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情结

原德彦/文

    提起“大院”，通常人们大都会联想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李家大院”等等，但在河津市一谈起大院，六、七十岁退休的老干部更津津乐道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县委、县政府大院。那是他们脑海里永远抹不去的一段记忆，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县委、县政府文明、和谐、清廉、简朴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黄河河床逐年提升，汾河下泄不畅，地下水位不断升高，河津老县城被水围困，城区几乎无法居住。在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下，1963年7月河津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省委、省政府批准，决定迁建新县城，地址最后就选定在现在的河津市区。1963年后季动工建设，1964年7月基本峻工，机关单位陆续搬进了新房。

    新建的河津县委、县政府坐落在主街道——新耿大街最北端的丁字路两侧，县委居西、县政府居东。说是两座院，实际中间只隔一堵土墙，还有一道小门相通。在文化革命期间，县委、县政府改称革命委员会的好几年时间里，两院实则就是一个院。这就是当时人们习惯将两院称为“大院”的缘由。

    县委大门位于新耿大街西侧50米处，坐北朝南，是方形四柱粉刷石饰面的“八字”三开门，中间宽，两边窄。四扇铁皮焊接的栅栏门，铁红色油漆，顶部整齐的排列着一行矛头。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当时多数机关单位的大门都是这种造型，方正洞开，光明磊落，象征着一种革命与战斗的精神。

    县政府大门位于新耿大街东侧50米处，坐北朝南，是一座仿古城楼的两层土木结构建筑，三个门洞，中间大，两边小。四扇木制大门铁叶包边，拳头大的蘑菇钉镶嵌其中。这种古色古香典雅庄重的建筑风格，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旨在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据说这个门楼是按当时县政府一个主要领导的意思而建，文化大革命时曾有人视其为“四旧”，几乎被毁。建政府大楼时实在无法保留才被拆除。这里，不由让我想起一副对联：“高高县府大楼，不是丰碑，丰碑要在民心里；届届舜乡公仆，并非承诺，承诺当由政绩言”。

    走进政府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马路西侧悬挂着的一口“大钟”，长1米多，粗直径40多公分。说是钟实际上是日寇侵略河津时空投在樊村一带的一颗未炸哑弹。安全处置后，作为钟先是挂在樊村高校，后移居老县城政府院内，新城建成后，又随迁担当着同样的使命。门卫卫师傅每天都按时敲钟，提醒机关单位人员上下班。“一上、二下、三吃饭，集合开会声不断”，成了当时不成文的规矩。以日寇的废弹作为钟，每天响彻县城，也蕴含着警示人们不忘国耻，铭记历史的寓意。

    大院建筑是典型的晋南风格，清一色土木结构青砖瓦房。坐北朝南，两坡起厦，一排10间，一间或两间一隔，一门两窗，青砖铺地，麻纸表顶。所不同的是县领导的办公室带有走廊；饭厅、会议室位于中心地带东西两边，为南北走向的工字形建筑；常委会议室在西院中轴线正北，政府会议室后来建在东院北端。就是在这些不起眼的平房里，决策者们曾经作出过许多攸关河津命运的决定，他们一代又一代呕心沥血，深谋远虑，带领河津人民战天斗地，驱贫治穷，百折不挠，奋勇直前，写下了一页页惊天地、泣鬼神，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历史篇章。

    大院通道两边是两行加拿大杨与毛白杨嫁接的行道树，每排平房前也都栽着一行泡桐。这两种树发木快、遮阴大，是当时优质的庭院绿化树种。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每棵树齐胸直径大都在50公分以上，木材蓄积量近千立方，当时是让人眼馋的一笔财富。走廊平房前是一个个小花园，院内栽植着蟠桃、巴梨、苹果、葡萄等水果，还有月季、木槿、合欢等花卉。春天，桐花绽放、杨絮飞扬；夏日，树木葳蕤、遮阳蔽日；秋季，树叶婆娑、虫鸟鸣翠。两院连年被评为庭院绿化“先进单位”和“五讲四美三热爱”单位，名副其实的成为河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经常引来不少人参观游览。

    那时“大院”里的空地都种着蔬菜，除了东院东北角是一块主菜地外，每排平房前也都垅畦开渠，种上了各种蔬菜。菜农许师傅、冯师傅将各种蔬菜侍弄得生机勃勃、五彩缤纷。有韭菜、菠菜、小葱、茄子、黄瓜、辣椒、西红柿、红黄萝卜、白菜、北瓜等。机关食堂的菜基本上全靠院里的菜地自供。厨师张师傅、师师傅、周师傅变着花样烹调，每周都不吃重样饭。猪肉伴菜、油炸馍饼、羊汤、卤面，时不时都会吃到。每天凭票排队打饭，县领导和同志们一样同桌就餐，说笑话、拉家常，打成一片，其乐融融。食堂外还摆放着两排水泥板餐桌，秋天地边的辣椒成熟了，爱吃辣椒的都会围在一起,辣椒沾盐就馍吃。困难年代，河津人陈馍就辣椒或白杆子葱习以为常，并视为“美呔呔”。

    那些年，县里的中心工作主要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农业学大寨”，大多机关干部都抽去下乡包村蹲点，留在机关工作的人很少，工作很忙，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饭。没电时，在煤油灯下写材料，鼻孔常常都被薰得乌黑。机关实行大礼拜制，就是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待两天。星期五六点下班回家，不管路多远，星期日晚上都会赶回机关。单位大都是两三人住一间办公室，每天的开水都争着去打；冬天取暖生铁炉，都主动找柴禾、打钢炭；门前的卫生区，早上起床后都自觉打扫。自行车当时是比较奢侈的交通工具，一般能骑上自行车的人不多，县领导们下乡也是以自行车代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机关的文体活动也非常丰富活跃，有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的，也有下象棋、打扑克的。有趣的是热天晚饭后，拉一页蓆子铺在马路边，县领导与干事们一起玩扑克“捉奴隶”、“打百分”，同场竞技，争赢论输，一同娱乐，无拘无束。

    说起“大院”的趣事，还有两件事让人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一件是1973年10月在连伯召开动员会，组织全县万人大战黄河滩。机关单位全员动员，浩浩荡荡奔赴黄河西滩，修路植树，平沙造地。经过一冬一春大会战，万亩黄河滩路成网田成方，整个西滩建成10多个农场，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方田林网。县直单位每家都分耕着几亩滩地，春天种一些花生、豆子和芝麻，秋天收获后，每人都能分一些补充家用。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把花生，一碗豆子，一勺香油，不知道让家人和孩子有多高兴。时间过去了30多年，现在看来当年大战黄河滩，让沙丘变良田，毋庸置疑是一件利在当代、造福子孙的大好事，应该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另一件，难以让人忘怀的事，是机关干部参加北水南调工程。遮马峪、瓜峪和神峪水利工程多年失修，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新来的县委领导调查了解后，决定发动机关干部通过义务劳动的方式来加固改造。记得大约在1975年后季，机关单位停止办公，全部人员进入了北山脚下的砌渠工地。每个单位按人头都划分有砌渠地段，要求限期保质完成任务。没有**，不让放炮，石头全靠满山遍野寻找。为了找到有角面的石头，有的从石匣沟沟底一块块往上背石头，有的爬到大弯沟山头上一块块往下撬石头。找好石头后又用平车拉上十多里路运到渠道边，再用白灰沙浆整整齐齐砌成渠道。早上出发，傍晚收工，饿了吃块自带的干粮，渴了喝几口山泉水。一些从来都没有上过山，接触过石头的机关人员，手上磨出了一层层厚茧，脚下磨出了一个个血泡，大家都不叫苦叫累。现在回想起来，真有那么股“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的味道。北水南调水利工程极大地提高了“三峪”的灌溉效益，惠及当地群众好多年，至今有些水利设施还在发挥着作用。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化，河津在发展。“大院”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广场、花园，然而“大院”里发生的那些故事仍然在人们中间传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