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对关公文化的贡献

中条山关公圣像

李广洁/文    薛俊 /摄影

兴于明、盛于清的晋商，纵横欧亚，连通南北，驰骋商场500年，其影响是巨大的。

晋商的历史渊源颇早

春秋早期，公元前8世纪，河东的池盐已经在商品交换中充当重要角色，地处淮河流域的楚国已经开始食用河东之盐。公元前585年，晋国准备迁都，在今晋南物色合适的建都地点。许多人都建议把河东盐池西北的“郇瑕之地”作为新都城，说这里靠近盐池，有盐利可资。但韩献子等大臣持反对意见，担心靠近盐池，百姓会弃本逐末，以盐池之利崛起的商人势力对国家的统治不利，这样才把国都迁到了新田（今临汾侯马市）。猗顿因为从事畜牧业和经销河东之盐，成为富比王侯的大商人，是先秦时期山西商人的代表，享誉全国。

秦汉以来，山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北部处于农牧过渡带，汉民族和游牧民族很早就在边境地区开始了物品交易，西汉初年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匈奴“尚贪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其意”。北魏时，今蒲州一带多商贾，“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河东太守元淑劝民农桑。山西北部作为边塞重地，长期有军队驻防，军粮供应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北宋庆历、嘉祐年间，范祥在河东进行盐政改革，实行“钞引法”，将官营、官运食盐改由商人交钱领钞券，凭钞券到河东盐池领盐，运到有关地区自行销售，就是给商人提供食盐销售的特许，以解决当时巨大的边防开支。范祥的“钞引法”实行后，每年可节省数百万缗的运输费用，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催生了一批从河东盐池起家的山西商人。

明朝建立后百余年间，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明代的严重边患。明朝统治者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9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由于要防御北边的元朝残余势力南下，明朝政府在长城沿线驻扎了庞大的军队，为了解决长城沿线驻军的军粮运输问题，借鉴宋代的“钞引法”实施了“开中法”，军队守边，商人供饷、以盐为中介，故曰“开中”，就是把食盐的专卖权授给商人，条件是由商人承担运粮任务，由此产生了不少粮商、盐商。山西是传统的产盐地，又靠近北京，紧邻内蒙古草原，其北边驻守的军队较多，明代的“九边重镇”中山西有两处——驻防大同的“大同镇”和驻防宁武的“山西镇”。在这样的背景下，晋商应运而起，很快就在南北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由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明代的晋商主要指今运城、临汾、晋城、长治等地区的商人，他们充分发挥了运城的食盐、粮食和长治上党的丝绸、铁器的商业价值。最出名的要数蒲州的王家和张家，明代重臣王崇古和张四维都是出身于蒲州的盐商世家。王家和张家联姻，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他们两家联合起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户。

作为朝廷重臣，张四维和王崇古共同促成了明代政府改变国策，开放北部边疆贸易，促进了更大范围的商业经营活动。史称：“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到了清代，山西中部的晋商开始崛起。晋商把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旱烟等特产销售到全国各地，又把南方的丝绸、茶、米转销蒙、俄等地。至清乾隆、嘉庆时期，晋商发展到鼎盛。

优化各地市场经营秩序

明清时期，各地的晋商会馆，承担着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的职责。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中保存着《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公议杂货行规》《过载行差务》3块碑刻。

立于雍正二年的《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内容涉及制约不法商家在秤上面做文章、坑害顾客，杜绝缺斤短两之弊，制定了对触犯者的处罚办法，并上报官府备案。立于乾隆五十年的《公议杂货行规》碑，内容涉及不得搞虚假包装、不得卖劣质产品、不得诱惑顾客、不得打价格战、不得冒用别人的招牌做生意等。这些经全镇的杂货商家集体讨论制定的商业道德规范“十八不准”，是18世纪的工商管理条例，具有强制性，如有触犯，要予以处罚。立于道光二十三年的《过载行差务》碑，是赊旗镇（今社旗县城）的过载行为了抵制官府“屡经加增”的摊派而定的合约。当时刻立这几块碑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商家行为规范、优化市场经营秩序。有关的会议都由晋商牵头，在山陕会馆召开，说明山陕会馆实际上具有赊旗商会的作用，山陕会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市场管理的职能。河南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中也有类似的碑刻。

乾隆年间，由于易州的牙行作梗，致使北京的烟行长期无法正常交易，在河东烟行会馆的交涉下，问题得以解决。晋商依靠会馆的力量，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嘉庆年间，在河南洛阳的潞泽商人，以潞泽会馆为依托，向当地税收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收。晋商会馆在维护同乡商人利益的同时，所在地的同行业商人都随着受益。

促进明清时期关帝信仰传播

关帝崇拜是晋商一个独有的现象。籍贯晋南的关帝是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晋商尊关帝为武财神。各地的晋商会馆、都建有关帝庙，各地会馆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往往是关帝庙。

河南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有一块《创建戏楼碑记》，说出了山西商人敬奉关帝的原因：“山左有孔子，道德高于万山，世人重其文也。然有文以为之经，必有武以为之纬。惟我关羽生于山右，仕于汉朝，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尤可称秉烛达旦，大节垂于史册，洵足媲美孔子，躬当武夫子称。护国佑民，由中达外，至今普天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三晋商贾贸易……夙托神庇，无往不利，思仰答于万一。”

汉口的山陕会馆，光一座春秋楼，就花费数万两白银。有许多会馆，往往是先有庙后建馆。外地人识别山西会馆，只需看有没有关帝庙。湖北老河口人说山陕会馆：“上会馆赛如金銮殿，下会馆门前铁旗杆。”所谓“赛如金銮殿”，指的就是关帝庙。

晋商对关帝信仰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关公戏的传播上。各地的晋商会馆都有戏台，每逢关帝诞辰和传统节日，都要演戏酬神、娱乐，所演剧目多与关帝有关。明万历《江都县志》记载：扬州城内有一座关帝庙，建于嘉靖年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山西蒲州迁居扬州的盐商，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典。

晋商把关帝信仰带到经商之地，促进了关公文化的传播。晋商以关帝的忠义来约束同乡、团结同行，随着晋商的足迹，明清时期的关帝信仰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