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供职河中府

范仲淹像

李建/文

范仲淹——在布衣为儒士，在州县为循吏，在边境为骁将，在朝廷为千百年间之名臣者。

一

《蒲州府志》乾隆版卷七记载：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举进士高第，为秘阁校理，寻通判河中府。为政仁厚惠慈及民甚溥。后召拜枢密使。复除参知政事，谥文正。

《永济县志》光绪版卷六记载：范仲淹为政忠厚，大著惠爱。

天圣六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书《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这是一篇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六项十八字方针。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苏轼评价《上执政书》“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天圣七年，十一月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下令起草上寿仪式。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亲之道，而无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不足为法。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谏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奏》）。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乞太后还政奏》）。疏入，不报。遂自请补外，出为河中府通判。

晏殊此时为资政殿学士，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承你推荐，常常担心不负所望，玷辱你的名声，可真没有想到因忠直而得罪于你啊！”

二

天圣八年，范仲淹四十二岁，供职河中府通判。由京城退居地方，范仲淹并没有只做那些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依然是心存社稷，民生为念。想起晏殊对他的批评与关爱，即回写了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信中反复说明自己所上奏的正确。说，校书秘阁，年俸三十万，等于两千亩的收获，农人一年之中，播种，耘锄、刈割、收藏，辛苦得很。假如尽吃饭，不做事，岂不成了“天之螟”“民之螣”！螟是吃苗心的害虫，螣是吃叶子的。范仲淹把当时士大夫分为两类，一类危言危行，另一类逊言逊行。前者虽然容易得罪于人主，但可以使人主无过，使老百姓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后者虽可得安乐，但人主有过得不到纠正，老百姓则怨声载道，以致“祸患日起”，天下大乱，求得的安乐也就保不住了。最后话说得很愤激：“倘以某远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则而今而后未知所守矣！”

真宗一朝，大搞迷信活动，东封西祀，大兴土木。当时，陕西是盛产木材的地方，每年要从那里征调大量木材运往汴京，民众深受其害。仁宗即位以后，天圣五年寿宁观毁于大火。七年，珍藏天书的玉清昭应宫又发生火灾。这座宫殿盖了六年，大小两千六百多间，一夕大雷雨，从夜里烧到天明，都成了灰烬。皇帝因此派人祭告父祖的陵墓，声称以后不再修缮了。

但到了天圣八年三月，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上书太后和皇帝，又打算修建太乙宫和洪福院。刘太后同意三司建议，下令木材仍从陕西调运。这将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仅木材一项就要九万四千多根。诏书下到州府，民众怨声载道。范公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三月，又上书《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复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定常岁市木之数，蠲除积负，以彰圣治”。他建议不要再搞这样的建筑，不论是道观，或是佛寺。朝廷向陕西征购材木，要有个限度，只能减少，不能增多。每年要买多少，还须作出规定。

刘太后看罢不悦，但迫于民意舆情压力，还是决定停建。当地百姓得知停建的消息，奔走相告，从内心感激范仲淹。

范公的这些上疏虽未全被朝廷采纳，并屡屡冒犯刘太后龙颜，但“事虽不行，帝嘉其忠”，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三

三月，范公又上书疏请裁并郡县，减轻老百姓的差役负担。以为郡县多，差役繁，“夺其农时”，使得边郡的谷仓里没有余粮，老百姓也不富实。他举东汉光武帝并合四百余县减少吏员十分之九的史实，以为河中府的河东、河西两县应当合并，改变河西县“堪役之家，无所休息”的局面。

这年的二月，吕夷简任宰相。五月，范公上书夷简，讨论即将举行的制科。主张考试题目，先六经后诸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品学兼优的人，“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他以为治国最急迫的工作是培养人才，要勉励士人把学习放在首要地位，把六经作为主课。在他看来，“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这就是他所说的要“宗经”的理由。宗经便可以懂得大道，成为大材，建立大功业。（《上时相议制举书》）

制科在这年七月举行，三月进士科考试之后，富弼经过河中府去耀州省亲，和范公相见，仲淹劝他参加制科考试。富弼后来追忆这件事，说他那时候不敢去应试，受到仲淹鼓励才去的。富弼在制科中获胜，中茂才异等科，去河南长水县任知县；富弼后曾任绛州通判，至和二年拜相。

除《上时相议制举书》外，范公还有《论职田不可罢》（三月）、《奏减郡邑以平差役》（七月）；前者主要讲述职田养廉的内容，即奏请重新规定**职田，以保证**的应有待遇。后者是范公就任河中府通判时，实地考察民情，对河东、河西（今陕西大荔县境）两县的主户数量和承担徭役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发现两县承担差役情况差异巨大，河西的差役沉重。为此，范仲淹上奏《奏减郡邑以平差役》，建议把河西县并入河东县，废县改镇，这样方能“农时不夺，地利无遗，民财可阜也”，范仲淹期望可以减少人民承役负担，丰民利农。这篇奏议反映了范仲淹熟悉当地政务，了解民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六、七月，与周暌、欧静讨论滕宗谅所编唐制诰集的书名问题，认为名为《唐典》不当。

《与唐处士书》讲述的是范仲淹曾师承当朝琴艺第一的宫廷乐师崔遵度，并问询何为琴，乐师答曰“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由是，范公融合儒佛道的修养学识，公干之余抚琴谈易，启迪道心，体悟到“清静平和，性与琴会”，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学者说，《与唐处士书》堪称中国音乐史上乃至古琴史上的重要文献。

《范仲淹年谱》中记载范公天圣八年创作的诗文目录如下：

《送刁纺户掾太常下第》诗、《论职田不可罢》（三月）、《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三月）、《上资政晏侍郎书》（三月）、《上时相议制举书》（五月）、《与周暌推官书》（六月十五日）、《与欧静书》（七月十二日）、《奏减郡邑以平差役》（七月）、《与唐处士书》（十二月）。

范公在河中府任职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史书没有留下他处理当地政务的记载，却留下了范公“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的精神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