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加民：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斗争属性

       在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到来之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气势如虹、势不可当、距离胜利越来越近，而那些国外反动派又心不甘又奈何不得、歇斯底里垂死挣扎不断发出绝望的嘶吼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全党和全国人民，尤其是文艺工作者，非常有必要在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更深远的现实思考中，重温毛主席文艺思想，找到她的灵魂，学习她的文艺立场、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所展现出来的大无畏斗争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很有


　　【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而作】

　　研究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不能离开她所形成、完善和不断发展的历史环境。毛主席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现实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又离不开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濡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斗争和必然出现的牺牲，始终是毛主席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首要问题，也不可避免构成了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重要特色。文艺是斗争的一部分，战争时期文艺是“两个司令”之一，是“投枪”和“匕首”，和平时期则是“革命的功利主义”，是毛主席文艺思想里极具现实意义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宝贵财富。

　　首先，毛主席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艺的行家里手。他自己就是一个天才的文艺家，爱好并擅长文艺，才华横溢，感情丰富，激情豪迈，气势如虹，在戎马倥偬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始终没有放弃诗词创作。130多首毛主席诗词清晰地记录下了在重大历史时刻毛主席用诗词记录历史，鼓舞士气，抒发情感，构成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独具魅力光照千秋的“诗史”。贺敬之评价毛主席的诗词是“中国悠久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毛主席诗词的艺术成就，甚至连毛主席的敌人都心悦诚服。1948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前夕，毛主席应邀在赫尔利的陪同下来到陪都重庆，好友柳亚子索诗，毛主席便把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交给柳亚子。一经发表，惊艳了整个国统区，震撼了全中国的文艺圈儿。《沁园春·雪》一篇，大气磅礴，有拔俗之气，确属可遇而不可求的杰作。另一方面，蒋介石却难以相信毛主席这一韶山冲乡村出身的农家子弟，会有如此文气，更无法接受自己的文采落了下风，组织所有御用文人同题赛事，竟无一人能达到毛主席词境界的万分之一。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讪讪地说：“这真的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毛主席诗词》被大量翻译成英文，先后又被转译或直接翻译成法、俄、德等其他数十种语言文字。据统计，截至20世纪末，已经出售的毛主席诗词集达7500万册。与此同时，国外的学者专家还发表和出版了许多评介和研究毛主席诗词的文章和专著。到目前为止，随着一波又一波毛主席热的兴起，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毛主席诗词作为诗歌艺术专门课题进行研究。毛主席书法则自成一体，成为中国书法领域独一无二、效法者层出不穷的“毛体”。

　　论对文艺的理解，文艺创作的成绩，毛主席若称第二，当今世界没有谁敢说第一，即便是职业的文艺家也很难有人敢说在文艺上超越了毛主席。换言之，正是因为有了高山仰止的文艺成绩做底气，让毛主席的文艺见解更加让人心服口服，不得不服。正是因为毛主席是胸怀天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让毛主席的每一个文艺观点能够具有超凡脱俗的革命性和人民性，具有改天换地慨而慷的“心之力”。

　　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斗争属性，集中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20世纪40-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毛主席坚定不移地告诉我们：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要为工农兵服务。在怎么为的问题上，毛主席明确告知：来自生活，高于生活。在歌颂和揭露的关系问题上，毛主席说：看效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既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又坚持“革命的功利主义”，要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结合”的文艺创作方法为时代和人民唱赞歌，抵制帝王将相泛滥成灾，让文艺舞台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上。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战争的压力暂时缓解的时刻举办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要做民族的大众的革命战争的文艺，就必须解决思想观念问题。毛主席清醒地意识到，来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人来了，思想意识没有跟上来。要打胜人民战争，文艺必须和工农群众结合，文化人要“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936年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丁玲率先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毛主席在欢送晚会上鼓励他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嘴与日本打仗。”“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团凯旋后，周恩来副主席赞许说：“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毛主席亲自为丁玲写下《临江仙·赠丁玲》，表扬她以文艺为武器与敌人斗争的做法。“



　　毛主席的《临江仙·赠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丁玲是在大力发展“抗战文艺”的背景下被树为革命文艺家的正面典型的。

　　“抗战文艺”是以鲁迅、茅盾、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左翼文坛在因应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残忍屠杀中国人民的“发明创造”。不仅丁玲本人的成长经历和变化具有典型性，对其他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样板。现实针对性不言而喻。因为那时候文艺界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看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的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80年后的2023年12月，原解放军报副刊主编陈先义同志撰文《我们党迫切需要一场“延安整风”》，他说：当西方势力费尽心机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时候，当国内公知公开叫嚣辱骂领袖嘲弄英雄虚无历史时，我们发现依然是这一部分人，用“极左”的帽子对正义群众进行打击。他还认为，“与延安时期相比，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风气，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党八股，我们眼下比那时要严重很多。照抄照转，成了机关干部的一种习惯。毛主席当年批评的八股风，今天某些部门和个人，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这是后话。

　　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拉开了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任务）的序幕。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前，毛主席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毛主席委托艾青进行文艺现状的调查，并亲自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白羽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毛主席随后约请了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主席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1996年，莫言的《丰乳肥臀》出版，引起巨大争议。信服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著名作家刘白羽批评到：“世风如此，江河日下，我们浴血奋斗创造的家园，竟养了这些蛀虫，令人悲愤。”直接称莫言是“中国的蛀虫”、“对不起几代中国人浴血奋战创造的这个国家”。写下《谁是在可爱的人》的作家魏巍也称莫言作品是“歪曲了党和国家的历史”。莫言2012年获得了西方文艺大奖诺贝尔文学奖。挟洋光环的余威，莫言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最懂得文学的人，四处发表演讲，宣扬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奇谈怪论。“文艺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就是其一。其实，这也是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歌颂与揭露”的问题。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会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会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

　　——当然，这也是后话。



　　1943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相继推出，如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延安第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一百多位美术家、音乐家的作品，给延安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郭沫若惊喜写道：“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纪。”“在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徐悲鸿讲：“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

　　女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之后，分别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毛主席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你们的文章我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毛主席又讲：“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感动地讲：“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丁玲的话，道出了延安作家、艺术家的心声，《讲话》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

　　是帮忙还是捣乱，是加油还是泄气，这是个原则问题。重视文艺的效果是毛主席文艺思想具有斗争属性的重要体现。用“效果”评价文艺作品，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期间，出现了大量不计后果严重破坏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文化氛围的文艺作品，笔者撰文，强调用效果评价文艺作品的源头，就在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结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明确提出了看作品要看“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的观点，即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要看动机，更要看效果。

　　毛主席指出：“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又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试想，如果战士们正在前线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时候，我们的文艺不是歌颂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不是加油鼓劲振奋军民，而是挑刺射击的姿势不规范，行军的步伐不整齐，甚至片面夸大牺牲的惨烈和生命的无价，势必严重妨碍核心工作的正常开展；如果医护人员冒着极大的风险抢救病人、基层党员干部忙着阻断感染渠道、帮助病患家属生活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而我们的作家却端坐在温暖如春的书房里，靠着想象和互联网上支离破碎真假难辨的“事实”写自己的“武汉日记”，借助全球关注的重大疫情捞取流量，赚取西方敌对国家的犒赏。这样的作家，是不是比延安时期的王实味更加不合时宜，更加亲痛仇快？

　　值得注意的是，标榜并且追求真实，是很多作家艺术家乐此不疲的事情，不论他是什么党派，阶级的立场在哪里。真实，几乎成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仿佛只要作者说了真话，哪怕是错误的荒唐的真话；只要描写了生活的真实，哪怕是片面的局部的真实，就可以畅行无阻、无可指摘。

　　细究其实，却可以发现道理并非如此简单。

　　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艺术真实和客观真实？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真实比之于现实生活本身的真实，有什么不同？窃以为，平时大家谈论文学时候所指的“真实”显然是艺术真实。包括两种：一种是基于现实的真实，是最大限度描述现实不走样，这里边包括表面局部的真实和本质整体的真实。一种是基于内心的真实（真话），是排除干扰不说违心话，敢于表达真实的想法，这也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显然，作家通过文艺作品创造出来的艺术真实，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的真实；作家通过文艺作品“说”出来的真话，则是由他们的政治观念、阶级立场和审美趣味决定的。有诗为证：

　　中国文学外国奖，仰视时代分外香；

　　如今进入新时代，重新评价很正常；

　　苦难辉煌廿世纪，改天换地慨而慷。

　　高歌猛进复兴路，文人墨客喜欲狂；

　　只有莫言戴墨镜，只见黑暗不见光。

　　时代列车加速度，作家甩在大路旁；

　　西方政客觅知音，一拍即合给封赏。

　　鼓励引导费心机，意识形态里边藏。

　　莫用真话打掩护，蜣螂真话史珍香；

　　凡人说话带立场，薅起头发想飞天，

　　痴人说梦纯妄想。

　　文学艺术非小事，振奋精神第一桩；

　　成大事者双司令，文艺也是机关枪。

　　战场胜败有秘诀，齐心协力志如钢；

　　中华民族有志气，文明之巅放光芒。

　　中华儿女心里明，幸福要靠共产党；

　　吹毛求疵不管用，睚眦必报太荒唐；

　　站在高处放眼看，廿一世纪看东方。

　　（复制自笔者2022年10月9日打油诗）

　　其实，不论是哪一种真实，只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只要进入大众传播的渠道，就要考虑受众的理解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通常指的是读者因为自己学识、好恶、政治立场和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对文学人物及其故事的理解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比如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里，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在获得了生产资料之后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改天换地、创造美好生活的壮丽画卷；在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蛙》等小说里则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是人性的丑恶、社会的动乱和价值观的错乱，是苦海无涯、生无可恋的悲惨世界。同样是写作疫情防控的现实题材，有的作家专注于失误、混乱和人性的丑陋，传达出浓重的失败主义情绪；有的则专注于描写各行各业的普通中国人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践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那些最美逆行者白衣天使和志愿者的付出，无数社区工作者无怨无悔在平凡岗位上的坚持。

　　同样的历史，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样的现实，在不同的作者那里变成了不同的样子。毫无疑问，一般情况下这可以视作创作自由的范畴，但是当这样的创作与迫在眉睫的“核心”和“大局”发生了冲突甚至背离，当这样的作品在读者那里发生了不良的负面的社会效果，甚至放任这些作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了对手的“刀子”……我们就要重新评价这种创作的“效果”了。刘白羽当年也曾跟毛主席说作家们“心是好的”，经毛主席点拨才豁然开朗。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说揭露黑暗也是好心，也是说真话，都不过是居心叵测者的烟幕弹和遮丑布。

　　鲁迅是被毛主席评价为“第一等圣人”，他在杂文《立论》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得到一番感谢。有说这孩子“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明讲真话还要有适用的场域，真理“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即便是百分百的真话，是忠于现实也忠于内心的大实话，也还是要考虑到传播出去之后的社会效果。

　　在寓言故事《盲人摸象》里，盲人们人人都摸到了真实的大象，也都说出了自己感知到的真相，但是显然他们都只是触摸到了大象的一个局部，所以都不能正确说出完整的大象的样子。说明真实还需要有大局观念整体意识，还必须分清楚主次要矛盾和矛盾的主次要方面。

　　总之，本身就是杰出文艺家的毛主席，最懂得如何做文艺。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的确是“功利主义”的文艺，但这是“革命的功利主义”。“围绕核心服务大局”是毛主席开创的，一直传承至今的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遵循。好的文艺一定是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为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本质诉求服务的。这并不否定文艺还可以怡情养性、风花雪月。但是，在剧烈变动的历史节点上，在你死我亡、有你无我的对敌斗争中，能否成为“核心”和“大局”的锣鼓和号角，能否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一定是“一票否决”的评价标准。这个文艺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改革开放史中得到了无数次的充分的验证，也必将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强调文艺在战争时期的“振奋”作用，承认文艺的功利目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原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时文艺就可以排斥文艺的文艺性了。相反，作为伟大战略家和文艺家的毛主席，在1942年底第二次到鲁迅艺术学院的时候说：“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文艺是武器的观念，与强调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一样，都是对文艺的教化功能的放大和强化。文艺的认知、教化、审美三大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所侧重，但是无法忽略或者偏废。毛主席所言“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佐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佐料”显然指的是文艺的艺术性，而且文艺的艺术性是为文艺的教化功能服务的，优秀的艺术作品首先从艺术上感染人，情感上感动人，才能在思想上启发人、功能上改变人。

　　1942年3月开始，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等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诸如《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批评时政的杂文，对当时延安边区可能真实存在的个别负面现象给出了失之偏颇的批评。身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毛主席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斗争属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延续。这是当时国际国内的革命斗争形势决定了的，不是毛主席不懂得纯文艺纯艺术，而是大敌当前，我们不能放弃“笔战”。当然，这也就成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反对毛主席文艺思想最诟病的一点。关于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斗争属性，人民大学程光炜《毛主席与当代文艺》有专门论述。复旦大学陈思和也认为，《讲话》受战时文艺心理的影响，把文学艺术纳入斗争的轨道，并成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北京大学陈晓明也持相同观点，比如他在《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一书中说：“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取得领导权，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变成人民大众的，但又都不是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相对中肯的知人论世，体现了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毛主席文艺观的严肃的学术态度。

　　1993年《读书》杂志发表了王蒙的《躲避崇高》，号召文艺家要放下使命担当，放下五四以来进步的文艺家坚持不懈传承至今的“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或启蒙，火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的优良传统。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这一通高论成为中国文艺“放下身段”江河日下一发不可收的转折点。他极力推崇的王朔“痞子文学”迅速引发的传统的主流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大厦的崩塌。流毒不断，危害至今。

　　在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到来之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气势如虹、势不可当、距离胜利越来越近，而那些国外反动派又心不甘又奈何不得、歇斯底里垂死挣扎不断发出绝望的嘶吼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全党和全国人民，尤其是文艺工作者，非常有必要在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更深远的现实思考中，重温毛主席文艺思想，找到她的灵魂，学习她的文艺立场、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所展现出来的大无畏斗争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很有必要。


刘加民 · 2023-12-26 · 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