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明 裴孟东 散文

“爷爷，分明是什么意思？”刚在饭桌前坐定，旁边的孙子便一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扭过头，定定地看着我问道。小家伙刚满六岁，“问题大王”的名号却得来已久，睡前醒后，不是问这，就是问那，不大的嘴巴总是吧嗒个不停，好像脑袋里装着十万个为什么。这是不知又从哪儿听来一个词。想了想，我说：“分明就是清楚、厘清的意思。”

“沥青？”我那该死的口音，又引起了误解，赶忙纠正：“不是沥青，是厘清。”“那厘清又是什么意思？”没等我回答，手机响了，一看是堂弟，便起身到窗前接听。这是一个报丧电话，堂弟的岳丈去世了。按照老家习俗，我应该续献,也就是跟在堂弟后边献上祭品。病弱的老人难过冬，不由得一股悲凉涌上了心头。

堂弟的岳丈与我同村同族同辈，曾担任过二三十年的村委会主任，年龄虽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但我一直叫哥。结成姻亲，跟上堂弟降辈改称为叔。这倒没有什么，可每一次叫起来，总感到怪别扭的。如今堂弟的岳丈去世了，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眼前浮现。

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全村劳力都集中在村后沟口建坝，坝已经垒起一人多高，人们有了倦怠情绪，他便召集开会，坝面上坐着黑压压一片人，他站在一张桌子前讲话，说是讲话，其实是训斥，训斥每个生产队总有个别人上工迟到，说到这里，他声音很大地来了一句反问，我的“爷爷奶奶”们，白天活这么重，晚上就少折腾点行不行。队列里爆发出参差不齐的笑声，我站在母亲身旁却不明就里。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他一向肃静的外表下，还藏着幽默。

高中毕业，我成为返乡知识青年，与天津来的知识青年一起，在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工地战天斗地，他仍是村委会主任。有一天，他急急忙忙地找见我，给我一本稿纸，让我总结当年的小麦丰产经验。“两天行不行？给你记两天工分。”他定定地瞅着我。我说，那你们大队干部得给我讲一讲呀！“讲啥？你是村里娃，还不知道麦子咋长的！”回到家里憋了两天，又是翻报纸，又是抠脑门，总算憋出了三千字。第三天上午我找见他，他看了说：“你去送到公社吧。”我几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从公社回来就直接回家，蒙上被子呼呼大睡。

后来，他让记工员给我记了两天半工分，理由是跑跑腿，用不了一天。后来的一件事，使我对他的品行不只是印象深刻，而是深感震撼了。那一年，我二爸去世，他是葬礼总管。这可能是卸任村委会主任后，他自找的“职务”吧。堂妹是招赘，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自告奋勇，承担葬礼所用的烟酒。烟是十块钱左右的，酒是啤酒。一场事下来，到傍晚，父亲抱回来十几盒烟、几瓶啤酒。我说：“你拿回这些干啥呀？”父亲说：“过事剩下的，总管让拿回来的。”不由分说，我提上东西找见总管，他还在我二爸家，我说：“这些就留下吧，要不，你辛苦一场，送给你也行。”他说：“那不行，你买的，剩下的就是你的，要感谢，他们拿自家东西感谢我。”

就是这么一个丁是丁、卯是卯的人走了，他的品行让人叹服，如今他突然离开，怎能不让人感伤。

回到饭桌，把记工分的事讲给孙子听，并特意说明，这就是分明。从他表现出来的神情可以看出，似乎明白，又似乎不完全明白。

与我们一起照看孙女的亲家母感慨地说：“辨识能力的培养，应该成为学校的一项教育内容。”众皆附和。我说：“过去虽然没有明确，但有心的老师也会讲呀。王老师教过你吗？”亲家母与我是校友，同为会计学校毕业，只不过小我几届。看她露出迷惑，我又讲起一件事。

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有幸被录进刚刚创办的运城会计学校。教我们商业会计的老师姓王，过去一直在某县供销社担任会计，满嘴土话，讲起课来，左右不离“咱说的话”，把“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原理讲透了，便是大量的实际案例。我听了几节课，便觉得索然无味。

有一天，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你们将来当了会计，一定要用好两个口袋。同学们的兴趣一下子被点燃起来，都眼睁睁地盯着他。那个年代，时兴两个上衣口袋，穿上两个口袋的上衣，走到大街上，怎么看，也会像个公家人，最次也是生产队干部。“左口袋习惯摸，就装自家的钱，右口袋装公款。办自家的事，就不能摸右口袋，左口袋没钱，那就免办。”王老师讲到这里，教室里便像烧开的锅，你瞅瞅我，我看看你，一片窃窃私语。我心想，这老爷子真够迂腐的，用得着分那么清吗？多少年后，终于悟出王老师的高明。你想嘛，哪一个出事的，不是紧着右口袋花，窟窿大了，填补不上，便要动歪脑筋，最后还不成了天怒人怨、人人喊打。

也有巧设机关的，甚至做得不漏声色、天衣无缝。那一年，与几位同事乘坐单位的“巡洋舰”到山外公干，返回的路上，遇到一个村镇正逢集，司机便将车靠边停下说：“咱们下来买点菜吧，便宜。”

我走到一个南瓜摊边，问：“多少钱一斤？”说了一个数，是比山里便宜不少。细看，摊主是一个小伙，与我年龄相仿，衣着整洁，皮肤光鲜，从脸上看不出半点狡黠。我挑了一个，递给他过称。他没有接，说：“你去对面称吧，没秤。”摊主便喊了一声对面的大嫂。称完，过来付钱。

一进家门，妻子接着大南瓜，掂了掂，问：“几斤，多少钱？”我说了斤数，她竟然吃惊地看着我，你不会心里没数吧，有一多半都不错。我接过又掂了掂，不死心，又借来称，果然如此。这缺斤短两、浑水摸鱼，只是拐了一个弯，就让我迷惑。当然，这类故事没法给孙子讲，牵扯到人性，太复杂，只能让他在山重水复的人生路上慢慢品悟。

不久，我专程回了一趟老家，参加一位本家哥的葬礼。老家是流水席，我与几位帮忙的在最后一桌。吃完，就是发烟，一根一根递，一根一根接，不抽的自然没有。发烟的长不了我几岁，细细瘦瘦，罗圈着腿，绕着桌子递，轮到最后一个抽烟者，烟盒空了，他瞅着人家说：“你别抽了吧，你抽，我就得找总管领一盒，你抽一根，剩下的交回去，干了就可惜了。”我赶忙从口袋里掏烟，递出一根。发烟的说：“这下好了，皆大欢喜。”

发烟的说起来也是与我同村同族，原本比我小一辈，现在成了平辈。原因无它，都怨堂弟。太绕了，直说吧，发烟者的父亲是我堂弟岳丈的亲哥，大名裴希明，生前最大一件功德，就是编撰完成了村志，村志上载有裴氏家训，家训里应该有泾渭分明之类的训条吧。

对，回去给孙子就这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