后城和岸地（监狱）陵墓等遗址。山王村的西周墓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元月，山王村出土了一组三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鼎、盘和壶盖。李百勤专家鉴定认为，这些出土文物是西周第六代国君恭王繄扈赏赐给耿国重臣“中大师”的贵重器物，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是耿国都城的遗物。（市博物馆存）

    华夏民族从三皇五帝始，就活动在河东大地，使河东地域的社会进入较快的发展阶段，我国早期国家机构的雏形开始显现，河津地域由唐尧时期的部落酋邦到禹称王时分封为方国，再到周时由同宗姬姓执掌，变成了侯国，为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反映了河津地域在古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面貌。耿国国都遗址、陵墓及出土的遗物，加上史书上的文字记载，都证实了今山王村一带是“古中国”的一个“王畿”之地，是名副其实的“古耿名都”，是河津历史文化的基因渊源。今山王村一带厚厚的黄土下，一定掩埋着古中国耿都的大量器物和遗址，等待着我们开发、研究和利用。

    耿国在河津兴于人和地利，衰于官腐天灾，启迪后人为政必须重视人文和生态的双文明建设，这是中国之道，是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更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现在，首先应将古中国在河津的标识之遗址分布，绘成图，并在实地设标示牌，重点责任保护。其次研究制定出恢复重建的计划和措施，分期申报开发，转化成现代消费的文化旅游产品，为河津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作用。

    （严志仁/文   作者系河津市史志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河津中学原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