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建民：我们为什么要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说起上世纪六、七年年代，那是做得很苦、生活也很艰苦的时代。有些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们会怀念那个时代？

　　我是59年生，在1966年开始读书。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时代就是在文革10年时代度过的。小时候家里8口人，除父亲在铁路工作外，家里上有年迈的祖父母，下有幼小的弟妹，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争工分。因此，作为兄妹四个中的老大，我在读小学高年级时，就利用上学前（早上）、放学后、星期天及寒暑假的时间，开始下田参加集体劳动，竭尽所能地争些工分，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从倒四五（成人10分，我得4.5分）做起，到16岁时，我已经足工（成人做10分，我也拿10分）。在读初中和高中的同时，我一直担任着队里的记工员。

　　在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农业经历了从原始农业向电力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在开始，是没有电的时代，要把一个沟塘的水抽干，是要用水车，由四个人踩踏车水轴转动，把沟里的水带到出水沟里，需要有八个人轮换连续作业几天几夜才能完工；后来有了电，有了水泵，只需要一、两个人照顾着水泵工作状态，一两天即可完事。而电力在农村普及之后，农村便开始建立排灌系统，从开河的浩大工程到大队组织的渠道开挖、生产队的灌排系统的形成，从灌排系统的建立到土地平整和格田成方，在农业基本建设上投入了巨量的劳动。在电力的运用给我国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条件的同时，也为我国农业开始由手工作业逐步向机械化作业的转变，最先开始的是脱粒机的使用。但在收种及运输作业方面，还是长期依靠人力或畜力进行作业。例如，收割稻子，要用镰刀来樵，把晒干的稻子收到社场上，靠的是人来挑。在我们这里（江苏武进），直到1970之后，生产队才逐步开始有手扶拖拉机。除此以外，为了提高已有耕地的粮食产量，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八字宪法，在“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等各方面进行努力。这对处于从原始农业阶段的农业发展而言，无疑是能够最有效地促进粮食产量增加的措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民公社给人的感觉，免不了一个苦字。

　　建国后，我国人民的生存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到进入人民公社时，我国人口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实现工业化的需要，促使我国采用了“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并对粮食采用了低价定购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决定了生产队只能在必须种植粮食，而且只能在提高产量与降低成本的窄小空间内施展手脚。一句话，这一政策决定了人民公社时的农民免不了一个“穷”字。

　　许多人不理解，既然农村大集体的时期是那样的做苦，而且还那样的穷，为什么许多人还要怀念过去的日子呢？

　　一，大集体使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农民生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

　　在学术界或理论界，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农村改革，包干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吃不饱的问题。这几乎是理论界和当政者们非常一致的看法。但可惜的是，这种看法完全是脱离实际的。

　　从1950年到1980年期间，对我国来说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农耕时代到现代农业的发展阶段的跨越。而这个阶段性跨越的转折点就在60-70年代，其标志性事件是电力在农村的普及和农田基础工程的开展、人民公社从小学到高中教育体系的建立、及农业机械的广泛运用。

　　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性的事件首先是电力的普及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在电力普及之前，要把河里的水放到田里，用的还是人工踏转的老式水车。“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多旱多涝的中国农业区，长期缺少灌溉和排涝条件是农业单产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电力的普及及相关机械的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这正是从60年到70年这段时间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电力的普及也是实现机械使用的前提条件（例脱粒机的使用等）。

　　与电力在农业中的运用相联系的是农村水利建设工程的开展。在农村大集体时期所进行的农村基础工程建设的总土方量，据统计达到了3610亿立方，这还不包括各大队开挖沟渠和各生产队平整土地的工程量。二十多年的农业基础工程总量，远远超过了我国几千年的农业基础工程投入、包括建筑长城在内的工程总量，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这些农村基础建设工程，如果用货币来计价，其价值要达到数十万亿人民币。因此，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的“穷”是因为这一代农民把大量的劳动投入到对农业生产的长期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基础工程之上。

　　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公社形成从小学到高中的文化教育体系，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和电力的普及和机械的使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以及农业机械的运用，对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一方面是农业物质生产的手段的根本性的改善，另一方面是我国农业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普遍提高，这为我国农业生产面貌的改变打下了基础。

　　“中国在六十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持续30年的人均粮食快速增长通道，并在八十年代初突破了温饱线，持续增长到世纪末。其中六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后期速度尤其高。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提高了增长速度，但并不明显”（杨松林《是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吗？》。

　　许多人认为是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造成了农村粮食生产全面增收的局面，甚至有人认为如果要是一开始不走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道路，农村会发展的更好。这完全是一种小学生的见识一一非常肤浅的表面认识。

　　我们这里（江苏武进）是平原，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但是，那时的田地，高的可以做戏台，低的可以做鱼塘。在我小时候（1966年前后），每到雨季（如挑花水发、黄梅时节），碰到连续下雨或暴雨，坑洼的地方就是一片汪洋，种的作物在水里一泡，人工、种子、肥料投入都白白浪费了；而且由于以前的田地都是各家各户的，过去死了人，都是埋在了自己家的田里，因而到处都是坟墩头。因而，别说那些开河大型的水利工程，仅仅是生产队，把七高八低的田块格田成方，所花费的人工都不计其数。

　　在大集体时社员做得的确很苦，但是社员自己也知道，这是不能不吃的苦，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所必须要吃的苦。

　　据统计，1959年我国人均粮食为252公斤，1979年的人均粮食为340公斤，增加了88公斤；人民公社时期，每年人均粮食平均增长速度是4.4公斤。而在实际上，生产队二十余年的粮食增长速度是前期慢，后期快。1970年的人均占有粮食为289公斤，1979年人均粮食为340公斤，从1970年到1979年的人均粮食年增长的平均速度是5.66公斤。后九年的速度比整个时期的增长速度快了1.22公斤/年。1975年的人均粮食是306公斤，1979年人均粮食为340公斤，从1975-1979年这四年的人均粮食增长速度达到了8.5公斤/年。生产队后四年的粮食增长速度比前期快了2.84公斤，比整个生产队时期增长速度快了4.1公斤/年。

　　在讨论到农村大集体时，许多人喜欢用吃不饱饭来说事。这实在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1956年我国人口是6亿多人，到1979年是9亿多人，人口增长超过了50%以上，相当于2个人变成了3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依然不断增加，而且越到后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增速越快，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集体生产的优越性？

　　有人说，“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模式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在我国农业发展历史上，有哪一个时期能象大集体时期那样，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不仅使我国农业从原始种植状态向现代农业转变；而且使我国人口增加了50%以上，为我国农业长远发展投入了三千多万亿立方的农业基础工程；同时为我国由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化的国家提供近一半的资金积累；为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准备了几个亿的、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从整体上看，不论是在促进物质生产力发展方面，还是在促进劳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它所取得的成就都不是个体农户经营模式所能相比的。不知道这“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论从何而来？

　　二，消费价值的生产方式，使社员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全面兼顾，并体现农民的利益要求。

　　大集体为什么会使人怀念？

　　其中基本原因之一，在于生产队的经营模式是劳权公有制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社员作为劳动所有者的利益要求。生产队的管理体制是社员大会、队委会领导下的队长负责制，这种管理体制体现了社员的劳动管理权；生产队的分配体制是工分分配体制，体现了社员多劳多得的劳动分配权。生产队这种企业制度是一种与股份制相类似的按劳分配制度，是较好地体现劳动者利益要求的企业制度。

　　在国有企业或国营企业也有职代会和工会，但是职代会和工会并没有任命企业厂长、经理的决定性的权利，也没有决定企业发展重大事项的权力。在国有企业或国营企业职工拿的是工资，这种工资与企业的生产成果是不相联系的，而且基本是固定的。它不象生产队社员那样，你投入的劳动时间越多，你干的农活越多，从而得到的工分越多，你的收入就越多。

　　与产权型企业相比，生产队模式是劳动者当家做主，而产权型企业是资产者当家做主；产权型企业的生产成果归老板或股东，没有劳动者什么事，而生产队的生产成果由社员按工分多少来分配。

　　这里的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在于生产方式的区别：

　　生产队是消费价值的生产，即它是以社员为主体的、满足社员消费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方式；

　　产权型企业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它是以老板或股东为主体的、满足老板或股东资产增殖为目的的生产方式。

　　为什么过去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但农村的一对夫妇两个劳动力可以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而现在两个人打工，却不敢生二胎呢？

　　原因是生产队的消费价值生产方式它所满足的是劳动者的消费需要，因此，其生产成果表现为劳动者消费需要的满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产权型企业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它所满足的是资产者资产的不断增殖，是老板或股东越来越富；而且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即工资或人工费用作为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最小化目标，因而劳动者会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贫穷与富裕的问题。何为贫穷？何为富裕？

　　用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能力来衡量，是比较科学的做法。夫妻两个劳动力的收入能够负担起两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家的正常生活需要，这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标准。而如果负担起超过两个孩子从上学到成家立业的正常需要，那就是比较富裕了，因为这是维持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水平了；相反，如果一对夫妻两个劳动力的收入不足以负担两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家的正常生活需要，那就是比较贫困了，因为这是连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了。

　　为什么许多人会怀念过去？而且看来过去还做得很苦，而且看起来似乎很穷。你若问那些经历过大集体的农民，他可能回答不出来，但他每时每刻可能都有这种对比。

　　现在即使只有一个孩子，你都要努力打拼哪。首先，那昂贵的教育费用，就足以让你不敢懈怠；再想起以后孩子的成家所需要的供给，实在是不敢想象，特别是那高得离谱的房价，实在会让你望而生畏。

　　在大集体时期，大队一两个队办厂搞好了，全大队的福利也就上来了。现在呢，一个大队的私营企业或许有十多家，但人家搞好搞不好，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三，人民公社以满足农民需要的文化教育体制和卫生医疗体系的建立，使农民没有生存压力。

　　在人民公社时期，我国人口增加了3亿多，相当于多了一个人口大国。而且不只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是农民的文化素质也有了全面的提升，农民的卫生医疗条件有了大幅改善。人口的大幅增加的内涵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们的生育意愿高了，新生儿的成活率大幅增加；人均寿命有了大幅提高；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幅降低……。

　　在大集体时期，农民看病费用之低，看病之方便，很好地满足了农民对卫生医疗方面的需求，而中学教育的普及，学杂费的近乎于免费使每个孩子都能上得起学。

　　一句话，人民公社体制就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体制。

　　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激活公有制经济活力的大方向是对的，

　　但教育、医疗的资本化经营却使广大老百姓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建立医疗卫生体系的目的是为了看病救人，而医院的资本化经营的转变却把看病当作了赚钱的手段，偏离了医疗卫生体系的本来目的。当一个病人住院时，医生会和谐可亲地与病人或家族进行沟通，了解你的家庭情况，特别是了解你有几个子女，收入状况如何，然后再给你确定治疗方案。当医院也实行企业化经营时，治疗方案不再是对症下药，而是因钱施治，通过患者获取最大利益了。医疗环境是这样变化，教育环境也一样，从而使普通老百姓感到生存的艰难。

　　这就是人们会怀念过去的真实原因所在。

　　人民公社的消失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但是，对于人民公社、对于大集体，对于过去的经济模式，有人肯定，有人否定，这种争论似乎没有停止过。

　　然而，对于人民公社，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经济体制呢？它与苏联模式的区别又是什么？类似生产队这种以社员为主体的、体现社员权利要求的管理体制和分配体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呢？

　　事实上，对此，却没有人去认真研究，特别那些称之为经济学家的人，无不一言以否定之；还有那些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同样没有人从经济模式的角度，没有从企业学的角度，没有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角度认真去研究过。许多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来源于报刊杂志等文献资料，而对具有的生产队变化过程却无实质性的了解。

　　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受，对以往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模式发表意见。

　　但做为一个学者，对一种经济模式，是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

　　如果你不了解，你就不应该发表意见；

　　如果你虽然了解，但没有认真研究；那也不应该发言；

　　如果你了解了，研究了，但却还没有弄通，那就更不能发言。

　　对不了解、或虽然了解却没有研究，或虽然有所研究却没有弄懂的事情，在那里信口开河，高谈阔论，只是一种不专业的表现！

钟建民/文   2023-06-27   来源：钟建民的理论思考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