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随西南服务团南下及初到达县的日子_河津文史

    上世纪50年代初，和山西南下同事留影（后排左一为柴琦）。

    1949年1月，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基本消灭。3月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坚定从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赴新区工作。于是，我从山西省河津县参加西南服务团，南下四川，来到达县，参加了人民政府的接管和建设。四十多年过去了，然而我的脑际却时时萦绕着那段难忘的历程，那如火如荼的日子。

晋绥集训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河津县委组织干部学习了全会决议和毛泽东同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要求每位党员、青年团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新的解放区去接管政权，参加政权建设。1949年7月下旬，河津县委确定我到晋绥党校参加第三批赴大西南的干部集训学习。

    8月上旬，我到十分区报到后，就与各县抽调来的干部一起到襄陵县张礼镇进入晋绥区党委党校。我们河津县的同志开始都分到第7部第5支部。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如何适应新区的需要，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增强政策观念。学习的内容是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将革命进行到底》等44份文件、文章，另外还有一本介绍四川概况、风土人情、民俗习惯、待人接物的称谓等小册子。

    9月，学习转为军事化训练。我被编入西南服务团第4梯队第4大队第25中队。正副队长分别是王家棣、高林青。几天后，我被调到大队部财粮科，负责大队与梯队之间的粮草、服装等物资的领拨、发放。同时参加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是艰苦而紧张的。由于我们这批人地方干部多，年龄悬殊，又从未接受过训练，开始闹了不少笑话，如着装不齐，步伐不一，射击不着靶。投弹不拉弦，等等，花样百出。但是，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刻苦，一想到今后的任务，劲头就来了。通过近两个月的集训，每个同志都完成了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任务。经过上级两次检阅，获得好评。

南下川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就在这一天，我们集训结束，从晋南平原出发，开始了南下的征程。

    起初，我们每天仅走30华里，以后逐步增加到60华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党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连续行军10余天后，我们抵达黄河岸边秦晋接壤的要塞——风陵渡。然后渡过黄河，改乘火车到古城西安，在北郊驻扎，进行休整和学习。

    在西安，我每天骑着单车在城里上下联系，筹集粮物，为大队徒步翻越秦岭作准备。我们除备足半个月的粮食外，每人还要带上三天的干粮，两斤白酒，一串干海椒，以抵御饥寒。

    在离开西安的前几天，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开进西安。我们西南服务团数千人在西较场聆听了贺龙同志的讲话，他鼓励我们到新区后要努力工作。

    11月初，我们前行到宝鸡，停留了一晚，第二天清晨便沿着川陕公路南下，翻山越岭是整个南下途中最艰苦的日子。我们大都是在平原上长大，不习惯爬坡上坎，每人又背着五六十斤重的背包、****、干粮。当时，天上连日飘着鹅毛大雪，山上积雪没膝，每跨出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原本就不平整的公路又被胡宗南败军破坏得不成样子。我们一边蹒跚前行，一边还得探测、绕开敌人埋下的地雷。每天行军都是两头黑。从益门镇到黄牛铺不过七十华里，我们走了十多个小时。而后勤人员比我们更辛苦。他们不但与我们一样行军，而且还要领粮发粮，起早贪黑为队伍架锅起灶，煮粥熬汤，保证同志们吃好住好休息好。行军虽然艰苦，但我们一想到党和人民的期望，想到今后的任务，就勇气十足，信心百倍。我们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靠着坚强的革命信念和毅力，发扬团结互助和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终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把一座座崇山峻岭踩在脚下。通过9天的行军，我们翻过了秦岭，到达陕南褒城和汉中之间的宗营镇。

    在宗营镇，整个服务团住了下来，进行休整，分配、任命各地的领导干部，确定每个人的去向和目的地。我们第25中队的一部分和第23中队的同志被分到了川北的达县地区。这时，我经参谋长李林和白兰芳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分配去达县地区的达县工作。当时，白兰芳被任命为达县市市长，贺志华被任命为达县县委书记兼县长。

    休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了四川省秀山、酉阳县一带，不久又解放了西南重镇重庆。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下。我们从宗营镇出发，开始了急行军，每天以120至150华里的速度向四川挺进。一个星期后，我们进入四川的门户广元县城。

    经过三天休整，西南服务团数千人按在宗营镇指定的方案，分成三路，分别前往川西、川康、川北地区。到达县地区的人员又分成两路：一路从广元出发，步行到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县；我们另一路则跟随到川北的大队伍，乘上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汽车继续南行，经剑阁县，于1950年1月7日到了川北区党委所在地南充。由于车破、路烂，从广元到南充竟用了4天时间。

    在南充，我们得知达县设立市的方案政务院未批准。

    1950年1月10日在南充丝蚕职业学校二楼教室里，中共达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贺志华带着警卫员与分配去达县的全体同志见面。我们被分配到达县去的同志一共14人。除贺志华同志外，其余13人是高金科、白兰芳、路玉、苗致明、席兆义、刘玉兴、郭爱卿、张佩荣、白天彪、黄巩望、王希明、刘海亮、柴琦。

    1月12日，临出发时，上级又分来一位窦锦华同志加入我们的行列。于是，我们到达县的15位同志（不包括先期由川北行署分配到达县后任公安局局长的陈学品和李玉林、张ⅩⅩ3位同志），同分到地区机关和开江、宣汉、万源等县的同志一起分乘三辆货车，从南充出发，于第二天即1月1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到达达县。从而结束了南下的征程。

    从晋南到达县，历时两个月零十三天。黄河渡口、古城西安、秦岭雪峰，还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至今历历在目！其间的艰辛、甘苦、友情、喜悦，更使人难以忘怀。

接管建政

    1950年1月14日，也就是我们到达县后第二天，中共达县委员会和达县人民政府成立，贺志华同志正式就任达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这天清晨，我们即投入了新的紧张的工作，参与人民政权的接管和建设。

    我和刘海亮作为办事员协助黄巩望同志筹备建立县政府办公室，接待国民党政权人员；其余同志配合地区筹备站招考达县人民服务工作队队员。

    解放初的达县城，作为一个专署所在地，却没有一栋像样的楼房，县政府院内更是乱七八糟，瓦砾遍地，路边长满了一丛一丛的杂草。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县政府的办公室在礼堂右侧临时打扫出来的一间又破又旧的屋子里。黄巩望同志找来笔墨，在纸上写了“县政府办公室”几个字贴在门框上，算是“挂牌”。

    整个县政府院内仅有一张床铺，由县长和警卫员共用，其他几位领导干部和我们工作人员全部睡在阴暗潮湿的地板上。地板上只铺了薄薄的一层稻草。照明用的是灯草桐油灯。

    当天晚上，我们南下干部包括地级机关和从南充同路来达将去宣汉、万源、开江县工作的同志整队前往达城西街原“广明京剧院”（现地区杂技团所在地）与第四野战军第42军124师会师。会上，该师副师长苏克之向我们介绍了解放达县的经过；中共达县地委副书记范铭讲了话，并向大家介绍认识了中共达县地委第二副书记兼地委宣传部部长魏文引、中共达县地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何静修。他们二人是达县地区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者。还介绍了中共达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贺志华等领导同志。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达县党的地下工作者王成同志从大树带来一支数十人的游击武装队伍到县里报到，徐大赉同志也来到县上。这些人来后，县政府遂正式组建科室。王成担任民政科长，王希明担任财粮科长，黄巩望（初定为民政科长）担任教育科长，徐大赉为秘书，刘海亮调秘书室工作，我到了财粮科。在财粮科工作的还有罗子仁、高凌、李永裕等同志。

    我到财粮科不几天，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城关区区长白兰芳同志找我谈话，派我去接管原国民党达县田赋管理处（设今地区检察院处），并向我讲了去后应依靠什么人、应注意的事项和工作方法。

    我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粮食田赋关系到全县60多万人民的生计，与诞生不久的人民政权的巩固息息相关，一旦粗心大意，便会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在接管当中，我时刻牢记领导的教诲，提高警惕，仔细盘查，认真核对，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从而先后发现并挖出了以国民党县田管处长孙朝为首，合伙盗卖粮谷7千余担和檀木粮库主任邓兴邦大肆盗卖粮谷等大案，并及时将调查情况上报，使孙朝、邓兴邦、王汉臣等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得到了严惩。

    接管田赋的工作结束后，我得到了地区公安处处长兼城防司令苟法良的表扬，接着回到了县财粮科。

    1950年秋天，上级将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从那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我一直工作、学习、生活在达县。达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柴琦，（曾用名：柴汝锁，柴志贤）男，1929年2月出生于河津县阳村乡太阳村。1946年考入河津中学，肄业。1947年5月任本村财粮秣委员。1947年10月在河津县三区民主政府任财粮助理员。1949年7月参加山西晋绥党校学习，1950年1月在南下进军西南途中任大队部粮秣会计，负责大队行军途中的食宿联系，供应。1949年进军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1月在达县（现更名为达州市达川区）工作，先后任人民政府财政科科员、县委宣传部主办干事、达县管村区区委书记、县城关区区委书记、达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办公室工作。1958年4月被错划为右派下放，1979年2月恢复党籍及原工资行政18级。后任达县供销社副主任。1989年2月离休，享受县级干部政治、生活待遇。2005年6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骨灰安葬于达县雷音铺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