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食堂的那点事儿(二) 吴润涛 文

不过，在记忆中，公共食堂刚开始还是挺红火的；好像一步就迈进了共产主义的天堂。

1958年冬季一个星期六傍晚，几个完小同学结伴回家。已经在学校食堂吃过晚饭，却又直奔生产队公共食堂而去。几位当炊事员的大娘婶子们，正在打扫卫生。听说我们还饿着肚子，二话没说，就麻利做了一锅飘着葱花香味的旗花面片，并端上两碟咸韭菜和芥菜丝。这可比学校的饭菜精致好多。大家本来不饿，却经不起香味诱惑，于狼吞虎咽间，就扒拉完一碗。接着又盛第二碗，有的还盛了第三碗。实在撑得咽不下时，便趁大人不注意，迅速把多半碗面片倒进酣水缸里。

第二天早饭时，社员们陆续来到公共食堂门前。先到的已经凑在一起打扑克，有两个还在空地间踢毽子玩。待人到齐后，生产队长便开会派工。接着，司务长一声吆喝，人们就说笑着涌入窑洞就餐。座位早固定好了的。吴老伯一家与我们同桌。他是有名的大饭量，平时又不善计划，每年都几次背着布袋找生产队要救济粮。农家大蒸馍别人顶多吃两个，而他吃四个还不太饱。好在食堂不定量，可以放开肚皮尽饱吃。望着他中吃的样儿，我也多吃了半个。

可再一次去公共食堂吃饭时，已经变成凭票领饭。人们不再欢天喜地，也不会客气谦让。只听见一片喝稀饭的呼噜声。馍馍明显变小。二两重的馍馍，大人两个，小孩一个。碗里的稀米汤，上面飘几片萝卜缨子，米粒少得能够数清楚。吴老伯很知趣。他吃得快，不等最后一口咽下去，就拿着大碗直奔伙房而去；看还有无剩下的米汤底儿。即便刷锅水，只要沾几颗米粒，也要倒进碗里喝掉。

后来情况更糟了。定量一度降为五两。馍馍仍是两个，只变得更小了，而且还掺和许多柿树叶在里面。人们变得越来越小气。眼睛滴溜溜乱转，全都盯着食堂的炊事员。总怀疑他们多吃多占。心里有气，却没有真凭实据，只能指桑骂槐出出气罢了。




最后一次去食堂吃饭，恰逢几个争抢刷锅水的与炊事员们吵架。炊事员们觉得占理，先动手摔了勺子。争抢者们便顺手抄起勺子打将起来。末了，竟把锅给砸漏了。食堂只能暂时停办。生产队按定量标准发放口粮，让社员各自在家吃。也许小山庄偏僻点，后来的公共食堂，就处于办办停停状态。风声紧了就办，没人过问便停。一直拖到1961年春，才偃旗息鼓正式解散。

对公共食堂的记忆，总有点像做梦的感觉。但却又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人们聊起这些往事，大都当做笑话谈。可又觉得，凡事都不止一个方面，不可能全好，也不可能全糟。比如，像吴老伯这样的人家，饭量大，又不会计划，让公共食堂这么管着，每天吃不饱，但每天又都有吃的。不然，早该另一种下场了。此话绝非虚妄。多年后，这一家人便成了全山庄老大难的贫困户。

1968年应征入伍，这一去便吃了六年多的连队食堂。刚开始有诸多不习惯，也出过不少洋相。

每当开饭号声响过，山坡间简易营房前，便很快以排为单位整齐列队，随即嘹亮歌声接连而起，引得整个山峦都跟着合唱起来。同时，各班两名值日员也提着饭桶菜盆朝炊事班飞奔而去。每天三顿饭，无论严冬酷夏，也不管刮风下雨，都得按照这个雷打不动的程序进行。新兵不懂这个规矩，听见号声便取出碗筷傻乎乎等着吃饭。在老兵们的催促提醒下，才慌里慌张喊声报告插到队列里面去。这大概就是老百姓与军人之间的差距吧。

食堂三顿主食基本固定，早上小米，中午大米，晚上面食。北方战士喜欢面食，就指望晚饭大饱口福；南方兵吃惯大米，便全靠中午那顿填饱肚子；而面对早上的小米干饭，却都像咽药一样随意扒拉几口，勉强能压住饥即可。

连队吃饭不定量，年轻人又都特别能吃。大肉包子，轻轻松松就能消灭五六个。个别饭量大的，吃八九个也不在话下。新兵老乡观念强，每逢附近连队改善生活，便结伴去蹭吃蹭喝。闲谈之间，总羡慕对方连队的伙食好，而抱怨自个连队的饭菜差。

部队节假日吃两顿饭。年轻人消化快，过了中午十二点，就感到肚子饿。有位老乡正好在营部当炊事员。便常去找他要馒头吃。有次，几个人正坐在山坡路边上啃凉馒头，一位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走过来。见状，赶紧站起来并把馒头藏到身后。心想，这下可糟了，自个挨批倒无所谓，弄不好还要连累那位给馒头的老乡呢。

谁知，那位干部却大笑道，别藏了，接着吃吧！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山西兵。自从你们这批兵分来，连队的剩馒头就再也不发愁了。你们可真够傻的，连队好不容易吃顿海鲜，你们不会吃，还嘴犟说不爱吃。炊事班给你们每人煮两个鸡蛋，就打发了。可眼看着别人吃得有滋有味，又馋得慌。不会就学嘛，哪有天生下来什么都会的？

边说边走，扬长而去。我们愣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对这位盛气凌人的干部，心里很是反感；但又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如此挑拣偏食，胃病很快上门发难。大约半年过后，逐渐适应了部队节奏，才能慢慢调整过来。

后来当了连队领导，才清醒意识到，办好连队食堂绝非单纯的吃饭问题。部队有种说法，伙食搞好了，能顶半个指导员。事实确实如此。那个连队伙食好，官兵关系就和谐，士气就旺盛，战斗力也随之大幅提升。

但要办好食堂，绝非上下嘴唇动几下那么轻松。我在连队任职不到两年，为办好食堂真动了不少的心思。曾亲自调整伙委会组成人员，使其职责更明确更具有代表性。每周参与制定食谱，同时负责监督执行。并选送好苗子，去地方大饭店学习烹饪技能。



在适当扩大生猪养殖规模的同时，还像当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那样，给各班排下达了具体创收任务，利用业余时间，在山坡上种植各种蔬菜。如此这般不懈坚持，成效果然十分明显。不仅平时饭菜可口花样不断，而且每周六还能搞次小会餐。能有这么大的提升与变化，心里自然欣喜无比。可到年终总结时，依然收集到一大堆意见。冷静思考也能理解。众口难调嘛。没有一点意见反而不正常。

调离连队后，又吃了五六年机关食堂。机关与连队相比，确实不在一个档次。有位职工师傅坐阵，每顿主副食都有好几种花样供挑选。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只不过比连队多花些钱罢了。

再后来家属随军，就不再吃食堂了。即便转业回到地方工作，也只在招待客人时，才去一下机关食堂。地方机关食堂，平时只有少数单身职工吃饭。某种意义上，就是领导招待客人的一个场所。

几十年一路走来，吃过各种各样的食堂。相比之下，有好有差；但总感觉，再好也不如家里的饭菜可口实惠。

这些年，机关食堂一时间全都红火起来，变成在职职工的一种福利。凡上班者，象征性交点钱，一天三顿均可在食堂就餐。而且大都办得很好，像星级饭店的自助餐一样丰盛。每每听小辈们回来谈论各自食堂的饭菜花样，总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不免感叹，童年时因为太小，不能龙口夺食收割小麦，所以没有资格去农忙食堂吃饭；如今又因为太老，不能继续上班，所以也没有资格去机关食堂吃饭。自个的点，怎么就这么笨呢。

那天，与老王闲聊。他说，这次回老家，没在家里做一顿饭。上面专门拨款支持，村里成立了公益食堂，凡六十五岁以上孤独老人，每天交五块钱，就可去吃三顿饭。虽说家常饭，但订有食谱，荤素搭配，一个星期不重样。让咱自个在家里鼓捣，再怎么日能，五块钱也变不出这么多的花样来。

听罢便说，如果城里社区也能办个公益食堂就好了。不想老王讥讽道，你做梦吧！村里的公益食堂只怕也是一阵风，刮过去了，又一切照旧。

我没反驳。心里却想，或许能梦想成真呢。
（2023年10月9日于青岛）


作者简介：吴润涛，1947年生，山西万荣人。上学9年，务农5年，从军17年，政法战线工作22年，2007年退休。曾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诗酒年华》，在逸飞论坛发表长篇小说《世道尊严》，散文随笔《忘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