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红/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村村都有高音喇叭,村里大事小情都会通过喇叭广播,安排农事或其他工作也常会用到喇叭。若是喇叭出了故障,很多信息就无法传播,影响生产和生活,给村民带来极大不便。
父亲是修理喇叭的能手,十里八乡没有能压过他的。记得每次出门前,母亲都会拿出父亲的电工包,挂在车座下,父亲抱起扩音器放在车座,用尼龙绳扎紧,再从南厦取两只喇叭左右各绑一个。当时通信不发达,父亲事先不知道哪个村喇叭有问题,只能驮着几十斤的铁疙瘩四处打听,相当于现在的上门服务。
父亲跑得最远的村子一来回四五十里。那时的路不像现在,全是土路,路面坑坑洼洼,一路骑下来,骨头架子都能颠碎。
去的时候有一段四五百米长的上坡路,空着车推上去都要出一身汗,父亲推着沉重的铁家伙,可想而知,要费多大力气。
父亲左手抓着车把,右手扶着扩音器,推着车上坡。晨光洒向大地,照在父亲瘦削的肩膀和脊背上,仿佛罩上金色的外衣。此时的父亲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托起全家人的梦想与明天。
父亲额头青筋凸起,张着嘴“呼哧呼哧”一步一步向前迈,中途实在喘不过气,歇一歇,又负重前行。他身上的汗就像水浇一样,走一路流一路。将车推上陡坡的父亲早已汗涔涔,背心贴在身上,头发湿漉漉地耷着头皮。
我记得就是那回,天都快黑了,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干脆坐到门外的碌碡上等。晚风吹拂,母亲圆润的脸庞像天上的满月,她的身子前倾朝向大路,双眼盯着前方,盼着父亲突然拐过弯骑车出现。
一阵清脆的铃音响起,母亲腾地站起身。暮色掩映下,一个男人骑车而来,母亲一眼就认出了父亲,立即起身迎上。
父亲说他一天跑了五个村庄,前几个村喇叭都没问题,他一直往前骑,骑到了崖底,已经是下午四点。山路崎岖,跌跌撞撞总算到了那个村庄,正碰上村里的扩音器坏了,喇叭发不出声,广播员愁得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刚好就上门服务来了。
“简直就是及时雨啊!”广播员拉着父亲的手感激地说。父亲立即从车上取下电工包,和广播员搭手卸下车上的东西。父亲用电笔一检查,扩音器坏了,无法维修。经过广播员同意,父亲更换了新的扩音器。
打开扩音器,广播员试了一下,“喂喂”洪亮的声音传遍了村里各个角落,引得离大队近的人家跑到大队院看热闹。
广播员一再感谢,听说父亲是从山下来的,走了几十里路,中午没吃饭,付了钱后想挽留父亲吃饭。父亲摆摆手,谢绝了好意,说家中妻儿还在等他回家呢。
母亲听完,没说什么,眼里满是心疼,急忙给父亲端饭。父亲顾不上洗漱,端起一盆凉米汤,咕嘟咕嘟一饮而尽。
父亲不会干农活,就凭着这门手艺养活我们一家八口人。家庭日常开支、我们的学杂费,都是父亲的血汗换来的。
母亲说,父亲修理一次喇叭最多收费五元,换个扩音器也就二三十块。每次交学费的时候,拿着父亲给的钱,我总是万分愧疚,眼前总浮现父亲骑二八大杠努力往前蹬的身影。我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让父亲的血汗白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高音喇叭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前些年,家里还放有扩音喇叭,如今已经找不到它的踪影了。
在我心中,那银灰色敞口的圆筒型喇叭,还有那长方体的扩音器永远占据一席之地。那是父亲谋生的手段,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无论何时想起,都是温馨的。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高音喇叭都会高悬于我的记忆深处,经久不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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