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中大槐树

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现象：好多村子都存活有一棵或几棵高大的树木，譬如松树、柏树、槐树、柳树、皂角树、梧桐树等。它们的年龄，准确地说是树龄，都很长，因为天地间唯有足够的时间跨度才能够成就其高大并延展其年轮；它们都是有故事的，故事在一代代村民的口口相传里逐渐成为这个村子的集体记忆；它们是村子的标志，甚至就是村子的代指，能给外来的人提供一个准确的基点和坐标。我要讲述的是一棵大槐树，它扎根在我的故乡——莽莽黄土上一个叫作冯村的普通小村子。

一

这是一棵高大的国槐，树干需要三人合抱，高度有六层楼那么高。它傲然屹立、默默无闻地扼守在村子中央，也是村中主巷道交会的地方，和它周围的舞台、广场、池泊、村委会、商店等，一起构成了这个村子的中心地带。

没人知道这棵槐树的年龄。当有人想探寻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往往都是，“不知道，反正我们小时候就有这棵树了”。人生代代无穷已，当年轻一代变为老辈人而被后来者再询问时，他们仍然重复着当初他们所得到的回答。时间的长河，悄无声息地幻化着物是人非，带走了太多，也留下了许多，这棵大槐树，便是时光雕琢的精品。

它高大恣意的树冠，将雄踞一方的气势展现无遗，仿佛它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骄阳似火的夏天，它枝叶繁茂，遮天蔽日，庇护着树下的一大片清凉之地，树上蝉鸣鸟飞还，树下纳凉谈笑声，路上南来北往客，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萧瑟寒冬时，它虽枝叶败落，但身形骨架依然，枝杈处有倦鸟归巢，树干旁行人步履匆匆，它还是宁静淡然的主角。

槐树的树皮是一块又一块的，粗粝、厚重，块与块之间是深深的裂痕。裂痕笔走龙蛇，伏脉不绝，连缀成一副不朽的铠甲，庇护着树体栉风沐雨。但从地面往上两尺左右的根部，树皮全部脱落，木质尽显。怎会如此这般呢？我是知道原因的。

20世纪90年代始，村子的苹果产业初见规模，效益明显，村民的日子红红火火，拆旧房建新房一时兴起，而且房屋结构都是钢筋混凝土。当时的钢筋都是一大卷一大卷的，切割时需要先将钢筋拉展拉平，再靠人工用一个特制大剪子依照需要的长度进行裁切。这是一个需要场地和力量的活计。大槐树的北边是一条笔直的巷道，正好为钢筋拉直提供了场地。拉展钢筋时，是将其一头扭在大槐树的根部，一头扭在拖拉机的后轴上，靠着拖拉机的前进动力，反复对抗钢筋的柔韧性，经过不断地拉抻，直至钢筋变直。岿然不动的大槐树和柴油动力的拖拉机，展现着生命的魔力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威力。一卷逾百米的钢筋，在与大地刺耳的摩擦中，由曲变直，最终成为支撑村民一间间广厦的所需，而大槐树也付出了表皮被磨掉的代价。如今，拖拉机已淡出了农村的天地，村民建房子裁切钢筋再也不用先将其拉直，因为有更为便捷和锐利的工具，既简化了流程，也解放了人力。大槐树裸露的一圈木质，终究没有被新的表皮所覆盖，但经过岁月的磨洗和浸染，另一种如抛光和油漆形态的铠甲，依然保护着母体。这是大槐树在用岁月的药剂给自己疗伤。正如海明威所言：“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坚强的地方。”

时代在向前，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大槐树生生不息，它仿佛是超脱了时空羁绊的恒久存在。

二

大槐树的南边，是村子的舞台。这两种不同文化属性的产物，互为近邻。大槐树的一些枝叶已经与舞台东边的檐廊触碰到一起，起风时，摇摆的枝叶好像在摩挲舞台的这一角。这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算不上太古老的戏台，虽为土木结构，但也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房脊上的五脊六兽、宝塔宝瓶，皆为琉璃构件，色彩华丽，阳光照耀下，更是光彩夺目。舞台与大槐树构成一幅和谐美妙的立体图景，形成一个开阔完整的空间结构，而且动静结合、错落有致、自然与人工相辅相成，任谁见到这样的画面能不生出几分诗情画意呢？我想如果有丹青素描圣手发现此地，一定会找到某个绝佳的角度，创作出令人叹服的写实或写意的佳作。

这里是我儿时的乐园。小时候，放映露天电影或者唱大戏的时候，选举村干部或者重新划分自留地的时候，正月里闹社火或者谁家有红白事的时候，舞台上、槐树下，都是热闹的中心、欢笑的中心，当然也是争吵的中心、悲戚的中心。不管大人们的心思和情绪，孩童们在这里打造属于他们的快乐王国。我记得有一年地区蒲剧团来村里唱大戏，晋南梨园的名家名角来了不少，四里八乡的相邻，扶老携幼，舞台下面人山人海，就连大槐树上，都爬满了人。我们放学后三五成群，在人群中挤进挤出，顺着树下的梯子，来回上下，如猴子般在槐树上闪转腾挪，同时伴随着大人们讨嫌的呵斥声。台上唱念做打，演绎的是人世间的千姿百态，台下的、树上的观众体味着戏里戏外的苦辣酸甜，而这些似乎都与我们隔着一层或几层幕布，在属于我们的世界里，主角就是我们，单纯而简单的快乐成为我抹不去的记忆。

前几年，村子的舞台要拆除了，因为实在是破败不堪了。我在外地，当听到舞台要拆除的消息时，头脑中首先冒出的念头，竟然是拆除舞台的同时，会不会连大槐树也一起给伐掉？在我的下意识里，舞台连同大槐树，情同兄妹，亲如一家。舞台没了，大槐树一定会感到孤独；舞台没了，我头脑中凝结成的那幅完整的画面就残破了；如果连大槐树也一起没了，那这一幅画面就全部烟消云散了，一如储存我记忆的硬盘被清空……

拆除舞台的当天，发小给我发来了视频，完整地记录下拆除的全部过程。可以看到，舞台前、大槐树下，聚集了大量的村民。随着长长的机械臂戳向舞台的山墙和后墙，六十多年前的夯土变为尘埃，弥漫在空中。但舞台并没有轰然倒下，古老而充满智慧的榫卯结构真实地证明了“墙倒厦不塌”的力学之智。有人爬到舞台顶端，小心而艰难地将房梁、檩条、前檐、廊柱、斗拱等一一拆解，再由吊车慢慢放于地面。前人精巧的手工工艺零散零碎地展现在围观的村民面前。当木料上经年累月的积尘被震落后，有人惊呼上面还有精美的彩绘图案。拆解下来的这些木料，最后被临汾的一家古建营造企业收购，所得款项用于新舞台的建造。老舞台这一民间建筑蕴含的古典之美、教化之功，在倒塌之前完成了华彩但略显悲壮的谢幕演出……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原址上很快就重新建起了一座新式舞台，只是原来的青砖泥墙变成了钢筋水泥，原来的灰瓦琉璃变成了彩钢覆顶。大槐树只是被锯掉了几枝会影响舞台施工的枝杈，傲然依旧。岁月不停地流转，在时光的撮合下，大槐树和新舞台应该已经走出生疏期了吧？

三

槐树生长对地域环境不挑剔，北至东北，南至宝岛，落地即生根。悠久的栽植历史，不仅使槐树家族开枝散叶，品种繁多，诸如国槐、刺槐、黄金槐、龙爪槐、红花槐等，而且每一品种都是木质坚硬、生命力旺盛、花开清香可食亦可蜜、枝叶荚果可入药。这些都契合了人们坚忍不拔、向阳而生，追求美好、成功成才的性格基因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因此槐树在与人们的日常守望中，便被赋予了太多的寄托和情思，逐渐有了一种人格化、神格化的表象意义，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符号和标志。而这种反映，在冯村的这棵大槐树上，还有一种特别的仪式。

在冯村，谁家有新生命降生，待小孩满月之后，便会择一吉日，由家里的长辈（通常是奶奶）抱着，再随一位本家或邻居家的妇人，备一炷香、一沓裱、一截红线缠绕的洁白棉花、两个大花馍、几样点心水果等，到大槐树下来行“撞喜”之礼。仪程并不繁琐。一行人行至槐树下，伏跪于“喜位”（在其家与槐树的连接线上），面向大槐树，将棉花、花馍、水果点心等摆献于树根下，燃香、焚裱、三叩首，再由长辈抱着小孩将小孩的头轻轻地和槐树碰上三下，所谓的“撞喜”之礼便成。

冯村的这个“撞喜”民俗在邻村邻乡邻县都罕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为此我曾有意考证过。但这种仪式始自何时，何人所传，村民竟都不知晓，就像不知道这棵槐树植于何时、何人所植一样。这些都不妨碍一辈又一辈的村民在生产生活中，将这种带有尊天敬神祈福的仪式继承并流传下来。

要探究这一民俗背后的心理文化因素，还要回到村子本身。冯村一直没有土地庙、娘娘庙、关帝庙、宗祠等建筑物，这在乡土中国也是少见的，但人的精神、思想、意识等总得有一个依附和寄托。大槐树历史久远，高大蓬勃，寒来暑往间默默生长，既有有形有力的外表，又蕴含着顽强生命力的内核。在漫长的传统农耕文化中，这棵大槐树之于村子和村民，必然会超脱单纯的一棵树的价值，逐渐具备某种神祇或宗庙的功能。对于生孩子这种天大的喜事，在感念天地、祖先的同时，人们还希望槐树能够庇佑新的生命，希望新生命也能够像槐树一样硬、直、高，不惧生活中的风风雨雨，茁壮成长，“撞喜”之仪就顺理成章了。

冯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村子。

四

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带孩子回村，到家后孩子的新鲜劲很快就散去了，抱着手机打发时间。我劝她应该出去玩耍，她表现出了更大的无聊。是啊，村子于孩子而言，已如他乡，再说巷道里都静悄悄的，让她跟谁玩呢？我领着她到槐树西边的超市去买零食。空旷的广场周边只有几个老者穿着厚厚的棉衣，或蹲或坐在村部的台阶上，他们的前方正是舞台和槐树。可能是聊完天了，只见他们将头后仰着靠在村部的外墙上，眯着眼，就这么静静地凝固成一尊尊雕像，中午的暖阳透过碧蓝的天际，照耀着他们红黑的脸庞——就像油画《父亲》中一样的脸庞。

下午返回城里，车子从槐树下驶过，一如我回来时从它身旁驶过一样，它不言我不语。村子这几年已经开辟了好几条进村或出村的道路，但每次我都不自觉地驶到有槐树的这条道路。这时对面驶来了一辆要下地干活的电动三轮车，我停车避让。如果没有这棵槐树，这里应该是非常顺畅的。其实关于这棵槐树的留与不留，村民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争论归争论，槐树依然。

拐一个弯，便是出村的大道。随着车子的前行，槐树在我身后越来越远。距离的远近有具体明确的计量和单位，比如一公里、十里路、千万里，但丝丝缕缕的情愫、欲说还休的心绪，我又该怎样表达、说与谁听……

文/杨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