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农村的新风尚——金山县山阳公社的调查（上）

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期，作者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调查小组。

　　东风，强劲的东风，卷起万顷巨浪；海浪，奔腾的海浪，洗却千年尘埃。

　　这是人们来到杭州湾口的山阳所看到的壮丽景色，也是人们接触了这里的社会新风尚之后所得到的深刻印象。

　　要问这种印象是怎么来的，就从一些平凡事情发生的不平凡变化说起吧！

　　百货店门口的启示

　　公共汽车沿着波光粼粼的龙泉港开到山阳镇，从车上下来，走过水泥桥，迎面就是山阳镇百货商店。商店里，人群簇拥，货架上，琳琅满目。这是一九七五年一月。快过春节了，人们喜气洋洋地赶来挑选各自喜爱的物品。

　　在棉布门市部的柜台旁，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妈妈和她的年轻儿子，挤在人丛中，精心挑选着衣料。小伙子前些日子刚订了婚，母子俩正忙着办彩礼。老妈妈已经给没过门的媳妇买了三斤毛线，一条毛涤裤料，两件的确凉衬衣，又给儿子买了一条毛涤裤子。

　　小伙子还想给未婚妻买件毛涤上衣料，母亲嫌贵，主张买花呢的。母子俩发生了争执。小伙子说：“花呢不要，还是毛涤挺刮。”母亲说：“花呢也拿得出手啦，不要光图好看。你不想想，种田人呀，穿得挺来兮做啥！”

　　一会儿，母子俩一先一后出了店门。小伙子两手抱着一包包货物，眉开眼笑；老妈妈跟在后面，眼含泪水。只听见她边走边抱怨：“你真是蜜糖灌大的，穿了花呢还不称心！我结婚辰光，连件洋布衫也穿不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百货店门口的情景，被在场的一位公社领导同志看到了。公社党委会上，就这件事进行了讨论之后，做了一个决定：发动党员、团员、民兵和广大群众评论这件事。

　　夜深了，波涛拍击着海堤的响声，有节奏地从远方传来。在前进大队办公室，团员和青年民兵正热烈地讨论着，百货店门口发生的那件事。

　　解放前，这里的贫下中农吃不饱，穿不暖，哪还有钱搞什么彩礼？搞彩礼的，尽是那些地主老财们。他们娶个媳妇，要送钱，送金戒子、金耳环，金手。嫁个女儿，要送嫁妆，光被头就有十几条、几十条，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东西。青年们气愤地说：“这是把婚姻关系当成了金钱关系，把妇女变成了商品。”

　　就在不久以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邻近大队的一个男青年，同一个女青年订了婚。女方提出要一台缝纫机做彩礼。过了三个月，这位男青年总算搞到了一台，立刻与弟弟兴冲冲地抬了去。可是，到了女家，那个女青年却冷冷地说：“拖得这么久，晚了。我们就算没相识过吧。”原来，她已经收下了另外一份更厚的彩礼。

　　前进大队的青年们在讨论中谈起这件事，对那种把自己当作商品，谁出高价就卖给谁的旧思想，进行了批判。大队团支部书记、女青年周全宝当场表示：要坚决破除收彩礼的旧俗，带头把彩礼退回婆家去。其他青年也纷纷表示，要坚决同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决裂。

　　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战斗在全公社打响了。

　　中午，在生产队的场地上，围满了男女老少，大队文艺宣传队正在表演他们刚创作的节目《退彩礼》。一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唱道：“送彩礼，办酒席，都是旧社会留下的坏风气，既费心思又费钱，革命青年一脚踢。”这个女青年就是前一天亲自到婆家退了彩礼的小张。

　　小张初向她母亲提出退彩礼时，她妈妈想不通，不同意，说：“人家一片好心送来的，怎么能退呢？”小张耐心地给妈妈讲：“旧社会送彩礼，是不把妇女当人看。新社会男女平等，我们革命青年是同志，要带头破这一套。”最后，妈妈还是说：“你带头退不好，等等再说吧。”

　　当天晚上，生产队政治队长找了几位订婚青年的家长一道学习，小张的妈妈也去了。有几位老人回想起自己结婚时的情景。那时劳动人民结婚，就是一张红纸，写上两人的生辰八字，哪有什么彩礼？一位老妈妈说：“一份彩礼，要花好几百块钱。多少做爷娘的在为办彩礼操心奔忙啊！有的借了债，有的变卖了家产，最后，还不是害了一对小夫妻！”

　　老姐妹们的话，使小张的母亲想起了自己悲惨的家史，心里直翻腾。学习结束后，她一进家门，就大声对女儿说：“退，把彩礼退掉！明天我陪你一道去。”

　　那些日子，在山阳公社，到处热气腾腾。人们举着红旗、敲着锣鼓，一个个订了婚的女青年，把彩礼退回去。前进大队三十七个女青年，在短短的两天内，就把彩礼全部退了。一个星期内，全公社有一千零五十六对青年退了彩礼。子女说服父母，父母教育子女，男女双方互相支持，各个大队都出现了许多这样动人的事迹。

　　春苗出土迎朝阳。扫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的革命青年们，用自己火红的青春，朝气蓬勃地创造着新的生活。

　　今天的山阳公社绝大多数青年在结婚的时候，都不送嫁妆，而送毛主席著作和学习文件，送锄头、镰刀和扁担。结婚的仪式也完全变了。过去是船送轿子抬，现在是姑娘自己走着来。过去是办喜酒，撒喜钱，现在是生产队开个欢迎会，先由队长介绍生产队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情况，鼓励新婚夫妇努力学习，做抓革命、促生产的带头人。过去，新娘子至少一个多星期不出工，现在，有的当天就下田劳动，当晚就参加政治夜校学习。

　　一九七五年，全公社共有七十多对青年按照新仪式结婚，贫下中农都高兴地说：“结婚讲政治，讲革命，这种新法，最合我们的心意。”

　　一年过去了。眼下,又一个春节来临了。在新的一年中，这股社会主义的新风，将把山阳之春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彩。

　　千分之七点〇九

　　东海推出一轮红日。欢歌，笑语，把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送进幼儿园，把一群英姿飒爽的妇女送进田野。前进大队新的一天战斗开始了。

　　在这里，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没有一对夫妻生过第三个孩子；

　　在这里，青年女社员生了第一胎后，都准备间隔五年再生第二胎；

　　在这里，多子多福、重男轻女这类旧思想、旧意识逐步失去了市场，实行计划生育已经蔚然成风。全大队人口增长率一九七四年为千分之十一点四，一九七五年下降到千分之七点〇九。

　　要了解这里的贫下中农为什么能下那么大的决心，来结束生育问题上的无政府状态，就必须了解它的过去。

　　解放前，这里叫倪家村，是一个出名的穷海滩。在地主、富农、国民党、土匪的压榨下，在风、虫、水、旱等灾害的袭击下，这里贫下中农的祖祖辈辈，“脚踩芦柴塘，口喝混泥汤；种煞铁沙板，住煞破草房。”

　　在那种社会制度下，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生活没有保障，许多人指望早生儿子、多生儿子，老了好有个依靠。但无情的现实是，孩子生得越多，生得越密，他们的苦难也就越深重。

　　第四生产队六十一岁的张端宝老妈妈，一共生过十个孩子。她十七岁和贫农江阿火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鬼子闯进了倪家村，又烧又杀，她的丈夫被开膛破肚，丢进河塘，同时惨遭杀害的还有四十八个阶级兄弟姐妹。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一个孤苦伶仃的妇女怎能养得活两个孩子呢？她强咽下辛酸的眼泪，忍着刀绞般的心疼，把五岁的儿子和仅仅十个月的女儿，都送给了人家。

　　一九三八年，她又和穷得叮当响的周阿奎结了婚。夫妻俩租了地主十二亩地，起早摸黑，一年做到头，缴了租子，只能勉强糊口。第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接着，又添了第二、第三个孩子。添一个人，多一张嘴。

　　可是，怨孩子多，孩子偏偏来得密，隔一年生一个。每当怀孕的时候，她常常急得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肚子，扛磨盘，干重活，想用这些办法把胎儿打掉。那时候，多生一个孩子，就要多受一份罪，不仅大人日子难过，孩子也痛苦。

　　在旧社会，有哪一个多子女的穷苦母亲，不为生育问题而苦恼呢？第八生产队五十七岁的周菊宝老妈妈生过十一个孩子。解放前，她家没有一寸土地，全靠丈夫挑担做小生意糊口。

　　孩子病了，家里没有柴，没有米，哪有钱请医抓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七岁的大儿子、三岁的女儿活活病死，三个月的小儿子活活饿死，还有两个孩子刚生下来就死了。

　　那时候，她总是怨恨自己为什么是个女人，要活受这份罪。今天，她已经明白了，过去之所以受罪，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九年四月，毛主席的光辉照亮了苦难的倪家村。从此，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但是，人们对于生孩子仍然没有好好计划，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带来了不利。

　　第二生产队社员杨忠林，孩子生得早、生得密、生得多，隔一年生一个，一连生了三个。小夫妻俩既要忙生产，又要带孩子，整天忙得团团转。晚上，队里要开会学习，他们想去参加，可是，三个孩子“大的叫，老二闹，小的不睡觉”，脱不开身。

　　尽管生产队照顾他们，特意安排一些工分较高的活给他们干，但到了年终分红，还是两手空空，要不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家早就背上一身债了。夫妻俩常常嘀咕：早知这样，那时候真应该生得晚一点，少一点。

　　但是，那时候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大队党支部的重视。有人就说：这是妇女主任的事，我们管个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支部反复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对多子女的困难户进行了调查，认识到生孩子不光是个人家庭问题，而且是关系着国家和革命的大事。

　　多生孩子，大人就不能好好抓革命、促生产；孩子照顾不过来，教育不好，就当不好接班人。计划生育，不仅妇女主任要抓，党支部全体成员都应当抓，并且要发动社员群众一起来抓。

　　过去，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作怪，妇女老是被人瞧不起，在评工分的时候，也要低一等，男的拿十分，女的最多只能拿八分。有的社员生了男孩非常高兴，生了女孩就扫兴地说：“唉！生了个‘八分的’！”有的社员生了三个或四个女孩，还一定要再生一个男孩，结果不仅自己经济紧张，而且加重了国家和集体的负担。

　　现在，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广大社员狠批了“妇女无用”的反动谬论，坚持男女同工同酬，有力地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大队支部副书记老倪和民兵连长小陆，都是只生了两个女孩，就带头做了绝育手术。

　　现在，在前进大队，青年成了计划生育的积极带头人，老人成了计划生育的热情宣传者。由于生育有了计划，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每当晚霞染红天边的时候，社员们从幼儿园领回孩子，欢歌笑语从一家家的门窗飞出，和东海的春潮声交织在一起。

　　酒肉是怎样变成酱菜的？

　　白墙、红瓦，又是白墙、红瓦，一条明净的小河，辉映着南北两户人家。

　　南岸，是东方大队第四生产队贫农社员蒋春方的家。他家的房子是在大队新五匠组成立前盖的，盖的是三间草屋。那时，许多人都说：“请五匠师傅造新屋，你招待得越好，他们干得越快，越精心。”还有人说，“人生三件大事，盖房子、讨娘子、生儿子，都应该好好热闹热闹，可千万别小气。”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蒋春方夫妇想方设法，东借西凑，置办酒席。三间草屋，盖了三天，五十斤一坛的酒，吃掉了六坛，猪吃掉了四头，粮吃掉了五六百斤。连同造房材料和人工，花了一千三百多元。

　　北岸，是同一生产队贫农社员马培根的家。他家的房子，是请大队新五匠组盖的。盖屋时，新五匠组的老师傅们，不吃他家一口饭，不喝他家一杯酒，并再三劝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要花钱忙吃喝。结果，造了三间两厢瓦屋，把造房材料和人工算在里面，总共只花了一千二百多元。

　　前不久，蒋春方家请新五匠组把原来的三间草屋翻盖成瓦房。这次，买一千八百块红瓦，花了二百五十二元；用了五个人工，每个人工一元八角，花了九元。此外，就没再花一分钱。

　　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显著的变化！东方大队新五匠组的老师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勇于打破陈规旧俗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赞扬。

　　“做百家活，吃百家饭。”这本来是泥木工的老规矩。在砌房盖屋时，主人总要办起丰盛的酒宴，招待泥木工和来帮忙的人。办酒的和吃酒的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可是，东方大队党支部和新五匠组的老师傅们却不这样看。

　　这事，要从一九六九年底东方大队新五匠组成立时说起。

　　当时，有许多事引起了党支部的重视。

　　蒋春方家屋办了酒，背了债，由生活比较宽裕变成了缺钱、缺粮、缺柴的“三缺户”。经济上的困难，使得他们夫妻两人心事重重，互相埋怨，生产也没劲头。

　　大队里，好多贫下中农迫切要叠房屋，建筑材料也早就准备好了，但是，办酒的钱往往比买材料的还要多，一时筹不起，一拖就是好几年，动不了工。

　　党支部认真讨论了这些问题，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贫下中农过去居住条件很差，解放以来，靠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才有了条件翻盖新屋。

　　但是，“百家活，吃百家饭”这个陈规陋习，给贫下中农造成了新的困难。党支部回顾了一九六四年成立五匠组，后来又从集体倒退到单干的教训，感到这个问题非抓不可。统一了认识，支委会便决定，深入发动广大社员和五匠师傅，坚决破除这千年旧俗，做到造屋不请酒饭，五匠伙食自理。

　　但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天，五匠组的副组长老张，带了两个木工师傅去新江七队干活。去的时候，带了点鱼，打算自己做饭。但好客的主人早备下了酒饭，硬拉他们去吃。老张想：“这又不是我们要着吃的，人家那么热情，吃点也不会有啥关系。”

　　心一动，三个人便一起吃开了。党支部听说后，立即同他们办了学习班，讨论吃了对不对？吃了怎么办？学习班一连办了三天。第一天，老张没有想通；第二天，党支部请了老贫农来作回忆对比，请蒋春方分析了吃“百家饭”的危害，给了老张和五匠组其他成员以很大的触动；第三天，他们真正想通了。老张带领组里的成员，敲锣打鼓地赶到新江七队，把伙食费补送了去。

　　在这之后，党支部又对五匠组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讲路线，讲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此，崭新的风尚在五匠组渐渐扎下了根。在本大队做活，他们回家吃饭，去其他大队和其他公社，他们就带了米自己烧饭烧菜，或者在就近食堂里吃。老张成了破旧俗、立新风的积极分子。

　　一次，老张带着四个木工去乍浦，给一家造房子。他们自己买了青菜，请主人代烧，吃饭了，桌上除了他们的青菜外，还摆满了热炒、冷盆。主人把他们和当地的五匠拉到席上，殷勤地给每人斟满了香喷喷的酒。可是，你看老张他们：酒杯移到了一边；肉不吃一块；鱼不吃一口；冷盆、热炒碰也不碰。

　　一顿饭，从头到尾，吃的是自己带的青菜，一连四天，都是这样。带来的青菜吃光了，他们就赶到乍浦镇上买酱菜。他们这种酒肉不吃吃酱菜的精神，教育了许多人。

　　对新五匠组的可贵行动，绝大多数群众打心眼里赞成。但是，也有些人将信将疑，担心不办酒会造成工效低、质量差。也有人觉得，盖房子是件大事，不办点酒，不请一请客，情理上说不过去。

　　有时，儿子相信了，做父亲的还是怀疑；丈夫相信了，妻子总不放心；一个坚持不办，一个硬是要办，往往吵得不可开交。还有少数思想落后的人，对新五匠的行动不理解，说他们是“假积极”，“出风头”。

　　听了一些流言蜚语，新五匠组的有些师傅感到委屈。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他们对破除“吃百家饭”这千年旧俗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深有体会地说，列宁说得多深刻啊，“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明明拿了工钱，在生产队里记了工分，还要挖空心思想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不正是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吗？自己多捞一点，贫下中农却加重了负担，这就是往回头路上跑！他们豪迈地说：“有人说我们是假积极，出风头。我们就是要积极地大吹社会主义的新风，为破除旧的习惯势力积极地打头阵。”

　　他们在完成任务中，工效高，质量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逐渐打消了一些群众的思想顾虑。遇到有些人还想摆酒请客，他们就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新五匠组在给马培根家盖屋时，尽管事先再三叮嘱过他不要搞什么，但老马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动工那天，从长征大队和金卫公社联丰大队远道赶来的亲友，也纷纷送来了酒肉，当作贺礼。

　　老师傅们一到他家，见到那副架势，就知道老马还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便不忙动工，和大队干部一起，同老马全家办了个短短的学习班。

　　在学习班上，新五匠组首先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说：“这要怪我们，没有把宣传工作做好。”当天，老马一家和大队的同志一起，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赶到长征大队和金卫公社联丰大队，把酒肉等礼物退还给亲友家。

　　新屋盖好后，老马抚摸着雪白的墙壁，看着宽敞明亮的新房，激动得热泪盈眶，逢人便说：“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来的啊！”

　　一花报春百花开。东方大队新五匠的革命行动，在公社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山阳公社各大队的五匠组，都掀起了学东方、找差距的热潮，破除了“干百家活，吃百家饭”的旧习俗，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共产主义新风普遍得到了发扬。

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调查小组。 · 2024-06-20 · 来源：五洲风雷激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