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改革自救

宋利平

山西票号经过极盛的发展后，到清代末期，经营陷入重重危机。为了自救，也做了一些改革的探索。值得回望和反思。

面临的挑战

山西票号遇到的主要挑战，一是金融竞争加剧，票号业务不断萎缩。从1896年到1911年，15年时间新设银行、官银钱号共40家，其凭借拥有的特权，在官款存款和汇兑领域，基本把票号完全排挤出去。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都属于官商合办，他们利用经济手段、服务手段，对业务和客户进行争夺，仅1909年一年时间这两个银行的汇兑业务就达110万两和4044万两。户部银行于1905年成立，属于国家银行，资本远远超过所有票号的资本总和，且在重要城市和各省首府设立了分支机构，拥有代理国库省库权，逐步接办了各地官款存汇。各地民营银行、钱庄及小银号对于存款加利吸收，对于汇兑则减费兜揽。长江以南的票号生意，逐渐被钱庄占领。外国银行也慢慢向内地渗透，吸收存款，经营汇兑。二是辛亥革命后票号损失惨重。由于战乱，许多城市经济遭到破坏，工商业破产。票号一方面财物被抢，一方面被挤兑搁浅倒闭。据12家票号报告，他们在汉口、成都、太原、北京等8个城市兵乱中，被抢现银1335896两，财物308570两，合计1644466两，平均每家损失137000余两。因为工商业萧条，大量贷款收不回，仅清末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就有200万两贷款收不回；存款却需支付，资金周转不灵，票号接连倒闭歇业。到1921年，票号仅存4家，倒闭、改组、破产清理者22家。三是自身管理的问题。表现在思想上居功自傲，墨守成规，不察时势。“各票庄于此，既无事先之准备，亦无处变之胆识。多携款逃归，各图安逸。于是，汇兑不能通，外欠不能收，存款不能保，而放款之户，倒提日急。”“于是乃束手待毙，一败涂地”“乃各庄当事者，私心自卫，不顾全局。而财东尤茫无所知，一筹莫展。于是无力者相继倒闭，有力者亦孤掌难鸣。相率而归于衰亡之途矣。”在票号分红时，不注意提留资金，以备弥补贷款损失；贷款大多是信用发放，缺乏抵押，欠款不易收回；实行无限责任制，财东以全部财产承担责任，在随后债权人追索时财东或破产或逃跑。

曾经的机会

1903年，北洋大臣袁世凯邀请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票号拒不奉命。天津官银号开办以后，袁世凯曾开设银行学堂。“拟招票商学徒”深造，结果由“山西招募学生六十名”。1904年，鹿传霖为户部尚书，受命组织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霖曾邀请票号加入股份，并请票号出人组织，票号北京分号经理多数赞成，但总号经理不敢入股，亦不让参加。“坐失此种机缘，后悔何及。”据说鹿传霖召集票庄领袖集议，没有结果，再由户部银库郎中张伯讷联络，也是无效。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浙江绸缎商筹办。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也招请票号协办，每号出两人，票号也不应招，失去了参加国家银行的好机会。“财东号掌尽养成一种骄满颓腐、全无新识和改进勇气之人物，尤为失败之大原因。”从这个现象看，不愿“外人”“外资”插手票号，不愿与官共事，实际上是不愿与时俱进。

受挫的革新

至此票号生死存亡之际，社会舆论及有识之士期望山西票号能够组织大银行。1904年《南洋官报》曾发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这时，蔚丰厚北京分号的经理李宏龄挺身而出，鉴于票号非改银行不可，联络票号资本家渠楚南，商量合组银行。李宏龄曾任蔚丰厚上海、汉口分庄经理，有政治头脑和进取精神。1908年4月，他们以京都祁太平三帮票号名义和京都平帮名义，向祁太平三帮和平帮总号连续发出三信，与总号总经理商谈票号各家共出资本，再加招集股本，合组一大银行，作为票号后盾，以图生存。“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晚等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合组银行的设想是：每家票号各出资三五万两，作为有限公司制；集股五百万两，每股一百两，月四厘行息。总资本含各家票号投资；银行名称为晋省汇业银行，悉遵票号做法，略改其不做抵押等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公推熟悉商情、声望素孚之人渠楚南充经理；银行成立后，除内地繁盛各处均占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

渠楚南是祁县人，其父曾创办三晋源、百川通票号。1906年，渠楚南任山西大学堂学监，还出资接办山西官办火柴局，改名“双福火柴公司”，是山西省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在被推举为合组银行经理后，他积极筹备，亲赴祁太平向各票号总经理宣讲自办银行的道理，商谈管理办法。

1909年1月，李宏龄等人又以京都祁太平三帮票号名义，向各分号发信，要求“各就码头情形，细加斟酌，切实公函告各总号，务使洞悉外间市面”。各分号认真讨论后，都同意合组银行，既希望京都三帮票号担起责任，又发函各自总号，请总号认清形势，从速决断，合组银行。“惟是机不可失，机会难在，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也。”

当时，毛鸿翰是蔚泰厚的总经理，不仅在蔚字五联号有发言权，而且在票号界意见举足轻重。在接到京都三帮同人的意见后，先不以为然，后提议招外国人入股，最后提议缓办。当票号各分号发函催促时，他产生疑虑，以为有人捣鬼夺权，说“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其他总号“于是一般庸庸，无敢异议”。李宏龄知道后，“宏至是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而筹办银行之议，烟消云散矣”。1913年，李宏龄辞去号事，闲居故里，著述了《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详细介绍了票号改革的思想、计划和过程。曾为蔚泰厚伙友的张石麟也因主张改组银行，被毛鸿翰辞退。

重组的努力

辛亥年后，由于贷款难收回，存款需支付，在应付挤兑中，多数票号资金困难，搁浅倒闭，山西票号只存19家。为了设法维持残局，以求再存，以平遥帮为主体的14家票号，经过多次集议，公推6人代表于1913年冬进京，向北洋政府请愿，拟向政府借款，或由政府担保向外商借贷，以便周转，维持信用。同时，又开始了筹组银行的活动。京城票号为筹办银行，邀请梁启超演讲，详陈不联合组织银行的危险。祁太平票号各分号，也齐集太原商讨，连原来反对合组银行的毛鸿翰也表示支持。议定银行名为“汇通实业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暂定资本300万元（货币单位为银元），总行设北京。“所有各号旧事仿照大清银行办法，另设清理处清理”，欲结束票号而开办银行。

这家银行的资本拟分为旧股和新股。旧股是各票号存款户中愿意将存款转为资本的部分。新股则需新募集。在当时信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决定以山西附加亩捐作抵押，向外部借款，或者取得北洋政府支持。经过向农商部、财政部多次反映，终以财政困难为由予以拒绝。“贵省殷商巨室冠于各省，筹集资本定非难事”。同蒲铁路原欠票号57万两，保晋矿务公司欠票号近28万两，也因地方财政困难，发还无望。这样，前后四年，未取得政府和外部的支持，所有努力付之东流。

有益的探索

作为一个“群体”的山西票号，向现代银行转型失败。但蔚丰厚票号在北京分号牵头下却成功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

蔚丰厚票号属于蔚字五联号之一。北京分号经理郝登五认为“社会事业，固赖政府提倡于上，尤须商人奋起于下”，没等债主临门，趁信用尚存之时，在取得东家和总号经理王文魁同意后，开始了改组活动。他发起成立了36人的组织，拟定了章程和《招股简章》，1915年5月取得财政部备案批准。规定资本300万元，蔚丰厚承担三分之一，其余新招股份，待新股召集一半即行开办。总行设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宁夏、迪化、绥远等13处票号分号后改为分行。经过近一年努力，新招股100万元，于1916年5月开业。年底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了总经理、董事、监事，郝登五为总经理。1920年倒闭，分支机构先后停业。

蔚丰商业银行之所以改组顺利，主要是得到发起人和甘肃、新疆两省政府支持。36位发起人和投资者中就有袁世辅和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政界人物参与易获得政府支持。同时，蔚丰厚票号历来注重西北地区生意，唯一一家长期在迪化设庄，在甘肃、新疆有重要影响力，故能在招新股时在甘肃、新疆分别筹得2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