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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如山的“铁汉公”薛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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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25 11:10:43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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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如山的“铁汉公”薛瑄
薛瑄像,文清是其谥号,薛瑄是明朝第一位从祀孔庙的贤臣。

    薛瑄是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原属河津),明代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又是著名的清官廉吏。同时,薛瑄也是著名的法律工作者,以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著称。

    薛瑄的籍贯虽然是平原村,但却并没有生长在山西老家。薛家属于书香门第,祖父薛仲义生活在元末明初,因为战乱没有科举做官,平时在乡下教学。薛瑄的父亲薛贞,洪武年间中了举人,被任命为河北元氏县教谕。

    当时,朝廷鼓励guan员孝养父母,专门有补贴,所以薛贞上任后,就把一家人都接到了河北。

    薛瑄就是在元氏县出生的,当时是洪武二十二年。

    薛瑄在永乐十八年参加了河南省的乡试,中了解元。第二年,薛瑄到北京参加会试,中了二甲进士。

车轮为窗 御史清贫

    薛瑄中了进士之后,并没有立即去做官。因为祖父、祖母相继去世,父亲薛贞在家乡守孝,所以薛瑄也回了平原村,侍奉父亲。几年后,薛贞守孝期满,被调到河内县任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沁阳。薛瑄陪父亲到了河内县,又陪父亲去北京朝觐。薛贞从北京回来的路上就已患病,回到河内县便去世了。于是,薛瑄又回家乡守孝。守孝期满,薛瑄入朝做官,已经40岁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明朝guan员的俸禄很低,清廉的guan员往往都十分清贫。薛瑄做了5年御史,才有能力在北京买了两间便宜的小房子。这房子低矮窄小,光线不好,家里又没有多余的钱做窗户。薛瑄的大儿子薛淳把一辆废旧的独轮车拆了,把东墙挖开,用车子上的旧木料,勉强安了个窗户。这个窗户十分难看,薛瑄回家看见了,自己都笑出声来。后来,薛瑄写了一篇短文叫《车窗记》,专门讲这件事。其中一段说:

    以御史之显,曾不能办一窗,致以此物为之,使富者见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于生事,乃至乎此。

    意思是自己做着御史这样重要的官职,却连窗户都买不起。有钱人看见了,一定会笑话的。自己这个御史,实在是不善谋生啊!

    薛瑄在**上待了20多年,后来官职很大,都做了阁老。但他一生坚守清廉,实际上算是清贫了一辈子。

    晚年退休后,权臣石亨来看望薛瑄,说:“我向皇上请示一下,给你下一份圣旨,你回家后可以在家里正式办学,收一点学费,养家糊口。”

    薛瑄说:“元朝理学家许衡退休时,忽必烈曾经下旨让他在家里办学赚钱,许衡把圣旨卷起来挂在房梁上,从来不给人看,直到死后家人才知道有这道圣旨。我如果想赚钱,那还不如不退休呢。”

    薛瑄退休后坐船从运河回家乡,因为盘缠少,路上吃喝都不方便,儿子薛淳就埋怨了几句。薛瑄拿拐棍把儿子敲打了几下,说:“我追求的圣贤之道是亨通的,吃喝问题算得了什么呢?”

    薛瑄晚年居家时,其大弟子李贤已经贵为内阁首辅,经常写信问候薛瑄。但薛瑄从来都不回复。有人问:“你怎么不回复人家李贤呢?”薛瑄说:“北宋司马光隐居在洛阳时,宰相经常写信问候,司马光从来都不肯回复。我就是学司马光的。”

执法如山 不畏权贵

    薛瑄一生最大的挫折,发生在明朝正统八年,当时薛瑄55岁。

    53岁的时候,薛瑄的官运来了。执掌朝政的大太监王振询问大学士杨士奇:“我家乡有没有可以当京官的人才啊?”王振是今天的河北蔚县人,但当时蔚县归山西管,王振算是山西人。杨士奇就说:“有个薛瑄是山西人,在山东当提学佥事,人很不错。”王振就把薛瑄调进北京,担任大理寺少卿。当时吏部正式举荐了4名guan员,但王振只批准了薛瑄和另一人,让他们乘着驿马火速进京。

    薛瑄进京之后,杨士奇就跟薛瑄说:“提拔你是公公王振的主意,你要上门去感谢一下王公公。”说了几次,薛瑄就是不理会。杨士奇又派薛瑄的朋友和弟子李贤去劝说,薛瑄答复说:“提拔我是朝廷的旨意,向皇上谢恩就够了,我怎么能去私人家里谢恩呢?”薛瑄就是不肯去。后来,王振主动跑到朝房来看望拉拢薛瑄,别的guan员都赶紧下跪行礼。薛瑄却只是拱了拱手,不肯行大礼。王振拿薛瑄也没有办法。

    王振提拔薛瑄,一方面固然是想拉拢朋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善意,想为朝廷选拔贤才。薛瑄不肯向王振谢恩,王振刚开始并不是很在乎的。有好几次,皇帝给薛瑄赏赐宫纱和团扇,其实都是王振的意思。但最后,薛瑄还是把王振给惹翻了。因为一个普通的案件,薛瑄执法如山,不肯让步,被判了死刑,差点掉了脑袋。

    薛瑄任职的大理寺是负责复查案件的,不直接审案,但审好的案卷都由大理寺来复查,有问题就要发回重审,以此杜绝冤假错案。

    有个下级军官叫杨安,因病死亡,已经两年了。杨安的小老婆和锦衣卫军官王山好上了,想嫁给王山。大老婆贺氏说,守孝未满,怎么能够改嫁呢?王山是太监王振的侄子,他就教唆这个小老婆,让她出面告发贺氏,说杨安是让贺氏给毒死的。

    军人的案件都是由锦衣卫负责审理的,王山就在锦衣卫工作,私下一运作,就把贺氏和相关人员判了死刑。案卷移送到大理寺,大理寺guan员发现口供前后不一致,充满了疑点,薛瑄就要求发回重审。明朝能审案的部门有锦衣卫、都察院、刑部等。这个案子后来就交给都察院来重审,审完之后,仍然维持原判,薛瑄的大理寺还是不同意。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几个部门都审不好,就要上报给皇帝。薛瑄便向皇帝汇报了,请求皇帝关注此案。皇帝下令,让刑部郎中潘洪用心查访。潘洪走访左邻右舍,详细调查之后,说杨安是患痢疾半年后去世的。杨安病重期间,贺氏曾经请道士到家里画符念咒,让杨安喝过符水,但没有下毒的事情。

    这样,案件就算是初步平反了。皇帝十分震怒,说“原问官好生不用心”,把都察院相关人员罚俸三个月。都察院说案件原本是锦衣卫审的,于是锦衣卫相关人员也被罚俸三个月。当时,明英宗只是十几岁的小孩子,所谓的皇帝震怒,实际就是太监王振生气了。这时候,王振还是支持薛瑄的。

    大理寺的薛瑄坚持原则,平反冤案,无形中得罪了朝廷的两大要害部门——都察院和锦衣卫。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叫王文,锦衣卫的指挥使叫马顺,这两人都是太监王振的亲信党羽。他们就向王振进谗言,挑拨离间,说薛瑄的坏话。再加上侄子王山的诬陷,王振就对薛瑄和大理寺有了看法。随后,都察院和锦衣卫联手反击,诬告大理寺guan员贪赃枉法,为死刑犯开脱。王振就下令逮捕大理寺的主要guan员,交给都察院来审查。这一次,几乎把大理寺的guan员一网打尽,朝廷只得另外派人来负责大理寺的公务。

    审案时,左都御史王文是主审官,薛瑄反倒成了被告。薛瑄当场就提出质疑,他说:“王文,你也是案件当事人之一,应该回避,怎么能来审问我呢?”没想到正中王文下怀,王文立即向王振诬告,说薛瑄是“囚不听理”,不服管教。王振大怒,下决心要把薛瑄置于死地。

    薛瑄在朝堂上接受了拷打审问,又被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当时,王振曾经利用诏狱的潜规则整死过政敌,所以大家都认为,进了锦衣卫的诏狱,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了。有朋友去诏狱看望薛瑄,发现薛瑄手拿一本《易经》,正在从容阅读,根本不知道害怕,就赞叹道:“你真是个铁汉子啊!”薛瑄说:“平反冤狱是我的本职工作,因为秉公执法而获罪,有什么好惭愧的呢?”人们后来称赞薛瑄是“铁汉公”,就是从这儿来的。

    案情反转过来,贺氏等人维持原判被处死。大理寺几位guan员以及刑部的潘洪都被判了流放,主要负责人薛瑄则被判处死刑,秋后处决。

    当时刑部的意思是,薛瑄的问题属于工作失误,不应该判得太重,罚点钱,官复原职就可以了。但王振不同意,坚决要处死薛瑄。明朝的死刑案件都实行“三覆奏”,也就是要向皇帝上报三次,以免产生冤案。第二次“覆奏”时,薛瑄的三个儿子出面,一个愿意替父亲去死,另外两个愿意替父亲去流放地,以王振为代表的朝廷没有同意。到第三次“覆奏”时,事情终于发生了变化。

    传说,太监王振家里有一位老仆人,在厨房哭泣不已。王振很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老仆答道:“听说薛夫子快要被处死了,我心里很难受。他是个好人啊。”王振听了,颇受感动,就打消了处死薛瑄的念头。

    另外,王振有一个亲信叫王佑,在朝廷担任侍郎。他向王振汇报说,薛瑄的案子实际上是冤案,朝廷的guan员们都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薛瑄不应该判处死刑。这样,王振最后关头下令赦免薛瑄,把他继续关在锦衣卫的诏狱里。几个月后,又放薛瑄回乡为民。

高调复出 不改初心

    薛瑄在家乡住了几年。正统十四年,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王振被杀,明英宗被俘,几十万明军被瓦剌击溃。紧接着,留在北京的王振党羽马顺、王山等人都被朝臣打死,王振势力全面倒台。薛瑄被起用,乘驿马火速进京,参加北京保卫战,抗击瓦剌。这一年,薛瑄61岁。

    在所谓的对立面中,原左都御史王文在明景泰帝时代继续得到重用,权力比以前更大了。薛瑄和王文之间,又发生过一次激烈交锋。

    江苏一带发生了灾荒,几百名贫民去找大户人家借粮。大户不给,贫民就把大户人家给烧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案件。

    王文奉命去南方查办此案,逮捕了二百多人。他为了立功,就以谋逆罪论处,全都给判了死刑。谋逆罪,就相当于起义造反,推翻朝廷,是没有活路的。

    薛瑄当时已经做了大理寺卿,仍然是主管复核案件。他阅读案卷后,认为这二百多人不是谋逆罪,这个案子只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已,不应该全判死刑,就提出了异议。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听从了薛瑄的建议,改判几位首犯为死刑,其余从犯都减了刑。

    王文对薛瑄十分不满,公开叫嚣道:“薛某人旧性不改,我一定会报复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此老倔强犹昔。”意思是,上回都给你判过死刑了,都把你打回原籍为民了,你怎么不长记性,还敢来招惹我?

    薛瑄复出之后,先后担任过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平反过大量冤案,都是按原则办事的。不应该判死刑的,他会坚决顶住。应该判死刑的,他也不会放过。有个富豪杀了人,案子久拖不决,有guan员想饶过这个富豪,薛瑄说:“饶了他,那死去的人该怎么办呢?”最后还是给富豪判了死刑。

    明英宗复辟之后,薛瑄被人推荐,受到重用,做了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后世称为“阁老”。但帮助明英宗复辟的那伙人都不是好人,他们想利用薛瑄的好名声,干自己的坏事。那些人要杀害在景泰朝得势的于谦和王文,薛瑄反对过,劝阻过,但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那些人还利用薛瑄和王文的个人矛盾,派薛瑄去宣诏监斩王文。薛瑄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只做了几个月的阁老,就急忙忙地告老还乡。实际上,他是不愿意再与朝廷中的奸臣为伍,想早日脱离那是非之地。

    薛瑄退休后在家乡住了七八年,悉心教导各地的弟子,后来形成了在明朝颇有影响的河东学派。76岁时,薛瑄在家里从容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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