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麦收 王守忠 散文

夜半醒来，隐约听到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打开窗户，“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原来这清脆的鸣叫，来自窗外不远处的高压电网之上，回身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那些尘封许久的夏收往事在布谷声声中，如老电影一般徐徐回放在记忆的屏幕上。

打记事起，故乡临猗就是小麦种植大县。五月是家乡小麦将要成熟的季节，田地上下一片金黄，夏风拂过，麦浪滚滚，处处飘荡着沁人心脾的麦香。“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那时人们把五月最忙的这段时间称作“三夏”，即：夏收（收割小麦），夏种（播种秋粮），夏管（管理播种的作物）。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井台前那口挂在老槐树上的生铁大钟就铛铛作响，接着传来的是生产队队长那粗声粗气的叫喊声：“割麦的走啦，割麦的走啦……”村民们在他的催促下拿着头一天晚上磨得锋利的割麦镰刀，匆匆下地。

俗话说：麦熟一晌，蚕老一时。村里好几百亩的麦田，这片还没有割完，那片就已经成熟了。为了避免因刮风、下雨造成小麦损失，村民们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割麦，田间两送饭，夜里加班干，真可谓抢收抢打、“龙口夺食”。时至今日，我的脑海里还不时闪现着当年夏收时节，伯伯们弯腰低头、挥汗如雨收割小麦的身影，难忘他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劳动情景。

“小麦进了场，绣女也下床。”那时的年月，还没有现在的机械化设施，小麦从种到收全靠人力，夏收更是如此。从地里用马车运回来的小麦，全靠牲口拉着沉重的碌碡，在麦场上一圈圈滚动、碾压来完成。那时，我和几个小伙伴就成了碾麦场上的“拾粪倌”，为了防止牲口在碾麦过程中把粪便拉到麦子里，生产队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小木锨，让我们在碾麦过程中把牲口粪拾到麦场外。中午时分，骄阳炙烤着大地，场上的小麦晒得叭叭作响，我们几个小伙伴躲在场上的大柿树下也觉得酷热难耐。但这时正是碾压小麦的最好时机，几个老头站在空旷的麦场中央，头顶烈日，挥着一根长鞭，吆喝着牲口转着圈，待到场上的麦子碾压几遍，麦粒基本脱落时，经过倒翻后再碾压一遍，然后才能起场。

起完场，接下来便是扬场。为了节省人力，村民们借助自然风力，把麦粒从混杂的麦衣堆中分离出来。这在农活中既是一项苦力活又是技术活，一般人还真的干不好。扬场大都由两到三人完成，一人或两人用木锨将带有麦衣的麦粒抛向空中，在下落的过程中，自然风便会吹走分量较轻的麦衣和杂质，黄澄澄的麦粒也随之分离出来，另外一人则用扫帚将麦粒中剩下的麦秸清扫出去。

当时我们村有几个扬场的“老把式”，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逃荒落户到村里的外地人，扬场的技术特别娴熟，扬起场来轻松自如，如同一种艺术表演，令人称奇。只见扬场人挥动大木锨将麦子抛在高空，划过一道弧线，微风之下，麦粒与麦衣在下落过程中神奇地分开。扫的人站在上风口，头戴草帽，叉开两腿，挥动一把“狼尾巴”扫帚，左右开弓。这也是一项需要心细的技术活，扫起来既不能快也不能慢，扬一锨，左右各扫一下，去时一下把杂物扫向麦堆上前方，回来一下将杂物扫到麦堆的外面，始终保持麦堆上干干净净，没有麦秸和杂物；既不能轻也不能重，轻了杂物扫不出去，重了会把扬好的麦子扫跑了。就这样，两个人密切配合，一锨一扫，如此反复，金灿灿的麦粒越堆越大，就像一座座长方形的小沙丘。望着辛勤劳动换来的丰收果实，大家忘记了一天的辛苦与疲劳，脸上洋溢着喜悦与幸福。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我们家被分到了十几亩地，在坡岭上一连七八块地。尽管是旱地，但头几年风调雨顺，小麦连获丰收。每到收麦时节，我们全家人和大家一样，每天头顶烈日，收割碾打。虽然辛苦，但看着每年近万斤的好收成，全家欢天喜地，比过大年还高兴，因为天天可以吃白面馒头了，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可真有天壤之别。

再后来，割麦用上了割晒机，运麦有了拖拉机，打场有了脱粒机。现代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随着“佳木斯”“康拜因”等大型收割机的闪亮登场，一下子把“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弓背几千年”的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先前那些夏收农具，镰刀、平车、碌碡等，或束之高阁，或随意丢弃，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村里圈养的牲口，牛马驴骡也越来越少了，难觅踪影。

如今，时过境迁，家乡巨变。生产结构的调整，更新了农民的思想观念，村里除了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各具特色的果园，虽然当年的收麦情形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人们心里还记得。

午夜梦回，思绪飘飞。布谷声声勾起了我淡淡的乡愁，抹不去的是对过往岁月的美好回忆，留下的那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土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