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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关于《西厢记》的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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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15 10:01:14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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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西厢记>中“大”读“堕”音考》,刊于1991年《文献》杂志第三期,1992年收入《<西厢记>新论》一书。说起它的写作,还真有点偶然性。

1990年5月初,首届《西厢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永济普救寺举行。会议结束那天,报社几位同志从永济采访回来向我汇报情况,顺便问我为什么没有去参加会议,我说没有接到邀请。他们说,这次来了不少北京和外地学者,还有一些外国人,今天会议结束,明天开始参观。他们拿出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我看到上面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郭汉城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吴晓铃先生、山西大学姚奠中教授等。郭先生原来兼任《戏曲研究》杂志主编,我1983年写的关于“关汉卿祖籍河东”的文章,就发表在这家刊物上;姚先生是我们山大中文系的老师,虽从无交集,却曾几次向旁人问起过我。于是我决定去看望一下这些前辈。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去了永济,拜望了郭汉城先生,还见到了久怀仰慕的吴晓铃先生。姚先生则因提前离会没有见到。

到会上才知道,会议是由山西省文联主办的,主事的是寒声、贺新辉、范彪几位先生。寒声先生是著名戏剧家、省文化厅原副厅长,那天他陪客人外出参观,没有见到。贺新辉同志曾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山西电影厂厂长,1982年陪同谢添、赵子岳来运城拍摄电影《神行太保》时,我采访过他。范彪同志是省文联的老作家,1966年初,我在山大读书被省委借调出来到文联帮助工作时就知道他,也算是熟人了。不料一见到二位,他们就把我黏住了。他们说,昨天在会上讨论《西厢记》用的是不是河东方言时发生了争议,山大两位教授说,如果有你来参加会议就好了,你对这个问题有研究。(后来知道是姚先生和李正民教授。李提交大会的论文《<董西厢>作者籍贯探讨》,几处引用了拙著《河东方言语词辑考》中的词条。)很抱歉没有邀请你来参会,是个损失。现在要搞一本论文集,希望你能给写一篇文章。内容不限,只要是与《西厢记》相关的,都可以。我连忙摆手拒绝:“不行,不行!我对《西厢记》真没有什么研究。再者我们每天出报纸,也没有时间去做。”他们二人一巭(读gǔ三声,本字待考)再巭,好说歹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最后为了脱身,只好勉强地说:“实在不行,那试试看吧!”

原来说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个托词,不想老贺、老范较了真,回到太原后盯住不放,几次三番打来电话催稿,甚至说:“这篇文章凑数也得有。”因为回去后,他们几位在一起仔细研究了本省的论文,觉得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都显得不足,压力更大了。“你的文章已列入目录了,不能让我们开天窗啊!”没有办法,又拖了两三个月,到了九月底,我看实在推脱不掉了,只好硬着头皮寻找材料,利用国庆放假胡乱写一篇应付交差。

&#8203;此前不久我去南方参加过一个学习班,路过长沙时买了蒋星煜先生一本《西厢记研究》,上海古籍社出版。蒋先生是著名的“西”学专家,仅关于《西厢记》的考证就在大陆、台湾和日本出版了三、四本书,在学界影响很大,是个权威人物。当初买这本书也是冲着蒋先生的大名来的,并非是真要下决心研究《西厢记》什么的。现在奉命写文章,急来抱佛脚,只好向这本书学习,想从中受些启发,找个题目什么的。先是随便翻了一遍,后来再仔细读时发现了一个问题。蒋先生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批评戴不凡先生的。他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大”字读作“堕”是南方吴语的读音,《西厢记》中有此读音是由于它是在元杂剧中心南移杭州后才写成的,以此证明戴不凡“《西厢记》完成于金代”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也不同意“《西厢记》完成于金代”说。我认为蒋先生提出元代中后期北杂剧南下杭州后,势必会从音韵、曲律、题材各方面受到南戏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指出《西厢记》中“大”读作“堕”音也是对的,但是用后者来证明前者则是错误的。因为“大”读“堕”音在北方许多地方都存在,《西厢记》用的是中州音,不可能是元杂剧中心南移杭州后才出现的。因此蒋先生的观点有商榷的余地;而这个问题对界定《西厢记》创作年代有重要意义。

于是我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我的看法:一,元杂剧早期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作品中都有“大”读“堕”音的例子,很难说《西厢记》的读音是受了杭州南戏的影响;二,从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拟测的“大”字读音演变过程看,早在宋代开始“大”即有“堕”音一读;三,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言》资料更显示,在唐五代西北和北方都有“大”读作“堕”音的现象;四,被奉为北曲韵书之祖的《中原音韵》,源于宋初的《中州韵》,其中就有“大”读“堕”音。最后结论是,《西厢记》中“大”读“堕”音用的是北曲所固有的音,而不是借鉴南曲的“舶来品”;这一读音的形成当在宋元以前,以此来证明《西厢记》创作于元代中后期不能成立。经过几天紧张突击,最终写出了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

文章写成后,我打印了几份,试着给吕叔湘、吴晓铃、郭汉城、寒声诸位先生及老贺、老范同志,分别寄了去。不久首先收到了吕叔湘先生的复信,称:“《西厢记》‘大’读‘堕’言之成理。尊著是复制品,我也就不退还了,留作参考。”(顺便插一句,我于1988年加入中国语言学会,吕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老前辈,也是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此前我曾因一个敦煌资料的问题写信向先生求教,得到过先生的指点。)接着,吴晓铃先生的信也来了,称“大作已转交《文献》杂志处理,他们可能很快与你联系的。”两个星期后,果然收到《文献》主编陈翔华先生的来信,称“大作写得很好”,拟将安排刊出。此时,反应最强烈的是老贺和老范。老范从太原打来三次电话,说他们看了稿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文章”什么的;还说寒声先生看完拍了桌子,说这篇文章给咱山西争光了,等等。总之是各位前辈、专家都给了不少的鼓励。

到了1991年7月,《文献》杂志第三期刊出了这篇小文章,排在第四篇的位置。本期刊出的文章大小共有56篇,前面三篇分别是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的文章,韩国汉学家的文章和中国社科院敦煌学家张锡厚的文章,后面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位博导的文章,等等。文章刊出后,我带着杂志去见景克宁教授,景先生看了十分高兴。由于《文献》是国家一级刊物,专业性较强,地方上很少能够看得到,先生当下决定在他主编的《运城高专学报》上再次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

这年九月,全国卫门书派学术研讨会在运城举行,我在会上见到了姚奠中先生。过去在山大读书时没有听过姚先生的课,这是与先生第一次谋面。我带去了这篇小文,姚先生很高兴,问了我的情况,给了我不少鼓励。

在此前后,我与吴晓铃先生也通过两封信,除表示感谢外,也请他为我们报纸写些文章。后来《运城报》刊发了他的《有关<西厢记>四事》一文。主要讲《西厢记》在国外多语种译本的情形,还讲了毛主席、周总理接受印度大使辞行时,他教过的印度学生白春晖(后来任印度驻埃及大使),当场用汉语念了《西厢记》里的句子“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受到周总理赞扬的故事等。文章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1992年8月,寒声等主编的《<西厢记>新论》(论文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篇文章收在其中。

王雪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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