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永远的八十年代（上） 严德荣 小说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那一年，春风从年初一直刮到年终。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把我从监狱刮回了家。八年前因为“恶攻”冤案被以“现在反革命”罪（判决书上就是这样称呼的）判刑十五年的我，作为山西省运城地区此类案犯获得平反、宣布无罪释放的第一人，我终于回到了家乡。

人生如同社会，突变和渐变交替进行着，但是绝不会停顿。只是许多人都是随波逐流，后知后觉，不能及时感觉到时代的脉动，不会提前看到变化的方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如同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发生过的分久重合，乱后大治、灾后重建、改朝换代，又如同一个人的大病初愈、噩梦惊醒、幡然悔悟、劫后重生。它不仅仅是让我，而且是让每一位中国人都带着崭新的希望，带着青春的力量，带着被解放的喜悦，带着对幸福的憧憬，投身到与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生活之中。

它注定是一个伟大的年代！

一九八0年，我28岁。



1980


回家的第三天，我应邀到村学校担任“民办教员”，带六年级的语文课。接下来就是到县法院办手续，要补助，找对象，办婚事。这期间，村里组织了古建筑施工队，准备前往省城承揽工程。由于知道我在狱中学了点绘画手艺，一位村（当时叫大队）负责人就来学校动员我参加。权衡利弊之后，我果断辞掉了民办教员的差事。在1980年正月刚过，也就是我结婚的第十九天，一大早就卷起了铺盖，和十多个村民坐上卡车的“马槽”（车厢），一路颠簸地来到了太原晋祠。在这之前，村里已经派我和另一个村民去看了著名的“永乐宫”，观摩那里举世闻名的壁画，好让我们今后做古建筑彩绘的活儿。我也做好了准备：以后就吃这碗饭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计划不如变化。

我们前车到了晋祠，还没来得及吃晚饭，村里的第二车人又到了。有人交给我一封信，是不久前也获得平反的师兄崔道经写来的，他告诉我：师傅获特赦出狱了，要我前去照应。

我的铺盖还没有解开，于是就把它托给一位同伴照管，同时给工地负责人说了一声，就匆匆离开太原，搭乘晚上的火车，去了位于阳泉市的荫营监狱。

两天后，我们送师傅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师兄问我：你计划今后怎么办？

我告诉他：准备回太原去。做古建。

师兄建议说：我看你不如留下来，咱们就在这儿自己干。

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准主意。既然他这么说，我就答应了：咱们自己干。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人生许多重大的决定，并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考证才做出来的，而是在仓促间本能的、下意识的抉择。往往几分钟就决定了今后几十年甚至终生的道路。至于正确与否，那就取决于你偶然的机遇和长久的命运了。

师兄大我十多岁，出生在江苏，工作在内蒙，后来坐监才来到山西。入狱前已经有了些社会经验，出狱时已经有一位管教干部看上了他，把他的户口办去了晋东南壶关县，想让他去自己家乡搞美术工艺，给村里办点好事。而我虽然住了八年多监狱，可纯粹还是个学生坯子，社交方面一窍不通。一切都听师兄的。

师兄果然有办法。他找了地方让我们安身，我赶画了几块玻璃画出来，然后我俩就把作品摆到天桥去出售。

那是个物质和精神极度缺乏的年代，人们对任何貌似新鲜的东西都感到稀罕。我们的玻璃画才摆出一会儿，就围了一大群人，评论的、问价的、要买的，想画的，让我们应接不暇。突然人们散开了，几个工商局人员不由分说，把我们连人带画弄到了工商管理所。一位领导模样的干部严肃地质问我们：谁让你们摆摊卖东西的？不知道搞投机倒把犯法吗？

我回答道：我们没有投机倒把。画是我自己画的。

领导不相信地说：自己画的？你骗谁啊。

我咬着他的话尾：你不信拿块玻璃来，我当面画给你看。

大概是没有见过有人敢如此顶撞领导吧，所里的人窃笑起来。领导愣了一下，也跟着笑了。他重复着我的话：------有意思，有意思！然后换了和气的口吻告诉我们：自己画的也不行，政策是不允许设摊摆卖的。你们走吧，别再卖了就行。

开市不吉。

“塞翁失马，安知祸福”。令我没想到的是，仅在摆摊那一会儿功夫，师兄就通过攀谈认识了一位房管局的干部李金垒，并以自己晋东南户口的身份和老李拉上了老乡。离开工商所后，师兄就领我找到老李家，想请他帮忙找个画画的地方。可巧老李的爱人原来在城区玻璃制品厂工作过，知道那儿需要这方面的人手。两口子当即热情地奔走联系，同时还有师兄刚认识的几个青年人帮忙，嘿，没费多少周折，这事儿还真成了。

我兴冲冲地到老家接妻子进城。在那城乡差别堪比天壤之别的时候，这是令人颇以自豪的事情。师兄领我们见了王书记、麻厂长、郭主任，在三楼的磨花车间里给我俩圈了一块地方住宿和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师兄就去了内蒙，跑他的平反补贴和工作安置去了。

从此，我就留在了阳泉。

这个埋葬了我青春的地方，也将让我在它的怀中真正成长！

磨花车间编制不大，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位美工，另外就是几个用砂轮给镜子磨花的女工。我很快就进入到忙碌的工作之中，并且融入了这个群体。女人多的地方总是热闹的，一个女工老是喜欢高喉咙大嗓门地夸自己丈夫，另一位偏偏爱跟她抬杠，却被她反唇相讥揭她嫁给表兄的老底；那个男美工正在谈对象，几个大姐总拿这事儿逗他开心。每天听着她们叽叽喳喳地说笑，也很能冲淡些绘画工作的单调之感。但工人阶级就是领导阶级，关心时事政治也是他们的责任，有一天就突然议论起平反冤假错案的话题。

张瑞华说：听我老头讲，荫营监狱每天都要放出好多的人。

董师傅说：这些年冤枉的人太多了，该放的。

郭秀莲说：我住的矿上就平反了好几个，伢孩人家本来就不错的。

参加工作不久的姑娘武巧英说：我们阳泉一中的教导主任也回来了。听说那里边的人都不简单，一个比一个厉害。

突然她转头问我：严师傅，你们那儿有没有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

我看着她，说了句：“我就是从荫营监狱出来的。年前刚平反。”接着补充了一句：“就跟你们的教导主任黄成雯关在一块儿。”

车间里顿时静了下来。

顿了一会儿，武巧英才怯怯地问了句：“那你进去的时候多大？”

“十九岁。跟你现在一般大。”

她伸了伸舌头，不说话了。

玻璃制品厂处在阳泉市最好的地段，它是个厂店合一、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玻璃店门口往东是繁忙（当时还远远够不上“繁华”）的商业区，包括兴隆街和与其并行的河边街。往西不远就是阳泉饭店，饭店的西边是汽车站，南边紧邻着天桥；过了天桥，朝左边再走几步路，就是法国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修建的阳泉火车站。玻璃制品厂马路对面就是阳泉市城区电影院，随着人们文化生活的逐步活跃，电影院里上映的影片不断更新，观众也是空前的踊跃。对着大街的大喇叭几乎每天从早到晚播放着歌曲和音乐，有时候还把影片的配音同时播放出来。放得最多的是1980年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评选出来的“听众喜爱的15首歌曲”。这些健康优美、欢快清新、浪漫奔放、温柔缠绵的抒情歌曲，一改十多年来“硬、强、响、空”的“语录歌”、颂歌、口号歌的风味，以接近人性的歌词和打动人心的旋律，扣人心弦，催人向上，令人沉醉，使人憧憬，它正是那个思想开始解放，文艺开始复苏，精神开始焕发的年代的特有之音。我和妻子就住在位于三楼的车间里，每天在忙于绘制玻璃画的同时，聆听着美好的音乐，那也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

玻璃绘画基本上是零散活儿为主。只是有一次，市里的娘子关提水工程竣工，计划做一批纪念画匾，厂里就派我和那位专职男美工去实地观摩设计。这使我有机会领略了太行山的雄壮，尝到了娘子关泉水的凛冽。设计草图交了上去，指挥部竟然选了我的那一张，厂里也很重视，派人刻版印制线条，我们忙着上色涂漆。光这宗活儿就忙了一两个月。

厂里的玻璃画活儿并不是非常充足的，我想抽空干点私活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于是冬天到来的时候，我辞去了玻璃制品厂的工作，来到阳泉市郊区荫营公社一个叫做桥上的村子，找了一户人家住了下来自己开张。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早就听说这儿是全阳泉甚至全山西收入最高的农村地区。当我的家乡父老还在为每天三、四毛钱的工分报酬出力流汗的今天，荫营一带的农民每个工日竟然可以分到两块五！我第二天就开始了工作，画好的样品摆在了桥头的三岔口，妻子每天做饭吃毕之后，就守在那儿照看，跟顾客谈价钱，揽活儿，刮风下雪也不间断。果然是存在决定意识，收入限制消费，荫营真是一块宝地，那个冬天的生意非常地好，我们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间。记得我们只抽空去过一次监狱煤矿，我远远指给妻子看我曾经被囚禁过的石窑洞，和那座我跟师傅学习画画的小阁楼。

腊月快过完的时候，我决定带妻子去北京游一趟，这可是当时农村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在京城的几天，我们看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还有动物园，找北京的狱友朱鸿喜借了十多尺北京市布票，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给我买了件军绿色大衣，给妻子买了件呢子上衣，俩人兴冲冲地回到荫营。谁知还有一个想不到的好消息在等着我们：市工商局的一位马双喜科长竟然打电话给他的荫营工商所同事，告诉我：市里准备在中心大街新建路开设市场，修建一批简易门面房，我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批给我一间。我们当即做了决定：要！次日就收拾行装，到市里见了马科长，定了房子，然后就带着半年的收入，带着对明年更美好的期望，踏上了西去的火车。

我们要回家过年了！过一个真正的团圆年！



1981


1981年的春节是2月5号，而最难得的，这一天也是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虽然是多年难遇的“春上加春”，但是人们都知道，“春天”现在只是名义上的，寒冷还远远没有完全退去。

欢欢喜喜过完了春节、元宵，正月十六我就赶赴阳泉。顺利地占到了门面房：单砖砌墙，石棉瓦盖顶，面积13.87平方米，房租每个月13.87元。然后在工商局办了阳泉城区第一份个体营业执照，每月交管理费3元；到税务局办了税务登记证，每月纳税额是10元。我的个体户身份得到确认，个体经营生涯由此正式开始了！

这就意味着，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钱要靠自己赚；局面要自己开创，压力要独自承受。成败荣辱，将与任何人无关！

我在门口挂了一块写着“德荣绘画油漆工艺部”的牌子，买了一块床板靠窗支稳。晚上是床，白天把被褥一卷，就是一块大画案。补充了一些工具用具，还学着玻璃厂车间里那样做了一个插放玻璃的木架。刚开始的时候，绘画的活儿并不多，我只好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靠着一知半解的油漆知识和少得可怜的刷漆经历，外出给居民家里油漆家具。幸好那个时候干这一行的手还不稠，“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局面竟然打开了。店里送来要画的玻璃堆积了起来，也无暇外出油漆家具了。于是，我把弟弟也叫来阳泉，他外出油漆家具，我专业画画，两个人忙得不亦乐乎。

没过几天，一个当过多年“民办教员”的朋友捎信说，他也想来阳泉。我说没问题，来吧！不久，又一个还在代课的“民办教员”朋友也说想来。这让我稍微犯了点思量：我离开学校后，听同事告诉我，校长在会上讲我离开学校是“不辞而别”；现在再叫他来，校长会不会说我挖他的墙角？可这位朋友横竖要来。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来吧！

我们几个人都是多面手，画画、油漆的活儿都不在话下，两位教员朋友还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其中一位现在还成了省城著名的书法家），我守店画画，兼承揽业务，他们几个早出晚归，收入自然比在学校高了许多。抽空还能出去看场电影，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却又比在村里“潇洒”了不少。

春末的一个晚上，我们看完电影正在街上溜达着往回走，忽然听见警笛声四起，救护车一辆接一辆疾驰而过。第二天才知道出大事了：三矿俱乐部放电影时发生了爆炸，死了三十多个人。从那以后，我们很少再去看电影。真实的原因其实不是怕，而是忙。毕竟出门谋生，挣钱才是第一位的。

阳泉市当时被誉为“小上海”，城乡经济在山西省都是数一数二的富裕地儿。阳泉人也都很好。特别是帮忙让我在玻璃厂落脚的李叔两口子，都是非常难得的好人，更巧的是他们家就在我的门店附近，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得到他一家许许多多的帮助。他们有三男三女六个孩子，都经常来我店里玩儿。在改革开放还没有模式可循的1981年，阳泉市这条新建路市场的设立，确实是一个顺潮流得人心的举措，要知道，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已经被批判了这么多年，不久前连农村都还是禁止集市贸易的啊！这个市场对活跃经济，互通有无，方便群众，交流城乡，也算是迈出了重要的、成功的第一步。我隔壁是河北无极县卖面粉的，隔一家是寿阳小夫妻俩卖饭的。不论买的卖的，大家都可以在市场里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挣到自己的辛苦钱。我和几个朋友在这里付出自己的劳动和技术，取得应得的报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熙熙攘攘的市场，形形色色的人群，成了以后几年时间里我生活工作的主要环境。我的店门前总有一些跑商走贾前来摆摊，你挤他抢的，有时候连我进出的走道都不给留下。南腔北调、五花八门、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卖梨子的让你尝几个，算命的给你免费算上一卦，有山东两口子摆着一只挺大的穿山甲外壳和形形色色的骨头、贝壳和枯枝干叶給人治病，我看了几天稀罕，东西还没有认全呢，两口子就被抓起来游街了，听说他俩是假药贩子。年轻人穿起了喇叭裤，戴上了变色镜，兜售50元一块的电子表和20元一块塑料机芯走私表的人经常出没，小偷也多了起来，我每天埋头画画，身旁的饭锅竟然被人偷走了两次，让我不免感到有些自责和沮丧。

更令我悲痛的，是师父李明的离世。师父可以说是最不幸的一个人了。他老家是安徽太和县，十多岁时父亲就失踪于日寇侵华的战乱之中，留下孤儿寡母逃亡他乡，靠捡垃圾等勉强度日。长大了的他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的“中统”秘密组织，从事过抗日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来到上海，凭一点绘画的基础勤奋劳作，终于在这个大都市有了立身谋生之本。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已经是上海"广告美术协会“的成员，他画的广告画、月份牌、年画和海报已经很有名气，并已娶妻生女。但是在1955年开展的“肃反”运动中，他因被查出参加过“中统”而逮捕入狱（当时“历史反革命”军、警、宪、特的标准是：军队中的连长、警察里的警长、宪兵和特务，中统当然就是特务了），被判处无期徒刑，辗转在浙江、内蒙、晋中几处监狱服刑。在狱中，师父从事的劳动多以绘画为主，当时山西省内的牙膏商标、包装盒全出自他手（榆次女监就是专业生产牙膏的工厂）。前两年才又被转到荫营煤矿，当然他是不用下井的，每天画些版面，出些板报，还为干部们画些画儿。

说起我能有幸拜师学画，也是缘于“胆大不识羞”。初到监狱时，每个犯人都要填一份表格，其中一栏是“有何特长”，我填的是“绘画雕刻书写”。师父听说新来的犯人中有个“小孩”居然有如此本事，就专门过来让我画了几张画，他的评价是“可以学，可以教”。从此，我在下坑升井之后或星期天，就可以跟着师父边帮忙边学习了。师父几乎把我当他的孩子看待，技艺上谆谆善诱，毫无保留，同时教给我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几年下来，我真有了不小的长进，有时候管教干部要的画师父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也可以画一些拿出去滥竽充数了。

老狱友称师父为“东郭先生”，可就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厄运却始终不肯放过他。先是他的老母亲没等到与儿子团聚，孤独地死在了养老院。他自己又摔折了大腿，到监狱医院诊断为骨癌。我出狱前向师父告别时，断骨初步愈合，勉强能拄着双拐挪步。他获得特赦回上海后，又返回到师兄落户的壶关农村准备跟师兄一块儿干，但是病情不稳无法坚持，去年还是我去晋东南把他连背带搀送回上海的。今年4月，由于病情恶化，他的女儿女婿只好把他送到矿上，“讹”政府给他医治。我闻讯赶到矿医院探望时，师父已是骨瘦如柴，断裂的股骨刺穿皮肉，暴露在外，痛苦不堪。医院表示过几天转往省监医院治疗。临走时，我把身上的五十多块钱全掏给了师父。数天后收到他一封来信，信中夹着师父自己、夫妻、孩子还有老母亲的照片。师父在信里说他就要上手术台了，如果手术成功，照片就还给他；万一下不了手术台，就留给我做永久的留念。当时我还往好的方面想。不料没过几天，师父的女儿来信告诉我，父亲在手术中不幸去世，她已经把骨灰领回去了。

哀哉我师，少年凄苦。三十三岁入监，五十九岁出狱。受尽磨难，旋即辞世。老天何忍，吾师何辜！我辈奈何？唯有痛哭！

国家层面来说，这一年还是继续开局、布局的一年。继年初特别法庭完成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首犯的审判之后，中共6月间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堪称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它正式否定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这一运动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简称“十年浩劫”。这虽然还有那么一点“为尊者讳”而文过饰非的意思在里边，但是能做出这么个决议，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们的国家就像一个人，今天总算不用再强撑着“讳疾忌医”，而是公开承认自己大病了一场，要看医生，看好了以后就可以出院了！

在具体政策方面，党政当局不断推出关于工业、商业、农业、科技、文艺、环境保护以及个体工商户的规定和文件，在城市的社区和街头，个人承包、开办的小厂小店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其中最显眼的是以“待业青年”名义出现的加工厂、饭店还有小卖部，由于被禁锢得太实太久了，上面乍这么一来，相当多的城里人还不敢完全相信当局是真的放开，还是权宜之计，甚或还是欲擒故纵引蛇出洞也说不准。所以大都要挂上“街道”、“校办”、“知青”的招牌。不像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来自社会的底层，干好了挣点钱，弄不好大不了依旧回农村去，反而不那么患得患失，少了许多顾忌。所以八十年代初期，农民对几十年来削农补城、城乡差别的现状更不满，对饥饿和贫穷更恐惧，对新生活追求的愿望更强烈，故而和城市相比，农村改革开放的胆子大，步子也走得大一点、快一些。

忙忙碌碌，送走了夏和秋，冬天就接踵而来。太行山上的阳泉比我们晋南老家要冷许多，单砖砌成的墙和石棉瓦的房顶根本不保温，不得已，我早早就生起了火炉。阳泉是有名的无烟煤之乡，但买煤却不是很方便。因为当地居民城里人有单位分煤，村里人有小煤窑送煤，更不用说四大矿区的矿工家属了，顶不济的去矸石山上拣几次也够一冬天烧的了。所以极少有卖煤的场所。无奈之下，我只好“偷”了。俗话说“家贼难防”，我也是看上了“老东家”玻璃厂的煤堆，毕竟熟门熟路，知根知底。于是预先同看门的小工友联系好，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倾巢而出，到了厂门外的煤堆前，每人抱起百十斤的一大块扛上肩就走，照我说的就是“只要煤块上了肩，别的什么就都不用想了”。大家跟着我不走大街，专钻小巷，直等回到店门口，这才放下心，松口气。我们在门外把煤块摔破砸碎，捡回来堆放在床下慢慢烧。一冬天偷个两三次就够用了。当然我也知道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次年交了矿上的一个朋友赵连生之后，我们的烧煤就托他买好送来，从此有了正经合法的来源，再也不用内外勾结盗窃集体财产了。



1982


惦记着阳泉的事情，从正月初六开始，我就忙着筹办外出的手续。许多今天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当年却是很大的问题。就拿一个农民来说，外出前必须开好介绍信，介绍信上要盖生产小队、大队、公社、公安局、工商局、计委六个公章，少一个也寸步难行。小队不成问题，都是一块土里刨食的邻居，盖章就是了，但介绍信上还得一本正经地写上每年上交队里多少钱，抵记若干工分等等。大队的章也容易；公社不远，跑了两次也办了。麻烦的就是县城里那三个章。那时我还不知道元宵节前大多数机关都不会正常上班，结果每天蹬着自行车几十里路跑了一趟又一趟，那些单位里就是没有人。直到正月十三了，还差计委的章没能盖上。我在县政府大院等到天快黑了，还是不见计委有人开门。我一时火起，伸手将“万荣县计划委员会”的门牌摘了下来，夹在自行车尾架上就骑出了大院。本来还指望有人拦住正好发发火气，不料根本无人理睬。回到家里，只好将这块倒霉的木牌“咔嚓咔嚓”踏做几截，填进炕洞里烧火取了暖。

费了好多周折，我才辗转找到计委办公室女主任的家里，盖上了最后一枚公章。正月十七，揣着这张来之不易的介绍信，我又回到了阳泉。

两年来，我的业务范围也有所扩大：给工商局写过标语，给医药公司绘制过海报，给阀门厂画过广告，给市政府画过壁画，给照相馆画过布景，也给一些商店画过门牌，还和弟弟一起油画了王珑村的舞台，小沟村的礼堂。同时，还开始下乡入户，“送画上门”。其中时间久、印象深的，就数中小川了。

中小川是平定县东端的一个山村，爬上村后的山梁，就可以望见河北省的土地。村支书邀我去他们村，说是想要我画画的人家很多，但是山遥路远特别不方便。我随他去了一趟，果然如他所说，于是就带上工具颜料，雇车拉了两箱玻璃，开始了第一次异地生产加工。村民们热情地帮我卸车搬东西，书记让腾出大队部的一眼窑洞供我使用，下午大队的喇叭一广播，就有不少村民来定制玻璃画。我当即决定：每天指派一家轮流管我吃饭，饭钱从画款中扣除。这些安顿好以后，我就开始了将近一个月的工作。

与城里不同的是，同样是每日伏案劳作，在这里的感觉却轻松了许多。除了前来定画或取走玻璃的客户，平时总有不少的村民喜欢聚在窑洞里，一边看我画画一边聊天。偶尔清晨或黄昏，我也出去走走。在河边的五柳树下，听老者回忆当年日寇在沟里残杀三十多位村民的往事；在村头的秋草丛中，看萤火虫飞来飞去出没明灭；在路旁的杨树林里，我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情景：所有喜鹊额前的羽毛在七夕那一天都被拔得精光，据说是送去银河上为牛郎织女搭鹊桥了。我也经常爬上山坡，坐在核桃树下，静静地闻着那即将成熟的秋庄稼馨香的气息。

近一个月的乡村生活，我深切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是轻易可以消失的。在城镇里改革开放成效已经初显的今天，中小川这座深山里的村庄似乎不为所动。虽然土地也实行了承包到户，但还是老一套的耕作方式，种玉米，吃杂粮，核桃依旧交由供销社收购，庄稼人的日子过得不温不火，只是比以前悠闲了许多。管我吃饭的人家虽然也想给我做点好饭，但干萝卜丝馅的包子我就吃过好几家。尤其这个村姓程的人家占到百分之七八十，而民间还延续着同姓不通婚的古老习俗，致使姓程的大龄青年男女有许多都找不到对象。女孩子还可以嫁到山外去，男孩子打光棍的可就越来越多了。我跟村民们聊起这一点，大伙儿都赞成改变一下，可就是没有人敢带这个头。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佩服。但他极有可能是被逼出来的，毕竟不是饿得要死，谁也不会去吃那样看起来有壳没肉、既可怕又恶心的东西的。风俗的改变、国家的转向，莫不如此。怪不得列宁先生也说道：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对于作为农民、公民身份的我们来说，1982年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涉及到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大事，其变革的意义和难度也是空前的。但是，千百万人被动的或主动的习惯势力，就将要被改变了。

一件是包产到户政策的全面推行。虽然各地的叫法不尽相同，但谁都清楚实质上就是分田单干。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从“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改，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但是几年之后，又推行“合作化”，把土地的所有权从农民手中无偿地收了回来；紧接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更进一步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农村、农业、农民的现状尽人皆知，“合久必分”的规律也适用于此。所以最高当局的这一改革壮举立刻得到了农民们真心实意的拥护。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生产队分地分牛分农具的那段时间，村民们兴高采烈喜气洋洋的场景，特别是当年被迫入社的父辈们，更是有获重生之感。我就见到有一位老者非要求把一头并不健壮的牛分给自己，原因竟是这头牛是他入社时自家的那头母牛所生。我更记得单干以后，田地里那热火朝天废寝忘食辛勤劳作的场面。仅仅一年的功夫，农村里就没有了挨饿的人。连我们的队长都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有能吃饱饭的这一天！”

第二件大事，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正式把它定为了“基本国策”。这一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实行之初，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老百姓都没有想到它的力度、跨度和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幸好我们老家农村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不是很严酷，后来我们生二女儿时被工作队收走了一台价值200元的录音机，两年后生三女儿罚了300元，最后生儿子又被罚了700块。如果是城市户口的工作人员，那我们后来的三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出生。福兮？祸兮？我觉得都不是。

那是什么？

我说：这就是命！

尽管每天都是非常的忙碌，我还是喜欢抽出一些时间来读书，这既是一种自我放松，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更是一种精神的提升。受父亲的影响，我打小就喜爱读书，而且兴趣广泛，什么书都能读出味道来。记得刚入狱时，一位叫马辛未的难友（北京一所什么学校的教授）突然问我：你读过《三国演义》么？我说读过。他接着问：《三国演义》讲了什么？我答道：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马教授显然吃了一惊，连声说道：好，好。读懂了，读懂了！那时候监狱里也有图书馆，但可供借阅的图书少之又少。侥幸的是我当上“坐班”值星员以后，分管的任务中有一项是保管新入狱的犯人带进来的“违禁书刊”，这使我有机会“监守自读”，从而接触到不少好书。其中的《红楼梦》我真的按照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读了三四遍，对书中的诗词简直达到了可以一字不差背下来的程度。对其中诸多人物的命运，也逐渐有了些深入的看法和认识。

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懂得国有常运，人无恒命。许多书和文章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作者借主人公的故事来阐述自己对命运的思考。当时发行的《十月》、《收获》、《小说选刊》等等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好的作品问世。我印象最深的是路遥的《人生》，看到认真之处，我的眼泪真是在眼眶里打转。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身不由己。但是或难或易，或长或短，你都得按命运的安排走完一生。大人物、小人物，抗争的、认命的，莫不如此。就像我碰到一个最奇葩的故事：一个妇女拿来一张妹妹的遗像让我装个镜框，我看看照片，说了句：你妹妹这么年轻就不在了？她说可不是么，算命的说她能活七八十岁呢。我说那就是算命的算错了。她反驳道：人家没有算错，是她死错了。

我笑了笑，无言以对。但笑过之后，突然觉得：她这种说法听起来虽然似乎有些荒谬，但也未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呢。



1983


去年年底，弟弟和两位教员朋友先后离开阳泉，从事古建筑油漆彩画去了，小店里又只留下了我一个人。不过俗话说“插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我没有插旗，却很快就有了新的伙伴：河北曲阳县也是搞油漆的王敬志就找上门来，和他一起来的是他的弟弟敬超，表弟小于，还有画像的德良。大家出门在外，都是靠手艺挣钱谋生，很能说到一块儿，于是我们又组成了一个松散的组合，这儿就成了他们的联络点。我给他们揽些活儿，我出外时他们住这儿看门。他们等活的时候，就在店里聊天，这样一来，我也少了许多寂寞。和弟弟他们不同的是：王敬志得分担一半的房租和税费——每月10块多钱。

王敬志是个非常实在的人，我们很合得来。他弟弟有着挺帅气的外表和开放的性格，却是个花花公子式的小青年，几乎每次外出归来，总喜欢绘声绘色地讲他这几天的艳遇，诸如在张家干活，女主人黎明前送丈夫上早班以后，就会溜到他的房间来；他和李家的媳妇正在办事呢，人家孩子放学回来了，在院子里喊了一声“妈”，把他俩吓得差点滚下床来。还有一个姑娘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却把女孩的情书拿来向我们炫耀。我记得那封信写了满满一张横格纸：“······我心里一直是想着你。想着怎样才能使你高兴。说句真话，每当我一看到你，心里总是有一种难以控制的感情。······我哪一点对不起你，难道我就这样使你讨厌吗？你心里就一点也不想我吗？你真伤我的心！······我无法和你当面交谈，所以给你写了这封很久就想给你写的信，我希望你能答应我。我终身爱你，至死不渝。”

看完信，我真为这个叫“文秀”的姑娘抱屈。

不过我也知道，在感情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公平可言。只有两个字：

一个是“缘”，一个是“命”。

缘，要随；命，要认。

这一年春天，我的店里也来了一个漂亮的寿阳姑娘，是她的亲戚送她来学画画的，我和妻子背后称她做“宝贝徒弟”。她学得倒是勤快认真，我教得却是敷衍应付。学了不久，就能给我帮些忙了。于是去郊区白泉中学画画的时候，我也带了她去。正是放暑假的那段日子，偌大的校园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杜校长安排我们在他家吃饭，在大会议室里干活，我就打地铺住会议室，给我的“宝贝徒弟”找了一间教师宿舍休息。头天晚上加了一会儿班，我让她去休息，我自己再赶画一块玻璃。谁知没多久她又回来了，有点不安地要我去她那宿舍看一下，我以为什么事呢，到那儿一看，原来是门上的碰锁合不上，插销也不对眼。我教她把门扇轻轻一抬，问题就解决了。直起腰来我打量打量了房间，无意中多看了她一眼，就听她怯怯地说：严师傅，你，你走吧。我忙答应着带上门就走。嘿，这个“宝贝徒弟”，把我当坏人了。

白泉中学去了好几次，也挣了些钱。但后来回想起来，我真有些惋惜，觉着自己脑子太不开窍了。因为杜校长每让我把玻璃画好一批，他就装好边框，以校办工厂产品的名义销售出去，那利润相当可观。而我好几年了只知道画画挣一点辛苦钱，不懂得把它做成成品、产品、商品，那样才会有更多的利润！虽然觉悟得晚，后来我也开始这样做了：从江苏徐州厂家购进了边框，从物资局买了整箱的玻璃，又找印刷厂买来背板纸，加工出的画匾经阳泉市物价局批了出厂、批发、零售价格后，就分别送到南大街、河边街的商场去代售，果然增加了一些收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我的思维并不像有人夸的是什么“超前”，而是在别人的启发引领下，才做出了一些正确的选择。

这一年社会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赫赫有名的“1983年严打”了。每逢社会变革的时期，总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刚从专政制度下解放的人们，有一小部分就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是思想还转不过弯来，循规蹈矩，不敢越过去的雷池一步；要么就是肆无忌惮，什么事情也敢做了，目无法纪违法犯罪的一时多了起来，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破坏。这场“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从重，从快，从严”的程度，在当时看是必需的，今天看来确实有点不可想象。那段时间，各地县市不断地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大街上载着挂纸牌游街者的大卡车一过就是一长串，摩托开道，警笛长鸣，成了当时的一道特有的风景。枪毙的犯人比前几年多了好几倍，阳泉市头一批一下子就枪毙了十来个，听说天津一天枪毙过七、八十个，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也在其中。但是，除了犯人和他们的家属，老百姓们对这样的“严打”还是很赞成的：谁不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啊。

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人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朝气蓬勃是主流，每天都有新的事物出现，政策口号也不断更新，社会潮流和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热情合成了强大的动力，推动着中国这艘大船破浪前行。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厂矿企业职工的奖金收入也不断增加，同时国家对物资的管控也逐步放松，使得做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几年的功夫，人活了，粮够了，钱多了，物资也丰富了。穿衣要布票，吃饭要粮票，煤油火柴都凭票供应的年头一去不复返了。人们的信心也足了：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人明天的日子一定会更美好！



1984


1月31日是农历腊月廿九，清晨6点半，我在侯马下了火车。再坐上客车回120里外的万荣。然后和到县城接我的妻子会合，俩人骑上自行车回家。

当年虽然还没有“春运”这个名词，铁路、公路运输部门也还没有加开客运车辆的措施，但是随着政策的松动，经济的活跃，人员的流动量已经大为增加，尤其是临近年节，火车、客车都已经不堪重负。昨晚坐的是北京开往西安的273次直快，阳泉到侯马车票是9.10元。座位当然是不可能有的，挤在人群里站了一整夜不算，由于站在了车门的位置，还被一个干部模样的大个子骂了好长时间。吸取了去年因为多事挨了两个小流氓几拳头的教训，我强忍着一声没吭。直到有人实在听不下去说了话，那个骂累了的人才闭了嘴。车到介休站，他要下车。我从提包里掏出一支油画颜料，趁他穿过我身边的时候，一股脑儿全都挤在了他的后背上。

我的时间观念是少有的紧张。廿九回到家，三十写春联，第三天就过年，过了“破五”跑手续，元宵一过就外出。基本上年年如此。不同的是，今年特别抓得紧。因为：我们要盖新房子啦！

毫不夸张地说，近三十年来，不仅我们这一带，甚至全中国大部分的农村，极少有盖新房的，说“动工”也大多是修修补补，翻瓦换顶。不仅没盖多少，反倒是拆个不停，拆完了寺庙拆祠堂，拆完了关门拆碑搂。农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农村的面貌愈来愈破败。也难怪，肚子都吃不饱，谁还有余钱盖房呢？因此，一辈子没有盖过房的人多的是，不得已盖房而背上半辈子“饥荒”的人就更多了。所以人们就流传下来一句老话：一辈子不动工就是活神仙！

以前动个修修补补的小工程，乡亲们大都是“情做”，也就是你修房时我帮你做，等我修房时你再帮我做。主人家只管饭不掏工钱。我这次动的可算是个大工程：一排七间，一砖到顶，抹灰踩棚，扫地出门，工程全包。这在当时好几项都是村里的“首创”，工钱讲定990元。虽说是“大包”，可买料供料、挑水浇砖、拾毛打杂的活儿也十分繁重。父母已过花甲，妻子怀孕好几个月，但是创业的精神和盖新房的喜悦压倒了所有的困难。等我麦收时节提着一台录音机回来时，新房的主体已经快要完工了。

说来也是天遂人愿，从打前年分地到户开始，连续几年都是丰收年。当时报纸上也讲了，说是“政策好，天帮忙，勤劳赢得丰收粮”。中国的老百姓，终于不用再种着庄稼却饿着肚子了！

每年的麦收对我来说，是一宗最最累人的活儿。才割两天麦子，我吃饭就得跪着了：腰疼啊。但是到了地里，还得弯腰挥镰。割倒的麦子要用平车一趟趟地运回村，坡陡路窄弯又急，每运一趟，都把我累得一丝两气的，有一次还把一车麦捆翻倒在了半坡。我不是怕苦，但确实觉得自己不是做农活的材料。可生在农村，你就得什么农活都要干，这也是千百年的传统啊。

在我不安分的内心深处，总觉得我们的社会进步太慢了。秦汉时期的农耕模式，到如今也没有多大改进。就像我们的村子里，每家每户都有着水井、石磨、农具和平车，还有纺车和织布机，喂着鸡，养着猪，栽着果树，种着蔬菜。一个家庭就是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微型社会。这在以前是合理的，现在都社会主义了，社会分工还是混沌模糊，其实就是封闭落后。我就想着：哪一天农村也能够分工明确，集约生产，各尽所能，扬长避短，那肯定能够提高生产效益。最主要的是，我也能专心发挥我的特长，多挣钱，少吃苦了。

收罢麦子，我依旧返回阳泉，继续我孤独的谋生之路。

可怕的孤独！

也许在别人看来，我这将近五年的谋生之路，走得是非常顺畅而惬意的。但是很少有人能了解和理解其中的不易。每年几乎循环往复的奔波和坚守，既使我疲于奔命，也令我倍觉孤独。这种孤独感，在命运把我抛到了社会最底层的那一刻起，就在我的心头开始萌生。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而是一个被政权视为敌人的政治犯时，才知道自己不能再为这个社会所容纳和接受了。就是能活着出狱，也还是会被打入另册，成为永远的“阶级敌人”。可是即使这样，我还是不甘心接受这个事实，内心里不愿意把自己划入罪犯和敌人的范畴，其实这也是相当一部分“政治犯”的相似想法。然而随着刑期一年一年的熬过去，我的感情已接近于麻木，既没有了乐观，也无所谓悲观；无所追求也无所期望。三千多个难熬的日日夜夜里，剥夺了我在正常环境中所应有的一切。也许我的神经比较坚强或者是比较麻木，才没有在这地狱里窒息，可是却在心灵上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

恢复人间生活短短几年，让我重新领略到生活的意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人生的乐趣。我仍是坚强的，我为生活而奔波，为幸福而奋斗。但在这颠沛奔忙之中，潜在的凄凉孤独之感却也在不时冒出头来，咬噬着我的心灵，影响着甚至企图左右我的情绪。

可怕的孤独！

没有经过那种可怕经历的人，根本无法体验格兰特船长的水手艾尔登是怎样在达抱岛上度过那二十年时光的。等史密斯博士带人找到他时，他已经完全失去人性，成为野兽了。而在我看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几年来，我几乎一直住在阳泉市这条最喧闹的大街上：清晨还未起床，就已经有人在窗外设摊叫卖，讨价还价；半夜撩起窗帘，还会看到街上匆匆走过的路人和对对迟归的情侣。在这座夏天像蒸笼、冬天赛冰窟的石棉瓦顶的房子里，我度过了多少孤独的日日夜夜。因为孤独，我拼命地干活，让可观的收入和技艺上的进步来安慰自己。为了战胜孤独，我不放过一点时间，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用它们填充自己的头脑；为了赶走孤独，我把收音机整天都开着。没有人听我说话，起码有人对着我讲。每当收音机里播放优美的节目时，我不由地就将音量放到最大，总想着有人能和我同享这短暂的欢娱，然而，这一切总是落空，没有人分享我的欢欣，没有人响应我的赞美。有时，我真恨不得把什么东西摔碎，再摔碎！但最后，我始终什么东西也没有摔。

因为，我有着永远无法找回的失去和永远不会失去的收获。

和我一样，妻子几年来也一直在婆家——娘家——阳泉之间奔波，往往火车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夏末秋初，她带了女儿来，我们另租了住房，每天傍晚牵着女儿的手让她在市场的铁皮柜台上跳来蹦去，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儿。有天中午我在画画，女儿站在旁边瞧着。谁知瞧着瞧着她就打起瞌睡来，小脑袋一歪磕在了玻璃的角上，一股鲜血立刻从额头流了下来。我慌忙抱起她就往外跑。幸好医院不远，问题不大，医生清洗了创口，贴了块纱布就说没事了，但是我却被吓得不轻。

初为人父，自然十分稀罕宝贝，于是我开始教女儿识字。女儿也不负父望，聪明好学，每天认识三个字，从来没有落下，到她两周岁生日的时候，已经认了一百个字。那天我送妻子回家到火车站时，她竟然指着远远的招牌大声读了出来：“车——站——饭——店”。

这一年的收获是巨大的。新房盖好以后，冬天父母和妻子就搬了进去。还买了一台洗衣机，在当时这也是稀罕物了。腊月底回家时，我又背回一台22吋的彩色电视机。要知道，那个时候村里只有大队部有一台电视机，还只有14吋呢。当天我就忙着架天线，拉电源，找信号，第二天晚上，正好赶上看中央电视台的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邻居们把我家堂屋挤得满满当当，董文华、奚秀兰的歌声，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都让大伙儿欢声笑声不断。直到晚会结束，人们才不舍地离去。别说，第一次看春晚，觉得是那么出奇地好，我们看得也是兴高采烈。以至于春节凌晨被鞭炮声惊醒以后，才发现昨晚竟然忘记了关院门。



1985


清明之夜，风清月明。一钩弯月被五车二、北河二、南河三、天狼星、参宿七等明星组成的圆圈围在中心，悬挂在西南方的天空。明月之下，当是我的故乡。

足足十四年，我没有参加过上坟扫墓了。但是每逢清明，都会想起家乡、家人，想起埋在坟头下见过和没见过的长辈。想起同宗近支本家许多人成群结队爬上南坡，跪在绿油油的麦田里，向着大大小小的坟头烧纸磕头的情景。还想起一位老者念过的打油诗：“清明上坟把祖拜，打开篮篮苜蓿菜。叫声祖先你别怪，这都是老#把咱害”。那个年代总算过去了，如今扫墓“滚坟头”的，又都是嵌着鸡蛋的白面蒸的大大的“子福”了。

走出去渐渐成了我的一种工作方式。被人邀请和尊重的感觉总是非常好的。换换环境对我喜欢好奇的心理也是一种满足。我住过村民的石窑，住过乡镇的小旅社，也住过厂矿的招待所。在平定煤矿画画的时候，还看了名角王爱爱、田桂兰演唱的晋剧。说实在的，以前我很不喜欢晋剧，甚至有些讨厌它的唱腔。但是名家就是名家，只看了这一次，就让我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艺术家和演员的差距，艺术的感染力与普通娱乐的消遣，那真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离平定煤矿不远，有个大村子叫做宁艾。阳泉玻璃厂的麻厂长退休以后，在宁艾开了一个玻璃铺子，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要我去他那里画几天。麻厂长是个非常风趣的好人，在厂里时对我们就很好。这次约我到宁艾村，吃住都安排得十分周到。他的外甥女秀玲跟我学画玻璃，还有个叫尹千弟的姑娘给我们做饭，有空了也划拉几笔。我们相处得非常要好。

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往返宁艾好多回，妻子还在村里住过两次，和几家邻居也熟悉了起来。一次我们给麻厂长带了两条鱼，他兴高采烈地要请我们和邻居一块儿喝酒。你一杯他一杯，喝着喝着话就多了。他就讲自己老婆是个“三心”老婆：见了恶心，想起伤心，走了放心。邻居媳妇问他：“我可听说了，你当厂长的时候经常把人家姑娘媳妇的朝家里领，是有这么回事吧？”麻厂长忙道：“没有的事！你别听他们胡说。”却又掰着指头数了起来：“除了某某某、某某某，还有某某某、某某某，以外的都是瞎编的。”

“哄”地一声，大伙儿都笑得前仰后合。

5月里，我计划去一趟青海。

起因是这样的：有亲戚的朋友在西宁工作，见到过我的玻璃画，认为在他们那儿会大有市场，几次捎信让我过去。正好我的舅舅也在青海工作了几十年，前些年也调到了省会。于是我决定：出去看看，闯闯。

第一次去青海，我走的是北线，也就是从太原经大同、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兰州到西宁。主要原因是想去看望已经恢复工作、落在内蒙古乌达矿务局的师兄崔道经。

这是我的头一回独自长途旅行。途中那雁北的长城，塞外的旷野，高耸天际的乌拉山，奔涌漫流的黄河水，都是第一次看到。坐在呼啸前行的车厢里，领略着这一派雄浑阔达的北国风光，我深深感到自由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我忘不了在狱中有过的、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心愿：有朝一日我重获自由，一定要把我的中国走个遍。所以在西宁考察之后，回程我就走的是陇海铁路，途经兰州、天水、宝鸡、西安；再在孟垣换乘火车过黄河回家。

回家——回阳泉，两个月后，安排好店里的事情，我就背起了工具箱，正式去青海“工作”了。

对于“本职工作”，我已经是驾轻就熟了：提前订好了江苏厂家的镜框条，让他们直接发货到西宁；又找到市物资局，雇了一辆马车买回来几箱玻璃。舅舅腾了一间房子作为我的车间，勤劳的舅妈在做饭之余，还帮我做些小活儿。做好的画匾，就送到西宁市中心的“大十字百货大楼”去出售。果然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画匾销售得出奇的好，有时候我送货到楼下，往上搬运的功夫，在街道上就能卖掉几块。但是几次以后，大楼的人知道了，向我提出抗议，我只好停止了私自销售的行为。

西宁是一座回、汉、藏等多民族聚居的城市，风俗禁忌大不相同。回族人买匾的时候，讲究画面上不能有长眼睛的东西，我就多画山水竹林风景之类。舅舅住的是省委党校以前的地方，现在只住着十多户干部职工和家属，每家都在大院里刨了一小块地种些绿油油的青菜，还有罂粟开着各色鲜艳的花朵。听他们说，“文革”初期的1967年，就在这个大院里，驻军一个晚上就打死了260多个“造反派”的工人和学生。时过境迁，清楚此事的人越来越少，往后更没有人会提起想起这些了。那狂热，那荒唐，那残酷，那无奈，俱往矣！

党校的北边就是有名的湟水河。中秋节的黄昏，我来到河边，在一片绿地毯般的青草地上躺了下来。夕阳把最后的光辉洒在这高原之上，满川的河水泛着金光，好似从无限遥远的日落之处奔流而来。望着远山的身影，听着哗哗的涛声，这一刻，真是美极了！

忙里偷闲，我还挤出一天的时间，去游览了著名的湟中塔尔寺。那高坡之上，山凹之间，一字排开的如意八塔和金碧辉煌的大金瓦殿，那仪式庄重的法事，虔诚拜佛的藏族男女，还有精美的酥油花雕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是如此之大，生活是如此多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你觉得偏远闭塞的地方，却是另一些人心中的圣地和世界的中心；你可能觉得荒诞谬误的认知，却被另外一些人们奉为人生真理和精神寄托。

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