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误会了商纣王3000年！

　   纣王，即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帝辛，一直以来都是昏君、暴君的典型代表，诸如宠信妲己、残害忠良、酒池肉林、炮烙**、杀妻害子、敲骨验髓、剖腹验胎……凡此种种都是多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帝王反面素材。尤其是在《封神演义》这部影响力很大的通俗小说之后，纣王的罪恶形象更是板上钉钉深入人心。

　　但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关于纣王的形象，三千年来似乎都没什么变化，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考古学成果的发展、历史观迅速地演进，才给我们还原了一个更真实的商朝和纣王。

　　我们来看最早的历史文献：武王伐纣时，有两篇控诉纣王的檄文《泰誓》和《牧誓》，其中给纣王定下的罪状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

　　近代历史学家顾颉刚专门写了一篇考证详实的文章《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统计了关于纣王的恶性，最早处于《尚书》的有六项，战国期间增加了二十项罪恶，汉朝增加了二十一项，两晋时增加了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事实上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举个“层层加码”的例子。最早《尚书》中记载纣王爱喝酒：“方兴沈酗于酒”。

　　到了《韩非子》中，这一段的描写是：“掘深池，罢百姓，煎靡财货。”至于池子是放酒还是放财务的，没明说。

　　在《吕氏春秋》中，正式提出了“酒池”这个概念——“以糟为丘，以酒为池，肉圃为格。”不但有酒，还有肉，可惜没有火锅。

　　等到了西汉初年的《史记》，就成了这个样子：“大聚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司马迁就是很厉害，寥寥几笔生动形象的画面感就出来了，不但规定了名词“酒池肉林”，还要强调“男女裸相逐其间”——这就是我们语文课里学习到的“细节描写”。



　　等到了东汉年间的《论衡》，把细节数量化了：“纣沈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长夜之饮，忘其甲子。车行酒，马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可见对于纣王的清算，定性分析还不够，还要来定量分析，有数据才有真相嘛。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能够想象到最奢靡堕落的景象就是“酒池肉林”“男女裸相逐”。但是，肉类是一个易腐坏的食品，既然人们还能脱光了衣服跑来跑去，说明天气肯定温暖，那么肉类怎么可能以“肉林”的方式保存呢？这是明显不符合科学常识的。我从来都尊重司马迁的旷世才华和专业素养，但是这个地方他写的就是禁不起推敲，我们只能理解为“裸相逐”之类属于文学演绎的成分。



　　再举一个例子，还是纣王奢靡生活的代表——鹿台。《史记》中的记载是：“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看来这个时候是鹿台还是纣王用来存放财物的场所。

　　到了刘向编写的《新序》中，鹿台就是——“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我们在商代年间，就建造了三千米长、两百多米高的巨型建筑，要知道埃菲尔铁塔也就三百米出头，可见我们上古时代的生产力有多么惊人。

　　再到了西晋年间成书的《帝王世纪》，纣王的鹿台一下子变成了“高千丈”了。我们就按周代的度量衡，即一丈相当于1.8米左右来换算，纣王的鹿台比泰山海拔还要高。纣王每天想要享乐一下还要爬个泰山，身体也是够好的。



　　所以说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写的很多东西，既没有生活常识，又没有科学常识，更没有一个严谨的考证态度，完全就是根据个人好恶以及现实目的来创作，这是我们当代人再去读史时需要警惕的。

　　简而言之，从最早的材料《尚书》中，纣王最大的罪状不过只是酗酒、任用“小人”，而到了西晋《帝王世纪》中，基本囊括了我们熟悉所有的坏事。

　　纣王的这些罪行，很多古人都觉得不靠谱。《论语》中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的罪恶不是他做过什么坏事，而是因为有些人说他坏，久而久之所有人就觉得他坏了。

　　宋代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也做过一番考证：如纣大造宫室、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等罪恶，与夏朝末代君主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尤其是炮烙之刑，一开始记载是桀那么害人的，结果都按到了纣的头上，从此“桀纣”成了一堆CP，变成了暴君的代名词。所以罗泌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罪行都如此相像，大抵都是后人“发明”的内容。



　　现在考古学进步了，出土了大量商代甲骨文，让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了更充分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了，纣王是曾经出征东夷并且取得了胜利：“禺夷方率伐东国，册夷方，妥（绥）一（人，予）其比多侯”（《甲骨文合集》）。但是也国力受损，武王趁机攻商，纣王仓促之下只能组织囚犯和奴隶迎战，再加上王族出了两个带路党微子和箕子，最后在牧野战败，商朝灭亡。

　　对比史料，我们发现最初纣王的六大罪状其实并不能称之为“罪”。比如酗酒和轻信妇人，这顶多就是个人爱好，关于轻信妇人这个问题，根据出土甲骨文的记载，纣王属于政治联姻，对于妃子的生育、疾病状况非常关心，也给她封地（《商代史·卷二》第六章，甲骨文所见商王朝臣正纪略）。

　　而且这个妃子不是妲己，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妲己是东夷部落认输送给纣王的“战争赔偿”，因为武王发动战争，纣王先行匆匆赶回朝歌，妲己跟随后面的战俘和奴隶，很可能到纣王死他们也没能见上一面。结果却背负了几千年奸夫淫妇的骂名。



　　最双标的是什么啊：纣王天天跟女人泡在一起，荒淫无道；周文王有99个儿子，多子多福，是贤明的体现。

　　而纣王其他的罪状甚至可以看做是“历史功绩”。比如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比干、微子、箕子这些人，都是商朝王族，但是纣王打压贵族势力，最终比干被杀、箕子被囚禁、微子给武王当带路党了：“箕子者，纣亲戚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另外，这里的“小人”不是《出师表》那个语境下的“小人”，而是指出身低微的人。

　　这样一看纣王还能打破血统与家族的天花板，不任人唯亲，而是提拔平民唯才是举，颇有些超越时代的理念。而纣王提拔的人才中，最为有名的是飞廉、恶来、费仲、左疆等人，但这些人无一例外，在后世的记载中，都是奸臣，有贪财的，有酷吏，有枉法的……我们不难想象，他们的罪行恐怕也跟纣王一样，是“层层加码”后的结果。



　　另外他的罪名里还有两样：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这都是在削弱神权，以及神权的代表——祭祀集团的权力。相信“有命在天”，也就是说祭司们搞得那些占卜、神谕、祈福就没有用了，别来干预世俗政务。不留心祭祀也是为了此，没有仪式祭司就没有权力。同时商朝的祭祀是很残酷的人殉，纣王不举行祭祀，客观上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把前因后果都捋顺了，纣王一方面打击王族、贵族，提拔地位出身的官吏；另一方面打击神权祭司势力；同时出征东夷，扩展了华夏文明的传播范围。总而言之做了很多促进历史进步的事情，但是自然招致了贵族集团、神权集团的反攻倒算。

　　从这个角度来看，纣王后世的各种“脏水”也就不难理解了。儒家以周朝为正统，因为周公“创礼乐”，孔子的政治理想也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里回复“周制”。而纣王不任用身边的贵族，也不热心于祭祀，自然与“礼乐”的理念背道而驰，后世的文人士大夫们也难对他有几句好话。



　　同时，既然奉周朝为正统，儒生们就要为武王伐纣找到合法性，总不能说趁人家大战之后国力空虚偷袭吧？所以就一定要把脏水泼到纣王身上，说他宠爱妲己，说他剖腹挖心，说他炮烙忠良，说他酒池肉林，说他男女裸相逐……

　　近代以来，随着考古不断挖出新素材，同时人们对于一些新理念的认同——比如亲近贵族不一定是好事，打破统治阶级的固化现状才是一件有勇气的事情，所以纣王的“平反”也不断有有识之士提出。

　　比如郭沫若先生就指出，纣王是加强“中央集权”第一人，他打压王族、贵族，提拔普通官吏，架空祭司集团的权力，是符合历史进步的趋势的。同时四处征伐，虽然导致了国力空虚、最终败亡，但是把华夏文明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促进了民族融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大功一件。



　　郭沫若先生之所以对纣王提出了颠覆式的观点，根源在于近代以来，对于夏商周文明的考古活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从各种青铜器的出土、甲骨文的大规模解读、上古墓葬的发掘……当代史学家们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自然对夏商周的历史有了一个颠覆性的认识，相比于“口口相传”时代的士大夫历史，当下的研究更能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赵皓阳 /文   来源：大浪淘沙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