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报》“运城行”长与蒲州作胜友

蒲津渡遗址

蒲州故城北城墙保护修缮后

蒲州镇，位于山西运城永济西南一隅，辖区面积不足2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4万余，除了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稍显特殊，在黄河蜿蜒流经的数百城镇中并不出奇。但若在史书中查找它的名字，举重若轻的“舜都蒲坂”四个字昭示着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永济境内独头、石庄等文化遗址的发掘，更加印证了古人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这座城的历史，堪称古老。

从战国“蒲邑”，秦时“蒲坂”，北周“蒲州”，到自隋沿用至元的“河东”，明朝又定名“蒲州”，清朝置永济县、属蒲州府，民国元年裁府留县。蒲州的地名、建制数经更易，折射出这座城在历史舞台上的起起伏伏。

航运兴衰之津

蒲州位居古中国腹地、黄河中游平原之上，南据中条山之险，北守运城盆地之饶，西邻黄河航运之利，收揽晋南平原和关中平原之山川形胜。畿辅重镇并非徒有虚名，历史上“韩信木罂渡军”“曹操西征马超”“郭子仪收复两京”等18场重大军事战争都发生在这里，实为兵家必争之地。

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河中段的水却并不那么好“吃”。此处水面宽阔，河道多变，要在河上修造桥梁难度极大。古人用竹索将船缚系，再铺设木板，既可运货行人，也可拆开行船。东魏齐献武王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蒲津架设过这种浮桥。

竹索浮桥虽然便利，但脆弱易毁。开元年间，唐玄宗下令重修蒲州城外的蒲津河桥，将原有的竹索旧桥改用铁索铁锚，修建了一座黄河浮桥，将秦晋紧密地连接起来。《新唐书·地理志》有载：“有蒲津关，一名蒲坂。开元十二年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东西两岸各铸四尊铁牛，腹下连通铁柱埋入地下丈余深，牵引铁索维系浮桥，整个工程用铁量总计约160万斤，占全国年产铁量五分之四。耗资巨大的浮桥保障了蒲津渡500余年通航便利，在古代桥梁史上留下了惊鸿一笔。

元朝时，蒲津浮桥一度毁于战火。明洪武二年，大将徐达率军渡河，重造浮桥，后又沿城创修石堤，下钉柏椿，上垒条石，中贯铁锭，50余年城固如初。随着沉沙堆积，河床东移，堪称一朝创举的开元铁牛竟没入水中，悄然消失。

蒲州城因水道而繁荣，也因水道而沉寂。

蒲州城外的蒲津渡一直是古代黄河上最繁忙的渡口之一，各代沿用。山西解县盐池生产的潞盐在这里集结外销，铜铁、煤炭、粮草等物资也都通过这条水道运往河西，转入渭河逆流而上运到长安、咸阳集散，或顺流运往豫西、洛阳等地销卖。唐朝一度提为中都，作为江淮到关中的运粮枢纽，尤被重视。

走马贩盐，运粮鬻货，蒲州的商业活动如日方升，“蒲州故里多豪贾”由此而来。在国家政治中心迁往南京、北京后，蒲州政治色彩淡化，商贸一度到达鼎盛。

明代以降，失去了政治中心的辐射影响，蒲州的政治、经济地位逐渐削弱。而黄河河床逐年抬高，桥毁路绝时有发生，蒲津桥废行后，通商多有不便，热闹的蒲州很快“降温”。嘉靖三十四年大地震是将蒲州推出高光的最后一击，城中建筑坍毁无存，许多客商转移到长安，往日繁华的蒲州城满目“晋魏城荒水丰侵”的萧条景象。此后虽有复建，也难再重现昔时盛景。直到1959年，三门峡水库蓄水，城内居民全部迁出，蒲州城最终被废弃。

铁牛出土之地

经济发展，古城失落，时代的一体两面让“寻根”成为乡愁的新表达，找到“消失的铁牛”成了永济考古人的心愿。

1988年，经过一年多查访勘探，永济县博物馆明确了开元铁牛下沉的大致区域。负责人之一樊旺林带着工作队，人手一把探铲，沿着根据史料记载、走访调研划定的区域逐步摸排，“用洛阳铲插到地下9米多，从蒲州城边挖到城北200米，总计挖了2000多个坑。最后发现有块地方硬度异常，请相关专家研究试探，发现是铁牛。”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山西省文物局组建考古队发掘蒲津渡遗址，历时9个多月，完整出土了唐开元十二年铸造的铁牛四尊、铁人四尊、铁山两座、铁镦柱四个、七星铁柱一组、明代护岸石堤70余米、明正德十六年记事碑一通。

回忆起当年的发掘过程，樊旺林记忆犹新：“铁牛周围打了6口井，不断抽水排入黄河，水干以后用4个千斤顶把牛提上来，一共提升了9米多，升一点就用砖支住，再升再用砖支住，4只铁牛耗时2个月才显出全貌。”

蒲州故城遗址在蒲津渡铁牛以东2公里处。遗址分东、西两城，占地面积约4.26平方公里。由于地貌变迁，城外的护城河、城内的街道体系和古建筑遗址均被掩埋于地下，地表残存部分城墙及建筑。

这部分城垣是明代在唐河中府的基础上所建，分为内、外城，内城为明代夯土包砖城，外城为唐代夯土城；内城存城墙、城门、敌台、瓮城、鼓楼及角楼遗址，外城存有东土门东北角及东南角的局部残垣。厚重的城墙，遒劲的额匾，矗立在旷野苍天之中，当年蒲州作为唐六大雄城“一望蒲城路，关河气象雄”的豪迈气魄依稀可见。

2012至2016年，为配合大遗址保护项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现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蒲州故城遗址的东门瓮城、西城内西北部等区域展开主动性发掘，发现了一段东西走向、长约130米的北朝—唐时期夯土城墙。出土大量白釉瓷碗残片、莲花纹瓦当、开元通宝、陶罐、素面绳纹里板瓦、筒瓦等遗物，证实了蒲州曾经存在过的辉煌。

202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永济考古基地揭牌，与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合作，继续推进蒲州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古城复“活”之路

铁质文物的保护是文保领域的难题，更何况是单体重达40吨的蒲津渡铁牛。为保护这批珍贵的国宝，199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成立蒲津渡遗址铁器群近期抢救保护课题组，最终确定了“就地提升”的保护方案——将铁器群从原地提升12米，在地表以上恢复原貌，露天陈列；明代建造的石堤、台阶及铁器群周围的石质地面也将在地面上复原。1995年，蒲津渡遗址博物馆成立。

露天保护看似简易，落实起来却绝不轻松：安防巡逻，监控覆盖，环境整治，每天不少于3次的日常维护，清除杂物和污垢，雨雪天要及时苫盖，文物鼓包、裂缝、生锈等要及时登账……事无巨细，细枝末节更不容马虎。当地文保人一做就是28年。

从进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列入国家文物局“十二五”时期大遗址保护项目库的150处重要大遗址名单，再到入选《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和《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纳入《山西考古工作“十四五”专项规划》，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的发掘保护一直受到国家、省级单位的关注。

为保障遗址的长远发展，国家文物局明确将“黄河关系”纳入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保护范畴，确定了该遗址的整体保护理念。2013年，《蒲津渡与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并公布，属于蒲津渡与蒲州故城的“大遗址时代”正式提上日程。根据规划，蒲津渡与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包括文物本体保护工程、黄河故道标识展示工程、考古研究、遗址博物馆建设、贸易路线及蒲商展示馆、公众考古体验中心、公园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

近年来，蒲津渡与蒲州故城文物保护所以蒲津渡与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总抓手，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和保护项目储备力度，先后实施了蒲州故城北城墙东段、西门瓮城、鼓楼、东门瓮城、西城墙、外城东城墙等文物保护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修编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2022年底，永济市蒲州故城文物保护所同永济市蒲津渡遗址博物馆整合为永济市蒲津渡与蒲州故城文物保护所，协同开展遗址的整体研究与保护利用。

多年来，蒲州故城与蒲津渡遗址的发掘和保护，离不开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物局的长远擘画与智资支持，也离不开一线考古文保人员的坚守与落实。如今，各级单位将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凝心聚力、稳抓实干，为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进一步夯实基础，助力运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让考古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提供了航运便利的铁牛浮桥，守御了百姓安宁的河堤城垣，如今都卸下了重任，伴着奔流不息的汤汤黄河，有如三位闲坐的旧友。历史无言，悄悄掀开了新的书页；文明不语，却把复兴的生机谱写在这片平原。这座承载着两千年底蕴的古城已然整装奕奕，只待启程。

中国文物报记者 翟如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