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组章） 散文 杨自莹

老院

我试图凭着记忆对老院进行复原。

土门楼。有一根上架的椽是毛竹。两棵枣树，一棵是墩墩枣，碗口粗，树身笔直；一棵是蛤蟆枣。我确定是这个“呱呱叫”的名字，因为这种枣长大成形，像极了蛤蟆，不但有撅起的屁股，还点缀着一双蛤蟆似的眼睛。蛤蟆枣树的树身也是弯曲的，刚好适宜一个人斜躺。两棵树距离很近，身子躺在蛤蟆枣树上，脚可以蹬到墩墩枣树上。山墙下一棵甜石榴树，树下有一口红薯窖。

后院有一棵泡桐树，一抱粗，麻雀是一年四季的客。在后院靠墙根也是一棵墩墩枣树，离枣树不远，也有一口红薯窖。窖壁常常长出绿毛。

每一扇门前的台阶下，都有一块垫脚石，是门柱石，是从更远更老的老院拉来的。更老的院落遗留了更古老的支离破碎的传说，都在黄河的腹腔之内。

门是两扇木格门。推开门，惊动了墙上的祖先，我刚要叫出声来，却发现对某些称呼久已失声。

北房

北房就是坐北朝南的房屋。

一个院子一分为二。南院归伯父，北院归父亲。所以北房是父亲的大手笔。

北房是土房子，是用胡基盖上去的。

北房原是为爷爷奶奶建的，但不吃不喝的爷爷只在里面住了七天七夜，就被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只记得爷爷躺在笸子上的时候，肚皮上还压着一块蓝色的湿砖。砖是老砖。后来，好像一夜之间，北房的里间就变成了牛的草料场。那一年，我应该八九岁吧。鸡时常在里面下蛋，老鼠干脆在里面安家，我躲在“草房子”里，支起筛子捉麻雀。

北房的外间，进门处，左手，南北向存着一口棺材，应该是奶奶的。印象中，棺材里面好像也放着一块胡基，好像还垫着一张发黄的烧纸。老辈人说，棺椁不能空。再往里面，东西向，还存着一个粮柜。粮柜的下面已经被老鼠啃咬了一个小洞。柜子上面放着几个牌位，居中，旁边放着几个肚子滚圆的瓦瓮，里面常常放着白色的薯粉。

后来杂物堆得越来越多。

我时常走进这房子，轻手轻脚的，和房脊上那一束漏光一样，就是一拭灰尘的厚薄……

四条狗

一条狗是白狗，齐膝高，常猫着腰在桌子底下蹭食。夏天的时候常常舔着人的脚，痒痒的。这条狗是爷爷养的。

一条狗是灰狗，齐腰高，扑上来能搭在一个高个子的肩上。饭量大，不挑食，烫麦皮能吃一盆，毛皮光滑。父亲实在养不起了，送给了堂哥。

一条狗是黑狗，德国黑背，很凶，但很有分寸，你一嚷嚷，它就不叫了。狗通人性。我结婚的时候，前两天把它拴在相隔一家的伯父家。婚后的第一天早上，二弟把狗牵了回来，它一见到我的爱人，就摇着尾巴，没有狂吠一声，好像它知道家里添了新人。这狗是二弟养的。

一条狗是黄狗，是只半大的狗。这只狗爱吓唬鸡。它也能帮母亲看家护院。后来就再没影了。四条狗的脾气，跟四个人的一模一样。

一面墙

一面墙本来是白色的，烟熏火燎的，成了浅黄色。

墙上钉着几幅相框。

最上面的是爷爷奶奶的遗像。爷爷戴着一顶瓜皮帽，留着胡须，浅笑着。奶奶稀疏而灰白的头发，往后梳得很规整，也浅笑着。一如他们在世时的从容。

下面是两幅大相框。边框黄色，里面贴着后辈们的照片。自上而下按辈分年龄排序。大伯、二伯、三伯，大姑、二姑、三姑，以及父亲母亲和堂伯堂叔、堂哥堂弟、表哥表弟等都能在照片里找到。一张张照片是一个个酸甜苦辣的故事，一张张照片又引出一串串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在面对镜头的那一刻，都放下。

在这些照片中，有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他留着短分头，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也有母亲做姑娘时的样子：她留着很粗的辫子，头微微侧着。

我还发现了我，但那时的我差点认不出现在的我。

牛圈

紧挨着门楼的西边，是牛圈。

牛圈里先后养过三头牛。第一头牛是生产队分的，来的时候就老态龙钟了。第二年，牛就不行了。好像是夏天的时候，父亲请来了人，把牛杀了，炖了一大锅肉，我分了一小碗。第二头是腱子牛，皮毛光滑，高大有劲，干活一个顶俩，后来有人看上这头牛，买走了。第三头瘦小，要和三伯家的另一头牛搭伴犁地，常常不堪重负，累得皮毛湿透，像淋了雨一样。

牛圈里有牛的长舌头卷过草料刺啦刺啦的声音，不紧不慢，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牛反刍的时候依然是一副慢慢吞吞的样子，这时候，牛的嘴角常常挂着一线长长的口水。

我最怕的是牛眼。牛的眼睛里似乎总有一丝哀怨，牛的眼角似乎总是挂着一颗浊泪。

我的三伯外号就叫“牛眼”。

门楼

土门楼后来换成了砖门楼。

砖门楼的台阶上先是坐着奶奶。她顶着一个灰白的小小的发髻，穿着一身黑衣黑褂，一脸慈祥地坐着。那个本家的戴着眼镜的教书爷爷从她跟前走过的时候，叫一声“大嫂子”，她回一声。那个善剪纸花的三奶奶到门楼下陪她坐一会儿——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她扶着门板起来，小脚一颠一颠地回去了。

父亲在门洞下的竹床上乘凉，穿堂风一下子击垮了他的晚年。奶奶坐过的台阶他又暖上了。他也和来来往往的人打招呼，他有时会拄着台阶的砖沿，头伸到砖墙外，往巷道的两边瞧瞧……

人老了，就在一扇门之间。

榆树

前槐北榆。

榆钱落地，榆苗长出。

有两株榆苗不管不顾地长。一棵长在粪堆上，一颗长在薯窖旁。我以为父亲会迁怒于它们，“斩树除根”。在这之前，父亲曾栽了一园子的榆树，可是榆树长到手腕粗的时候，开始生虫。虫学着人钻木取火，火没钻出，树却是千疮百孔。那一年，刚好有安徽人游门走户，专做木椅。我就看着不大不小的榆树在安徽人手里变成了座椅。在这之前，我们坐的全是板凳。粗制滥造的榆木椅子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奢侈品呢。

可是父亲却对它们视而不见，任其生长。这树长着长着就长高了，长粗了。也有虫钻出的木屑落到地下，一小团一小团的。我还捡起来摸过，绵绵的手感。

榆树越长越粗，长成材料了。那些虫还在榆树的躯干里。可是父亲却没能熬过身体里的那些虫。

瓮

粮柜上放着一溜儿的瓦瓮，黑色的。它们习惯于“囫囵吞豆”，也盛面粉、薯粉，都挺着滚圆的肚子。

瓮口刚好比一只碗大一圈。母亲在舀面的时候，我踮起脚尖，手刚好摸到瓮身，手指有时候就把瓮的肚皮弹得“瓮瓮”响。那时候，瓮很多时候都是空有一副皮囊。

也有水瓮，放在厨案边。底小口大，齐腰高，黑色或黄色。瓮沿挂着一个铁瓢，或者水面漂着一只葫芦瓢。水是从井房挑来的。父亲劲大，一只手抓住扁担的另一头，一只手抓住扁担的铁钩和桶提，就把一桶水倒入瓮中。夏天的时候，从地里摘的鲜黄瓜往瓮里一丢，马上就漂了起来，不用洗。

瓮在过年的时候清洗一次，之后总是水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