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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河津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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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8 09:42:24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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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适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就抗战时期日军对河津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中共河津地下县委如何克服重重困难,领导河津人民进行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作一简单讲述。

一、日军在河津的罪行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从此全面爆发。从1938年3月5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河津县城至1945年8月18日日军投降离开河津。日军在河津盘踞7年有余,对河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掠夺和摧残,对河津人民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数起惨案,犯下了骇人听闻,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一)屠杀无辜百姓

    日军占领河津后,疯狂推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驻河津的日军经常下乡扫荡,四处骚扰,他们见逃跑躲藏者便杀,穿衣可疑者也杀,有人报告是通敌者杀,看不顺眼者也杀。每次回到城内,总是抓回三五个,多时竟有二三十个农村的青壮年,硬说他们是“中国兵”或“中国兵的探子”,绑到西城门外的木桩上,几十个日军新兵端着刺刀,冲上去把抓来的人活活刺死,日军称这是为了锻炼新兵杀人的胆量。

    1938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十八),日军飞机袭击河津,向高家湾村释放毒气弹,部分村民躲进一窑洞避难,一部分人被压死,多数则中毒身亡。遇难民众达38人,致残2人,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儿童。

    1938年6月23日,驻扎在固镇村的晋绥军特务支队第四团在河津县东庄村偷袭日军撤走后,日军泄愤于村民,把全村人赶到村中马房院内,并分批押到东面枯井和南面地窖两处,刀砍枪击,残杀该村百姓竟达126人,其中有21人负重伤后死里逃生。大屠杀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下午方结束。

    1943年冬,驻晋南各县日伪军联合“大扫荡”,11月19日(农历十月二十二)数千日伪军与驻扎在小停村的县大队400余人激战一昼夜。县大队寡不敌众撤退转移。11月20日,日军进入小停村,对未及逃走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实行了灭绝人性的大烧杀。残杀村民108人,其中男33人、妇女75人(包括孕妇3人、儿童40人)。村内尸横遍地,遗骸焦枯,目不忍睹。

    1944年5月2日,21名无辜民众被日军押到西关村西的战壕里,让新兵练刺杀,共刺杀20人,剩下1人让狼狗咬,再砍头,完后往坑里填土,还插上“不准搬尸”的牌子。1945年6月9日,日伪军因在康家庄村与中国军队交战失败而将全村包围,任意烧杀抢掠,13名村民被无辜杀害。

    日军占领河津七年半间,残杀无辜同胞三千余人(战争伤亡除外)。光是死于川崎特务机关长“狗熊”和驻固镇日军绰号“胡子” 的路马之手的就不下150人。日军杀人手段残忍,骇人听闻,刺刀捅死、用枪打死、用火烧死、窒息闷死、抽血致死、狼狗咬死,无所不用其极。河津人民对其野蛮暴行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二)烧毁乡村民房

    1938年农历三月十九,光德村东公路旁的日军架设的电话线被抗日游击队割断了几百米,日军便对光德村人民实行了疯狂的报复,全村90%的民房共计480余间房屋被野蛮烧毁。

    1943年10月10日,百余名日军侵占张家堡,残杀村民30余人,纵火焚烧民房、庙宇669间,迫使全村老幼逃难达3年之久。

    1943年11月29日,日军为阻隔隐蔽于北山的抗日军民的活动,在北部沿山一带北午芹等村挖掘一条40华里长的“遮断壕”,在此一线外造成“无人区”,将这一线路外离山5里远的北午芹、佛峪口、史家窑、闫家洞、琵琶垣、柳壕、东湾、吴家堡、张家堡、张吴等大小12村的房屋全部烧毁。仅北午芹一村,大火就烧了六七天,共烧毁民房1900多间。村民外逃时,正值数九寒天,很多老幼弱妇在逃难中丧命。

    (三)强行迫害民工

    1943年11月,日军为了挖“遮断壕”,从本县及邻县强征民夫几万人,在北午芹一村挖壕者就达四、五千人。民夫住满壕南的各个村庄,壕南民众被迫再往南迁。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民夫们起早摸黑拼死拼活地干活,就是数九寒天,亦强令民夫赤膊干活,劳动稍有不力,日军监工及汉奸工头的钢丝鞭子和粗大的木棍,就会劈头盖脸地抽打下来……日军侵占期间,抓苦力,派马车,筑碉堡,修工事,日夜不停。稍有懈怠,轻则鞭打脚踢,重则性命难保。

    (四)毒化奴役百姓

    日寇对河津人民实行精神麻醉和奴化教育。1940年,日军要求各农村小学名称都改为“新民学校”,一面强迫农村小学教师进城受训,一面印刷日伪编写的课本。将日军侵略美化为“东亚圣战”,宣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要求中国小学生效忠日本天皇,大肆进行奴化教育。同时日商大量向河津输入毒品,麻醉人民的斗争意志。当时县内吸毒者,汉奸中达千人之多,敌占区各村达10%,全县共计5000人以上。因而造成偷盗、欺骗、抢劫和许多败坏道德行为的事件不断发生。

    (五)烧毁文物古迹

    日军入境后,为修建碉堡,大量拆毁民房、寺庙、舞台。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占领期间,全县共拆毁庙宇100余所(2000余间),舞台被拆过半。抗战前,北午芹村楼阁、庙宇众多,被焚村后,大半建筑毁于一旦。

    (六)疯狂掠夺财物

    日军侵占河津七年半,全县80%以上的树木被砍伐,70%的牲畜被宰杀。耕地大面积减少,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减产,畜力严重不足;大量商号关停,码头封闭,黄河停航,商路阻塞,商业活动基本上陷于停顿。至于掠夺群众的粮食、金银钱财、衣物家具更是不计其数,难以估算。

    根据战后社会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日军在河津侵占期间,全县直接或间接受害伤亡人数共达31260人。土地累计受损面积达1369859亩;被烧毁房屋12227间;粮食损失5656623公斤;树木、禽畜损失严重,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二、在抗战中成长的中共河津县委

    河津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河津支部,是山西革命的先驱者、河津东黄村人邓国栋于1925年受中共太原特支派遣,回乡协助建立的,上属中共太原特支领导。1927年蒋汪反动派相继背叛革命,阎锡山紧步其后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邓国栋被捕,河津支部也随之遭到破坏。

    为了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1937年10月下旬,河津连伯人、共产党员赵敬斋在中共河东特委的指派下,回河津与郭一民、马平定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河津县委员会。中共河津县委的建立,标志着河津党组织走向发展壮大,河津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共河津县委建立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利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通过领导河津牺盟县分会这一公开合法组织,贯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建了多个抗日救亡团体,领导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各阶层的抗日力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建立,掀起了全民抗战动员的高潮,开创了河津抗战的新局面。

    河津沦陷后,因河津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但使其成为日军侵入大西北的前沿军事重地,而且也成为河西国民党驻军的滩头阵地和阎锡山政权及军队的粮棉补给地。

    面对如此复杂恶劣的斗争环境,新成立的河津县委一是坚持贯彻中共中央“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遵照乡吉特委的指示,把工作重点由城镇转移到农村,积极巩固和发展党组织,建立健全了汾南、北坡、城东、城西4个区分委,并先后建立了东庄、北里、张家庙(新兴村)、黄村、太阳等18个党支部。全县党员人数从1938年底的30多名发展到1939年的360多名。

    二是依靠群众,改造旧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河津青年抗日游击队、游击小组以及抗日自卫队、矛刀会等群众自卫组织,发展人民武装力量。

    三是加强情报工作,及时掌握日军动向。为了获取情报,并推动友军进行抗日,县委还先后多次指派共产党员带领进步青年学生打入阎锡山部队和土匪部队搞策反工作。

    此外,县委还配合八路军游击队募捐、扩兵,领导广大河津人民积极支持和配合山西新军和国民党主力部队打击和歼灭日军有生力量,河津抗日斗争达到高潮。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反共的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受到了重大损失。

    这一时期,中共河津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指示精神,贯彻党在敌占区的十六字方针,积极转入地下。一是针对晋西事变后党组织内部出现的一些脱离甚至叛党的现象,整顿各村支部,纯洁党组织,开展整党整风运动。通过这次整顿,全县党员由360余名减少到160余名。党员人数虽然减少了,但组织较之以前纯洁了,战斗力也增强了。

    二是以职业为掩护,开展抗日斗争。晋西事变后,党的活动更为艰难。党员多以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像高峰、毛收子、姚银德等人在张家庙(县委驻地,今新兴村)开办豆腐坊和小朋友书店;赵茂竹经常挑着货量担子辗转城乡;苏向明、王生管、杨富泰等在六毋村、集贤村开办纸烟厂等。还有一些党员为了及时掌握日军动态,深入虎穴,打入日伪阎顽军政机关,像柴英武、柴炳炎等打入县城日军警察局,冯保娃等人打入县城日伪警备队,宁增发(黄村人)、姚银德打入阎锡山政卫团,薛关镇、王生管等打入阎锡山地方基层政权编村等等,他们在敌人眼皮底下,既保证了地下斗争的正常进行,又获得了不少****和重要情报,在很大程度上瓦解和打击了敌人。

    三是针对日军的奴化政策,中共河津县委曾先后派8名骨干力量到一些重点村庄坚守小学教员的岗位,粉碎日军奴化教育的阴谋,加强对学生的抗日救亡教育,大力开展反奴化斗争。谢恩浓、乔鹤仙、杨慧卿、张子祥等一批热心教育的仁人志士也在偏乡僻壤自力更生创办学堂,以爱国御侮为主导思想,开展力所能及的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早上,共产党员薛关镇、柴理科和进步青年李林子3人跟随日军军官至河津日伪县府参加了投降仪式并在接受日军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河津人民经历了七年半的艰苦斗争和流血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这7年半的抗战中,中共河津县委在艰难困苦和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与锻炼,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把它们同河津的实际斗争情况相结合,成功运用了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法宝,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发展了抗日武装,同全县人民生死相依,血肉相连,排除干扰,共御外侮,赢得了全县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河津的各级党组织在经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后,最终成为领导河津人民赢得抗战胜利的坚强核心。



    在河津人民英勇不屈的抗日斗争中,凝聚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河津民众向世人彰显出:不畏强虏、毅然奋起的慨然赋性;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浩然正气;耿介刚烈、敢于牺牲的凛然大义;刚而有格、机智取胜的卓然智慧。独特的民族精神,是河津人民富而有形的人性品德,永远是鼓舞河津人民战胜任何艰难困苦、为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的无穷精神源泉。


河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陈美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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