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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笃弼先生趣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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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8-7 09:54:12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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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笃弼先生趣闻(下)
薛笃弼先生(1892年~1973年),字子良,山西运城盐湖区车盘村人。1911年11月,还在山西法政学校读书的薛笃弼即投身辛亥革命。他曾出任山西省革命机关报《并州日报馆》编辑,继之,任河东军政分府《河东日报》社长、《山西法政经济日报》总编。 1913年薛笃弼游历日本时,有幸当面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1914年,他随冯玉祥转战南北,与河北鹿钟麟并称为冯将军的“左右手”,名赫一时。 中华民国时期,薛笃弼先后任常德、咸阳、长安县县长;北洋政府国务院代秘书长、司法部次长、内务部次长、京兆尹;陕西省、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甘肃省省长、河南省代省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置身于祖国统一大业的他先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法学会理事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

张博文/文

北京建园

1924年9月,薛笃弼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次长。12月,32岁的薛笃弼调任京兆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北京市市长。他少年时在家乡受关公忠义精神及家规家训的熏陶,崇尚义举;青年时曾经当面聆听过孙中山先生教诲,体谅民困,施政为民。在京兆尹任内,薛笃弼放手发动百姓检举各县的贪官污吏和劣绅,裁劣举贤,并取消了许多苛捐杂税,以解民困。

当时,北京的钟鼓二楼管理不善,年久失修。薛笃弼带头捐款,并赴各地募集资金,将鼓楼辟为“京兆通俗教育馆”,开创了北京历史上民众教育的先河。为了使民众永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国耻,薛笃弼按照“明耻教战”的古训,将鼓楼改为“明耻楼”,楼上陈列了清廷屈服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相关资料和图片,展出了国耻照片和实物,被八国联军刺破的一面大鼓也陈列在鼓楼内,以唤起民众的爱国之心,警示后人。此举深受各界人士推崇。

接着,薛笃弼再次捐资为民众将地坛开辟为京兆公园。

地坛,位于安定门外。清朝灭亡后,地坛祭地的仪式被废止,地坛也逐渐荒废。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地坛成了军阀驻军的场所,地坛内的古建和古树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袁世凯的军队曾经在地坛墙上凿洞以搭建营房,大片的古树甚至被驻军砍伐以充当柴火。

1925年3月,薛笃弼呈文内务部,提出“拟就安定门外地坛地方改建为北郊公园,以为城乡一般人士研究农林事务之所”的议案,很快获准执行。在薛笃弼的带动下,一些机关纷纷捐款。有了资金,旧坛改造工程便迅速展开,短短3个月,便完成了一系列工程:平整马路、建设公共体育场、修筑“世界园”、建“共和亭”、成立“通俗图书馆”、装设电灯、粉刷墙壁等。经过改造,地坛的内坛区域修葺一新,外坛部分仍然归农事试验场使用,在一切准备妥当后,1925年8月2日,京兆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当时,公园里最著名的当属“世界园”,这座园中园“画地为图,以石代山,以草代木,以花木辨其国土,以旗帜志其国名。所有世界上名山、大川、都会、商埠、铁路、航线、岛屿、海湾,无不点缀尽备。而中国之地势,如各省、省会、五岳、五湖、长城及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河流,亦莫不分别清晰”。

“世界园”还特意标明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沦丧的国土及被洋人租借的口岸,体现了公园“极力提倡国家至上理念,唤起群众爱国思想”的宗旨。

这个京兆公园,是北京城外供老百姓休闲娱乐开放的第一座公园。

遗贤不闲

1948年,在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后,薛笃弼辞去国民党南京政府水利部部长职务,寓居上海,居住于思南路61号花园洋房,闭门不出,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1949年年初,李宗仁专程来到上海看望薛笃弼,邀请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被薛笃弼以厌倦政务为由婉辞。上海解放前夕,陈诚上门要求其全家去台湾,也被薛笃弼以奉养年老体弱的双亲为由婉拒。这时的薛笃弼,远离尘嚣,期望能颐养天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发现政协委员中不见薛笃弼的名字,不由发出“野有遗贤”的慨叹。后来,薛笃弼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全国政协第二届二次会议开幕式结束后的聚餐时,薛笃弼被安排与毛泽东主席同席,同席的还有周恩来总理、张治中将军、卫立煌将军和著名中医施今墨等。稍作寒暄后,薛笃弼谈到在国民党政府历任的职务,并说“我对人民有罪”,言下不胜愧疚。毛泽东主席对他勉励有加,亲切地对他说:“你是冯玉祥将军郑重推荐给蒋介石的,是国民党政府里难得的清官廉吏,真是野有遗贤啊!”薛笃弼当时很感动。会毕回家,他还兴奋不已地转告妻子和女儿们,并连声说:“感谢党和毛主席的知遇之恩,今后我当为国事竭尽绵薄。”

晚年的薛笃弼常说,他前半生在国民党旧中国,后半生在共产党新中国,看到新中国新气象,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国家日益富强。

薛笃弼还在家中挂上条幅,表明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并以此教育后辈。从此之后,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每会必到,到会必言,坦陈己见。

他积极参加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活动,无论是接受新闻拍摄,还是电台录音,他都认真准备,一丝不苟。他经常写文章,通过对台广播寄语客居台湾的故旧,介绍祖国大陆建设成就,宣传“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针。

1962年,薛笃弼去北京开会,突发心梗,当即被送到阜外医院抢救,方得转危为安。他说:“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晚年,他还历任上海法学会理事、上海律师协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等职。为祖国统一,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可谓“遗贤不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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