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岸畔的回响_杨孟冬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古人对黄河的描写，总是那么激情澎湃。她裹挟着无数的沙砾，一往无前，黄浪滚滚。那迂回曲折的身姿，宛若一条巨龙。华夏族在与她建立生命连接的那一刻起，她就以宽广的襟怀和甘甜的乳汁孕育、滋养着每一处丰土吉壤。

在华夏版图的腹地，有一块依偎在黄河怀抱里的土地。这里，黄河挣脱了上游的襟束，展示了别样的从容，仿佛要把大浪淘洗的精华积淀下来。这是一块历史悠久绵长、文化底蕴深厚、地域风情独特的土地。它曾是传说时代炎帝、尧帝、舜帝带领部落族群，留下生活足迹的地方。自从华夏先民开始“逐水而居”，这里就有了一座人类生活奋斗的早期城市——蒲。

蒲，本是一种水草，是群居在水泽旁的先民最早认识并利用的植物。人们把它的茎叶编织成蒲席、蒲棚、蒲帆、蒲团、蒲扇和蒲履，改善了日常生活起居所需的物质条件。当然，它也是一个被先民崇尚为祥瑞的植物，其深深扎根于水层泥土里洁白的根茎，不仅有着生生不息顽强的生命，而且是人们发现并乐于享用的一道美味菜肴。它结出的“蒲棒”虽然不能食用，但可以止血化瘀，为人们消除伤口之痛。它更是一个诗意的名字，在中国最早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可见到“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的描写。它劲拔挺直的茎叶和蒲棒，分明是坚韧和阳刚的气象。而那丰腴的蒲棒，每当成熟时节就会自然散开成一个个绒球，宛若一只只婀娜着身姿的蝴蝶，迎风洒洒洋洋飞向远方。在劳动人民的口中，它是美和希望的象征。唐人徐夤的诗歌，于蒲更是别有一番情致和赞美：濯秀盘根在碧流，紫茵含露向晴抽。编为细履随君步，织作轻帆送客愁。疏叶稍为投饵钓，密丛还碍采莲舟。鸳鸯鸂鶒多情甚，日日双双绕傍游。

作为远古帝都，这里自然成为人类早期的政治中心。那时，它的原始简陋景象我们可以想象，但它确实是华夏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处重要驿站。在这个驿站里，炎帝柱发明了耒耜，使华夏族告别茹毛饮血、刀耕火种，跃进了农耕时代，开始了早期聚族而居、精耕细作（农耕文明特征）的生产生活；在这个驿站里，尧帝设官分职，制定历法，与“四岳”同唱《击壤歌》，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秩序地春播、夏耘、秋收和冬藏；在这个驿站里，舜帝歌咏南风，倡导以德为先，重视民风教化，任贤使能，划州而治，百业兴旺，政通人和，一派安详景象；即便后来他把帝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那一刻从这个驿站上空传向九州大地的，仍然是节律绵长深情无限的《卿云歌》……

这便是华夏族“尧天舜日”的时代。尽管它还比较原始，却成了后世永远追忆和向往的时代，成了泱泱华夏的文明之源。它理想化的社会形态，记录在了最早一部历史文献《尚书》里。《尚书》记载后世儒家诸多经典最核心的内容，而它的思想教化大厦的基座，就在这个原始驿站里。它所映射出的理想的文明社会的光芒，当是华夏历史深处的蕴藏。

当然，这都是华夏族原始社会的事情了。这种原始社会形态，最核心和最赢得人们敬仰的是“公天下”。禹帝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夏朝建立，禹帝的儿子启登上了君王的宝座，一个新的王位继承体制在华夏土地上开始生根。我们民族的名称“华夏”二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或许是出于对之前帝王的尊敬，夏朝的君王自谦自己为“后”。夏启，就是夏后启。他的国都安邑，就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这是一个颇具发明创造的王朝，立国后就创立了按距离王都远近来划分地域进行有效管理的“五服制度”。他们把国都称为“王畿”，然后以五百里为率向外辐射，距离国都最近的一环称为“甸服”，其外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这一制度，该是后世分封制的影子。除此之外，他们还把舜帝时代的十二方州疆域重新划为九州。这时候，蒲地所在的位置就在一环之内，就是王畿甸服之地。通俗点讲，就是国都的郊区。虽然隶属“冀州”管辖，但蒲地人民明显是在王城脚下生产生活。他们的衣食起居、喜怒哀乐，或多或少都会显现出贵族化的生活形态。何况，之前蒲地本身就是舜帝的行止所在，濡染在蒲地人民身上的贵族气息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商朝，他们仍然沿袭了五服制度。但由于黄河经常泛滥，致使他们不得不四处迁徙。所谓“前八后五，不常厥土”，就是对他们频繁迁都的形象写照。蒲，这时候则改了新的名字叫“缶”。缶，本是一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瓦器。但被用作地名，就很有意思了。不得不说，这与这块地域的民风民俗不无关系。是啊！这里居住的都是舜帝的子孙后裔，他们身上承袭着舜帝时代的土著风情。制作陶器，是他们安居乐业的本事。当年舜帝带领他们的祖辈在黄河边制陶，“河滨器皆不苦窳”，已经被他们当成了一种从业信条、一种人格坚守。他们不会因为市场走俏，就降低制作陶器的质量，就背弃道德、丧失良心去欺骗民众。他们始终如一，恪守底线，勤苦耐劳，保持了蒲地人民应有的社会情操，兢兢业业地将制陶技艺传承发展到坚固精良的最佳状态。如此，他们的陶艺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艺术水平。用这些精美耐用的生活物品盛黍装谷、汲水藏酒，甚至用它架火烹煮，都会赢得人们的满意和喜爱。因而，由“蒲”变成“缶”，就不是简单的地名更换，而是颇不寻常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里的人们在黄河边制作陶器那繁忙的景象，他们认真虔诚的态度，不正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精益求精吗？我们甚至可以相信，这里的陶器就是当时社会最优质的产品。当然，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华夏族摇曳到商朝手工艺的发展状况，更体现出那时候市场经济（物质交换）已经有了萌芽。

缶，一个新的地名，一个小小的斑点，出现在了九州版图上。历史行进到祖乙时代，已是商朝的第十三代了。这时候，商朝把国都迁到了一个叫“耿”的地方，就是今天濒临黄河的山西省河津市。缶，当然又一次成了“王畿甸服”之地。我们只能说，缶地人民的身份又一次历史性地得到了提高。国都一环之内，它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形态，都不会不得到重视。单就制作陶艺而言，其要求标准和工艺创新都会有新的命题。当然，这都是让我们猜想的事情。但不用怀疑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源泉。他们在创造物质条件的同时，还生发出一些奇思妙想，或者说是在生产劳动中不经意的一个偶然发现，就会触动一时的灵感，碰撞出精神层面的火花来。他们发现了，竟然发现了，就是这个缶，能发出响亮悦耳的声音！由是，陶器变成了乐器，“击缶而歌”就诞生了，由物质层面自然地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且看《墨子·三辩》关于缶的记述：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不敢说，当时劳动人民在生产之余载歌载舞用的都是缶地的陶器，仅其精良工艺而论，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它是最受人们青睐的一种特定乐器。应当说，这里的人民是历史尊敬的人民，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他们都是华夏族群中最杰出的代表。

如今，当年被称作“缶”的地方，就是舜帝故里舜帝村（清朝时称诸冯村），它的西边是黄河，北边是陶城村。舜帝遗风，千年承续，依旧焕发着生机和活力。

凤鸣岐山，周武灭商，华夏族的奴隶制社会终于落下了帷幕。应该说，这是历史车轮向前行进的一种必然。就在这时，一首最早署着名字的诗歌诞生在了这里的首阳山（中条山起点）上。它的作者，就是史圣司马迁在皇皇巨著《史记》里着重书写的伯夷和叔齐。他们是当时孤竹国君的长子和幼子，身份很特别。孤竹国君在世时曾留下遗命，要传位给叔齐。等到孤竹国君去世，叔齐认为“长幼有序”，王位应该让大哥伯夷来继承。而伯夷认为这是父亲的遗命，不能去违背，违背就是不孝了。兄弟俩相持不下，便“让国而去”，国人只好立国君的次子继承了王位。这个故事影响很大，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段佳话。伯夷和叔齐出国后，就得有着落。当时社会上正盛传周部族“有道”“善养老”，他们就去千里投奔。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时候周文王刚刚去世，周武王就急着发兵准备讨伐商纣王。他们原本怀揣着理想，却听到的是这样的消息，未免有些愤懑。他们认为周武王“父死不葬、以臣弑君”，是不孝和不仁的行为，就风尘仆仆拦在了大军面前。周武王的军师吕尚认为他们是有气节的人，让兵士把他们搀扶到路边。大军进发扬起的烟尘，湮灭了兄弟俩孤零零的身影。

何处才是安放灵魂的所在呢？面朝汹涌澎湃的黄河，仰望浩瀚无垠的苍穹，他们忧郁着，也迷茫着。商纣那么荒淫残暴，难道不应该讨伐吗？奴隶制社会下的人民，难道还甘于被奴役的皮鞭之苦吗？他们当然对这种社会制度深恶痛绝，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武力战争给人民带来更深的灾难，他们希望的是统治者们应该追慕“尧天舜日”而广施仁政、恩泽四方。他们心中的理想，就是期望国家能够君臣相宜、万民同欢。他们和所有的国人一样，没有过多的奢侈欲望，只希望能够过一种安详而朴素的生活。

拖着沉重的脚步，兄弟俩茫然四顾。他们虽然失望了，却还不至于死心。但历史的车轮，仅凭他们二人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天下宗周后，他们便隐身在了黄河边的首阳山里。在这座坡度平缓的山上，他们做了商朝的遗民。宁当遗民是他们不降其志对“忠”的诠释，拒食周粟是他们不辱其身对“节”的宣示。冷了，就相拥而栖；饿了，就采薇而食。他们形影不离，肝胆相照，在首阳山的阳光和煦风温暖下抚平着心灵的伤痛。他们活得简单纯净，一如首阳山里吹拂的清风。想必，他们一定是经过了对个体生命的理性认知，经过了对人性善恶的彻悟分析，经过了对尧天舜日的深沉思索，经过了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深层理解，才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啊！这山，不就是当年舜耕历山“象耕鸟耘”的地方吗？不就是华夏族倡导的以仁施政、以德治国思想的肇始之地吗？

当年舜帝耕耘处，如今二子守心田。舜帝在天有灵，也该听到这两位世间最好的兄弟心灵的呼唤了吧？若干天后，有一农妇上山砍柴说，这薇“岂非周土所生乎？”妇人的口，杀人的刀！这下，两个嫡亲兄弟连薇也不采了，索性开始绝食。临死的时候，他们唱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就叫《采薇歌》。伴着黄河的浪涛，这歌声该是雄壮有力的；和着山巅的清风，这歌声该是悠远绵长的。

他们到底是愚蠢还是迂腐呢？答案是：他们既不愚蠢也不迂腐。他们只是坚守了华夏子民深入骨子里的那一份思想精华，只是践行了尧舜时代一脉相承的那一份文化本色。试想，如果没有他们当年这种“忠贞不贰”气节的彰显，没有他们为了实现理想而效忠的饿死，后世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宗法制度怎样去化民？也正是如此，伯夷和叔齐被写进了崇尚尧舜思想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里。孟子赞叹他们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强调他们是无私的贤人，连懦夫听了都会立下志向要做强者。陶潜这样评价他们：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分明说他们是“大丈夫”，是“伟男儿”。就连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也如此感慨：行义以达道，杀身以成仁……扬义烈以激清尘，期于世教之有补。话说得够实在了，他们被树立成了“化民善俗”的道德标范。

或许，正是由于伯夷和叔齐的抱节守志给了这个开创“封藩建卫”的王朝周朝精神上的触动，他们在建国伊始就特别重视“礼乐文化”。这，正是尧舜时代治国思想在一个新的王朝社会的理论大丰富和大汇总。后世儒家一再推崇的《周礼》，就是这时候产生并成了治世纲领。它不仅适用于当时的社会，而且一直在华夏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主导性作用。彼时，以首阳山为中心的这一块地盘，是周文王之子毕公高的后裔受封之国“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诸侯国，《诗经》里的“魏风”篇章，就是对它当时地域风情的一种诗意描绘。尤其是脍炙人口的《伐檀》和《硕鼠》，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甚至连无邪的孩童都能轻松背诵下来。这里民风淳朴，人民生活热情奔放，具有开拓创新和勇于抗争精神。单就他们把伯夷和叔齐安葬于首阳山下，拥起两个巨大的墓冢，并在墓前竖立“贤人之墓”石碑供后人凭吊而言，就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华夏子民深深敬仰。

黄河之滨，首阳山下，如今的古贤人之墓依旧是静默的模样。它的主人明白，静默其实也是一种姿态。他们不需要再去向人类历史诉说当年的忧郁，因为他们的思想灵魂早已在王朝更迭中羽化成了纷飞的蝴蝶，春风细雨一般滋润着华夏九州的每一寸热土。

周朝，是华夏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在历时近八百年的过程中，它的政治体系、文化建设等上层治国构建，都是一流的。许许多多智慧的光芒，都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它无疑是一个精神财富最熠熠生辉的时代。但它正好处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转型的交汇点上，这就使得它在立国270多年后出现了一个“断崖”。尽管王室和官僚体系仍然存在，却已丧失了号令诸侯的威严。这样，一个表面看上去并没有影响王权颜面，但实际上已经失去王权意义的时代随之诞生了。这个时代，由于周王室迁都于原先王城的东边而称为“东周”。之前的那一段时期，当然就是西周了。而由于东周特殊的政治构成和社会形态，又被历史学家分成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是五霸争雄的时代。位于黄河岸边的这块土地，仍旧是诸侯国魏的地盘，隶属于晋国。这一时期，魏国的采邑很多，有蒲、首山、栎、阳晋、智、王官、芮、羁马、封陵和翳桑，可以说是“方国林立”了。当时雄起于西戎与晋国一河之隔的秦国势力比较强大，是个有心计、善远谋的国家，他们的军事策略是远交近攻。晋国当然也很有实力，却时常发生宫室之乱。为了稳固自己的疆土，晋国便设计了一个以柔克刚的外交策略——秦晋之好。虽然这都是表面上的事，但求得一时的安宁还是奏效的。春秋无义战，说翻脸就翻脸，那是经常的事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为他们开创的具有时代意义以及对华夏族文化进程有着积极意义的这一举动点赞。因为，“秦晋之好”不仅对促进民族团结有着强化作用，而且还成了象征姻缘美好的一个代名词。当年秦穆公迎亲的彩船，就是从蒲邑的渡口登岸的。那盛大的场面，热闹的气氛，在黄河边留下了长长的剪影。后来，重耳回国、秦伯伐晋、河曲之战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带，都在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氏春秋》里有着隆重的书写。

在《左氏春秋》里，有一篇“晋灵公不君”的文章很值得关注。晋灵公虽然不及夏桀、商纣那么残暴和变态，但也堪有一比。他的“不君”行为，怪癖得让人难以理解，简直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举动。他忌恨他的大臣赵盾，就想着法儿去加害对方。赵盾是大家公认的品行和能力出众的卿大夫，有着非同常人的政治警觉。因而晋灵公每一次设计加害他，他都能化险为夷、成功脱身。但终有一次，遇到了麻烦。要不是当时围杀他的其中一个甲士倒戈，他早已被乱枪刺死了。这个甲士，名叫灵辄，是首阳山西边的翳桑人。赵盾曾在首阳山打猎，途中看见他倒在路边，就下车询问病情，才知道是饿晕了，就给他食物吃。饿汉吃了一半就不吃了，说要把剩下的一半带给母亲吃。赵盾非常感动，就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给他准备了一篮饭和肉。时过经年，以赵盾这样的人物和身份早就忘了此事。可是，灵辄却深深记在心里。后来，灵辄竟然做了晋灵公身边的甲士。赵盾身陷险境，他一跃而出拼死相救。因晋灵公提前让人卸了赵盾所乘车马的一个轮子，灵辄于是在杀出重围后，“扶车以臂承轴”，打马奔跑将赵盾护送出城。赵盾疑惑，问他相救何由？他答，我就是当年在翳桑的饿汉啊！再追问他的姓名，他没有回答就走了。这一走，便再也不知去向了。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多么让人感动和激动的事啊！而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黄河岸边的这块热土上。

应该是舜帝当年以德治国抚慰万民的文化生态，深深影响了这一块地域人情世故的原因。还是春秋时期，在这块土地上还有一个知恩图报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豫让的读书人。他先后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但他们都很不器重他。因而，他又去了智氏那里。智氏的主人名叫智伯，是晋国的执政大臣，傲慢凶恶是出了名的。但二人一见面却很投缘，智伯待他如“国士”。后来智伯攻打赵氏，反被赵、韩、魏三家联手给灭了族。说来，这场战争本来就是智伯发起的不义之战，智伯落此下场也是罪有应得，人死了，国灭了，土地被人家瓜分了也就算完事了。可是，赵氏的主人赵襄子认为还不解恨，竟把智伯的头骨当尿壶用。这下，豫让就坐不住了，说“士可杀不可辱”，你这样做就过分了。于是，他决心替自己的主人报仇。第一次行刺没成，人家放了他。第二次他用剃刀“灭须去眉”，以毒漆毁了容貌，吞火炭坏了嗓子，弄成乞丐模样，回家连妻子都认不出他来。但行刺还是没成功。豫让见人家抓住他不放了，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便向人家提出一个请求，说“士为知己者死”，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就得用国士的方式来报答，现在我杀你已经不可能了，你就脱下袍子让我击斩几下，了却我替主报仇的心愿，我也不再遗憾了！话说得简直可爱至极。赵襄子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没有犹豫，当下脱下袍子满足他。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并神情自若地说：我可以报答智伯了！说完，就横剑自刎了。

横剑自刎，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但是，豫让这样做了。赵国当然不乏有志之士，但听说豫让这样死去，没有不流泪的。他对赵襄子有意见吗？显然不是。赵襄子是他的仇人吗？也不是。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忠自己的主人。这不是侠肝义胆，是什么呢？！在他心里，既为人臣，就要敢于向主人提意见，即便不予采纳，也要履行臣子的本分；如果主人的名誉或者自己的国家遭到了言论攻击和武力打击，关键时刻就要挺身而出、不惜生命，践行忠和义的精神使命。豫让因此被写进了史书。在《吕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里，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单说《史记》记载的五大刺客，他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无论曹沫和专诸，还是聂政与荆轲，他们当年可都是受雇于人，是一种掩藏在政治阴暗处的被利用的行为。豫让就不一样了。他的举动不存在利益驱使，完全是个人思想和意志相统一的一种赤胆而光明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刺客”身份就上升了一个高度，就有了纯洁性和高尚性，就是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了。作为生命的个体，能有这样的思想和境界高度，就不是难能可贵而是凤毛麟角的了。

豫让和他的主人或许不会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后，赵、韩、魏三家不单单是平分了他们的土地，而且还加速了诸侯国政权的变革，曾经的中原霸主晋国随之灭亡。更重要的是，“三家分晋”竟成了春秋与战国的时代分界线。从这个时候起，战国正式开始了。

时间过去了2000多年，智伯的城池已成了一片废墟。在它的西北方向，就是豫让的坟墓。两处遗迹的主人，仿佛目光还在相互对视着。这种默默对视，该是一种通透的生命感知、理解和释然。他们应该都不再遗憾。一个得到了生命中的知己，一个报答了曾经的知遇之恩。还奢望什么呢？山河还是那座山河，蓝天还是那个蓝天。他们生命的守望，不是岁月的流逝，而是生死与共的友谊。

真该感谢这块热土，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故事。站立在黄河岸边，不息的涛声仿佛还在传递着舜帝“天下一人饥则我饥，天下一人寒则我寒”的悲悯情怀；行走在蒲草茂盛的河滩里，瓦器的节奏和着《诗经》的歌唱仿佛还是那么迷人和绵长；登临在首阳山巅，两个不朽古贤人清纯的目光仿佛还在默默注视着岁月的更替；徜徉在渡口旁，2000多年前那乘船迎亲的鼓乐声响仿佛还在黄河岸边回荡……还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义士灵辄和侠士豫让，他们生命的气节和价值取向怎能用岁月来丈量！

一定要记住这个历史悠远、文脉永续的地方，她最初的名字叫“蒲”，数千年后才有了新的名字——永济。

杨孟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