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儿巷（53） 严德荣 长篇小说连载

一九七九年的元旦之前，共产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所做出的决议，标志着中国这艘在惯性中几乎搁浅的巨轮，终于扭转了舵轮，修正了航向。船上所有饱受颠簸和恐惧折腾之苦的船员和乘客，总算脱离了苦海，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在中国的天空中，土地上，阴霾正在散去，阳光正在照耀，春风正在吹拂，冰雪正在融化，种子正在播撒，秩序正在恢复，人们生活中的一切，正在一点点回归它应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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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在中央的指示下，国家各级政法机关就陆续对全中国数百万因“反革命”罪名而遭受批斗、审查、撤职、开除、戴帽、管制、劳教、逮捕、判刑以及处死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甄别、处理的工作。无数政法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将十多年堆积如山的案件一一重新审理，把浩如烟海般的证据线索从头梳理，对所有错处、错捕、错判、错杀的人做出新的结论和判决。很快，如同春风融雪一般，就在社会上造成了空前的反响和影响；对冤假错案平反的直接效果，也在各个监狱、劳改队里显示出来：有人获得了平反释放，有人得到改判，有些原来认罪的人也开始写申诉书，原来一直坚持上诉的人也仿佛看到了希望。监狱里也同社会上一样，人们都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当时一种形象、积极的说法就是：虽然冬天不会那么轻易遁去，还会有“倒春寒”，但是，谁也挡不住春天的到来！

但是，如果换一种说法，意思就不那么积极了：

虽然春天一定会到来，但是冬天也不是那么轻易就遁走的。漫长的等待中，还会有“倒春寒”的发生。

不幸的是，冯永春就遭遇到了这股“倒春寒”。

清明节前，已经上诉了七八个年头而毫无回音的他，终于收到了临浍地区法院第一次回复。

那天，郭队长把冯永春叫到谈话室，交给他一封信，只说了一句：“临浍地区法院给你的信。”

冯永春浑身一震，颤抖着双手接过信来，心中瞬间闪过无数种猜测，他不由问道：“法院的信？说什么了？”

郭队长面无表情地说了句：“你自己看吧。”就坐下来读起了报纸。

冯永春已经预感到事情不妙，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打开了信。果然，法院只用这一封信就否定了他多年来的反复上诉，薄薄的一张纸就把他从春天又打回了严冬。那张纸上，最醒目的是十六个大字：“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冯永春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在漫长的八年时间里，他之所以没有倒下，支撑着他的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对妻子女儿亲人们的无尽思念，再就是他对党对政府的相信和希望。八年里那数十封上诉信，都是他一字字一句句用心、用血写成的，他坚定地表达自己的忠诚，委屈地诉说自己的冤枉，他坚信亲爱的党一定会查清案情，为自己洗清冤屈，会像母亲一样重新拥抱她受了委屈的孩子。随着最近获得平反释放的人越来越多，他心中的希望也越来越强烈。然而，临浍地区法院的这封信，一下子就把他又打回了地狱，他感觉自己就像第二次被押上了审判台！他痛苦，他绝望，他狠狠地跺了一下脚，转身往外就走。

“冯永春！”郭队长一声喝叫，定住了冯永春的脚步。他回过头来，眼光无神地看着郭队长。

郭队长见他站住了，就尽力把声音往低压了压，但仍是严肃地说道：“你想干什么啊？不过一封信，就把你搞得好像神经要失常了？”

冯永春也努力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但还是几乎嘶吼着道：“郭队长，这不是一封信，这是判决书，这是一颗**呀！我几十封上诉换来的就是个这，我的冤枉还能不能洗清，这世界上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郭队长指了指小凳，示意他坐下来。冯永春没有坐，他望着郭队长，听他讲道：

“冯永春，这真的只是一封信。问题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它是给你添罪了，还是给你加刑了？你的一切情况，还不是和没有这封信一模一样，有什么变化吗？”

冯永春打了个激灵：郭队长说的也对，他的处境其实没有变化，但是他的希望被击碎了啊。他没有申辩，听郭队长继续讲下去：

“你的案情我们清楚，你的情况我们几个队长也研究过，我以前告诉过你，我们也认为量刑过重。而且我也像给你说过的一样，在你的上诉信后边附上了中队的意见。”他见冯永春已经镇定了一些，开始认真听他的话了，就接着说道：

“但是，你们临浍地区的派性当时确实严重，而且派性的后遗症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这是事实。你这封信我跟安队长都看了，我们分析，之所以驳回你的上诉，很可能是法院里有人还在派性作怪。他们应该与你是以前的对立面，才不同意给你平反改判。用那些人的话说，他们不愿意把屙出来的东西自己吃回去，所以才会几年不理睬你的上诉。现在中央下了命令，他们不得已才给你回复维持原判，目的很明确，当然是想用一封信就把你想平反的念头堵回去。”

“那我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就被冤枉一辈子吗？”冯永春觉得原因可能也是这样，他用几乎是祈求的语气问郭队长，也是在问自己。

郭队长道：“当然不会的。首先你得应该继续相信党，相信政府，党的政策从来是有错必纠，不冤枉一个好人。”

“可是我已经被冤枉八年了，上诉八年了！最后还是落了个这样的结果。”冯永春叫道。

郭队长道：“你说错了，这不是最后的结果，你们地区法院也不是終审法院。如今中央政策十分明确，各地执行得都非常好，少数人是挡不住的。临浍法院不理你，你可以向省高级法院上诉啊，甚至可以向北京最高法院写信呀！这就像有人打了你，他不承认，不认错，你同他讲不通，可以找他爸他妈他爷爷。你说是不是？”

这真是一句话惊醒梦中人。郭队长的一番话，一下子唤醒了冯永春：是呀！这么多年，自己的辩解理由、满腹委屈，怎么就没有想到向权力更大、水平更高的上级法院上诉啊？碰了这么多年的壁，也没能把自己碰醒。他既钦佩又感激地看着郭队长。郭队长也恢复了平时的脸色，他对冯永春说道：

“你如果想通了，这封信也不算个坏事。接下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上诉的事，你自己挤时间抓紧吧。”

冯永春连连答了几个“是”，退出了谈话室。申诉书的底稿就在手边，他连夜又抄写了一份，除了把“申”字改成了“上”字，换了单位称呼和信封外，其它的地方几乎一字未动。第二天一早，就把它交到了郭队长的手里。

几个月又过去了，冯永春向省高院的上诉依然没有结果，但是他已经能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再那么焦躁不安了。与此同时，队里同犯被平反释放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冯永春一边羡慕，一边也增加着自己的信心。他注意到：年初开始释放的还是一些明显错判的、一直就不认罪的人，像“用语录本打工作队”的李真树、写“毛主席万岁”时顺手点了一个点却点在了“万”字右下角，变成了“毛主席不岁”的王建山，还有在报纸上练毛笔字把“坏”字写在主席像背面的董达鹏等。接着，高吉旭、曲耀宗几个明显是神经病的人也被放了出去。冯永春还逐渐发现，获得平反的已经不仅是不认罪的，一些老实认罪、真诚悔罪甚至积极改造获得减刑的犯人，竟然也一个又一个地得到了平反。他在一天天继续完成坐班大组长的任务的同时，心里的希望也在一天天增长。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利弊共存，益害相彰，就看哪一方面是主要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加予同一物体，就看哪一方力量更强。冤假错案的平反，不仅纠正了共产党以前的重大错误，给了受害者及其家庭以公平和抚慰，同时对近似冰封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和影响，这些方面的积极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却给老虎沟劳改煤矿的六个“政治犯”中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九中队就是其中之一。

九中队一共有近三百名犯人。冯永春刚进监的时候，“历史反革命”犯占了三分之一以上，这些犯人大多数都是无期徒刑，是比较稳定的劳动力。但是，经过前些年几次对国民党县团级、连级犯人的特赦释放，现在的“老反”已经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而且大都年老力衰，仅搞坑口小维修的“老残组”就占了十几个，能下井的十多人也只能干些辅助工种。这样，九中队劳力缺口的问题就凸现出来，其他几个中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中队向大队要人，大队向支队要人，支队直接向省劳改局要人。幸运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前后几年的“追查反革命”运动中，破获的反革命犯罪案件增加了好几倍。各地公检法机关从快从严迅速逮捕判刑，大批新生的、年轻力壮的现行反革命重刑犯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各处监狱，有效地缓解了劳力不足的问题，九中队的坑下劳动力的缺口很快就得到了补充。指导员和队长们都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

但是，好景不长。从一九七九年春天开始，各级法院就不断派人来到老虎沟煤矿，会见他们以前经手判决的犯人，送达新的判决书、通知书，而且结果大部分都是“宣告无罪，予以释放”。按照劳改队里的惯例，这些获得平反释放的犯人，是不允许再在监狱里做片刻停留的，必须立即卷铺盖走人。九中队的几位干部往往是刚安排好了今天的劳力，下坑的队伍正要出工，突然接到通知某个犯人已经获得平反，必须立即释放，弄得队长们手足无措，叫苦不迭。不到两个月，九中队的劳力已经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尽管压缩了一些劳动点的用人数量，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连冯永春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九中队的生产运行就会陷于停顿。他在为自己的上诉迟迟得不到答复担忧的同时，也开始替好心的郭队长担忧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物极必反”。上级领导们面对现实，经过慎重研究探讨，终于迈出了劳改系统“改革”的第一步，立即叫停“分管分教”这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新生事物”，恢复了以前的管教方式。这一高瞻远瞩的改革措施，在几年后全国取消“现行反革命”这一罪种后，显得尤为正确。更重要的是，它立即解决了九中队劳动力枯竭的燃眉之急。

从四月份开始，九中队就不断有新入监的刑事犯被补充进来。他们被分配到各个班组和场地，学习和熟悉各自的工种技能。这些刑事犯大部分是年轻人，不少人还活泼好动，多才多艺，由于知道自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他们对一些监规监纪满不在乎。九中队一反过去规规矩矩的传统，监房里歌声、哄笑声，打架斗殴声此伏彼起，倒也充满了活力。但是也出现了个别出格的事件。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来自雁北的“流氓犯”小伙子，在出工下坑的途中突然躺倒在地，将一条腿伸进道轨，让煤车生生碾了过去。被担架抬去了医院，手术以后骨头虽然接上了，但是已经成了残疾，于是就直接从医院送去了老残犯休养的十七中队。然后在十七中队经过学习改造，小伙子沉痛检讨了自己“宁流血不流汗”的落后思想和以自残抗拒劳动改造的错误行为，成了一名积极改造分子，并且在全支队召开的“改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得到了支队领导的表扬。不过这是后话了。

毫不客气地说，政治犯跟刑事犯相比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从这一点上说，“分管分教”并非没有一点理由。从冯永春的感受来说，刑事犯跟“反革命犯”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很少有羞耻之心，基本上不知道也不惧怕丢人。他们可以毫不顾忌地夸耀自己的犯罪过程和程度，而且喜欢攀比，并以此为荣，甚至相互间偷偷传授犯罪技能。值夜班的时候，冯永春就听过几个休病号的犯人在相互吹牛。其中一个人绘声绘色地讲他如何与一对姑嫂同时通奸的细节，另一个很不服气，就向众人从头到尾谈起他怎样和一对母女同床共枕的情景，引得旁边听的人一阵阵哄笑，纷纷表现出羡慕不已的神态。冯永春自知无法制止，也不愿意再听下去，只好悄悄离开了。

这一周，九中队上的是夜班。早上八点钟，各班组的犯人都已经入睡，值白班的冯永春在上院挨个窑洞巡视了一遍，就到下院拐角处去上厕所。他在角落蹲下不一会，就听着有人进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来的两个人一进门就搂抱在了一起又摸又揣，可能是夏日阳光刺眼的缘故，两人谁也没有注意到暗处有人，竟然迫不及待地轮换着一个趴在另一个身后做起了那种事情。冯永春连咳嗽一声提醒一下也没来得及，只好憋住声息继续蹲着。他认出这两个人都是三组的，那个一身白皙肤色的叫魏成华，平日做派说话就一副女声女气，有时还喜欢唱几句中路梆子。另一个一身横肉的叫孟虎立，冯永春现在才发现他赤露的背上还真的刺着一只老虎。但可能是刺的人手艺不怎么样，那老虎虽然也张着嘴，但是却蔫头耷脑的非常难看。好不容易等到两人完事，孟虎立出去了，魏成华却蹲了下来。结果一扭头就看见了角落里有人，他惊叫了一声“大......大组长”，就提起裤子窜了出去。

那天整个值班时间，冯永春都提着心。自身的经历和社会的教育，使他已经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各种意外。这种事就如同社会上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说没事，那就一点事也没有，如果有事，那就是大事。在监狱里，鸡奸已经够得上是“重新犯罪”，但是设身处地去想，不理不睬装作不知道也不算错。冯永春理解这一点，所以一直等着想找个机会安抚一下这两个人。但是他发现两人都有意躲着他，这说明两个人已经通过气了。心想那也好，只要自己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态度，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

出乎冯永春意料的是，他没有想惹事，事儿还是找他来了。

第二天值班的时候，也是昨天那个当口，那两个人突然来到值班室。冯永春刚站起来，孟虎立就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另一只巴掌就抡了过来，冯永春一低头，六瓣瓜皮的囚帽就被打飞了。孟虎立把他肩头一扳，就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压低嗓子恶狠狠地问道：“昨天的事，你向干部报告了没有？”

冯永春心里明白，但还是不想把事情捅破。他一边努力想挣脱，一边说道：“昨天什么事啊？我不知道。”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可是这个孟虎立是个又蠢又蛮的家伙。他将勒住冯永春脖子的手又加了一把劲，依旧追问道：“别给老子装糊涂！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冯永春已经被勒得快喘不上气了，觉得如果再不反抗，真要被这家伙勒死了。他分开两腿站稳身子，左手抓住孟虎立一只手腕，右肘朝后猛然一击，就听孟虎立一声“哎哟”，随即松开胳膊弯下腰来。冯永春把他那只手腕顺势一拧，两个人的身子就换了个个儿，冯永春右手抓住孟虎立后肩，左手将他那只胳膊往上一推，孟虎立顿时就疼得抖了起来。

冯永春放开了手，对孟虎立道：“以后少随便跟人动手！你因为老子几年的兵是白当的？”接着对着两人说道：“告诉你们：昨天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魏成华首先反应过来，他忙捡起冯永春的囚帽，掸了掸沾上的土尘递了过去：“我们知道了。大组长，对不起，对不起了。”忙扯了孟虎立一把，两个人朝院子里探了探头，赶紧先后溜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