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运城文学的发展与地域文化_文艺评论_李云峰

五、新时期以来运城文学的发展与地域文化

（一）新时期以来运城市第一、第二代作家作品概况

十年“文革”时期，文学艺术界竟然出现了“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万马齐喑”的萧条局面，山西省文学创作也备受摧残，百花凋零。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们遭到批斗、住进牛棚、甚至被迫害致死。文艺组织和文艺期刊被解散、停办。山西省作家协会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从事创作与组织工作的人员绝大部分被下放农村，创作队伍被打散，正常的文学创作活动难以为继。

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运城地区的文学创作也受到了严重干扰。作家李逸民不愿意违背良知写一些歌功颂德的假大空作品，干脆封笔告别创作。其他作家们要么做些应景文章，要么搁笔，都乏善可陈。

后来，在山西省作协编辑出版的《建国50年山西省文学作品选》当中，文革时期只选编了一篇（首）作品，就是当时运城年轻作家王西兰的一首诗《女羊倌》。

改革开放使文学艺术界迎来了春天，也迎来了运城地区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1979年9月运城地区文联成立，原晋南专区文联副主席李逸民当选为首任文联主席。随着思想解放，文艺思潮方兴未艾，运城市的文学创作势头也高涨起来。宽松健康的社会环境与崭新的地域文学环境，让李逸民、义夫、杜曙波、草章、张恩忠、张旭林、马力等再次激发出创作激情，进入了新的创作高峰期。

李逸民的一批新的短篇小说结集成《悲欢泪》于1989年出版；义夫的《老古学歪记》《花花牛》等获得山西文学优秀作品奖，并于1989年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花花牛》；马力的《没有准备的发言》《黑牡丹》获山西文学优秀作品奖；张恩忠创作出版的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龙岗战火》，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打破极左思潮对文学禁锢的长篇小说之一。1985年，义夫的《老古学歪记》、马力的《黑牡丹》和年轻作家王西兰的《耧铃叮当的季节》获得山西省作协“赵树理文学奖”。杜曙波、张旭林、草章、刘武等的诗歌、短篇小说、散文作品也大量见诸报刊。

1992年，作家义夫继任文联主席，运城市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老作家们依然创作活跃，李逸民同志在70岁高龄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血战运城》、中篇小说《这辈子》和《我的文学》回忆录；义夫的短篇小说不时地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杜曙波的创作进入活跃期，先后结集出版了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山村月圆时》《金榜题名时》《瑞雪纷飞时》《首富》，后又出版四卷文集；老诗人张旭林诗情喷涌，先后出版了诗集《风雪松林堡》《丑象拾趣》《幽默诗小品》《世风怪圈》等；草章的新笔记体小说《公道》《公刻私章》《尾巴》《噩梦》等多次在年度小小说中选载；杜宝彦的长篇小说《山泉淙淙》、中短篇小说集《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等。

文学活动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社会文化秩序的安定、革新甚至重建，这个过程可以是显态的、现在时的，也可以是隐态的、将来时的，但都不能忽略文学创造和文化建设的本质性联系，因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它凝聚着一种特定的价值意向，文学的根基和内容就牢固地根植于文化的精神领域，超越这种领域来理解文学都是不可能的。

（二）新时期以来运城层出不穷的作家群体与创作成就

新时期以来，以李逸民和义夫为代表的第一、第二代作家不但精神焕发，踊跃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为运城市的文学事业书写下值得称道的崭新一页。同时李逸民和义夫作为运城地区文联的领导者，还以发现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他们依托运城地区文联的组织功能，于1980年创办文学期刊《河东文学》，以此作为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的展示平台，并通过组织文学创作班、作品研讨会和召开文学座谈会等形式，把许多具有文学天赋与创作潜力的文学作者团结到地区文联周围，鼓励他们积极创作，首先在《河东文学》这个平台上得到崭露头角、展现才华的机会，使他们获得了充分的创作自信，并以此为台阶，向省级文学期刊乃至全国文学期刊攀登，先后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骨干作家群体。


由于新时期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这一史无前例、波澜壮阔、充满艰辛也充满希望的社会变革实践活动，运城市文坛的创作队伍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层出不穷，不断壮大，形成了阵容强大的作家群体。其中既有1970年代初期就开始从事写作的王西兰、刘武等，也有新时期文学黄金时期的1980年代就开始活跃文坛的冯浩、刘月凤、刘锁爱、孙云苓等，还有1990年代相继走红文坛的谭文峰、张雅茜、徐小兰、慕华、裴海涛等，和2000年代涌现出来的由散文改写小说或者散文诗的转型作家高菊蕊、韩振远、曹向荣、李需，以及在小说、小小说、报告文学、文化散文诗歌等不同体裁领域独领风骚的袁省梅、马牛、魏荣汉、任育才、杨殿梁、胡肖龙、李新民、王振川、刘纪昌、冯建国、李长河、管喻、王玉峰、卢静、陈永安、段巧霞、谢旭国，以及文学评论李云峰、姚灵芝等。他们中间许多作家都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评论取得的突出成就，奠定了他们在山西乃至全国文坛上的影响力，以及在运城市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了明确的代表性。

王西兰，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运城文坛起着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第三代作家。自1971年从事文学创作，开始刊发作品，到新时期最早以短篇小说《闸门》《耧铃叮当的季节》亮相省级文学期刊，一鸣惊人，荣获山西文学优秀作品奖和首届“赵树理文学奖”，确立在山西省文坛的创作地位，并以长篇小说《送葬》为读者呈现出力求突破创新、被誉为“拔丝山药”的清新作品风格。1997年，王西兰主持运城地区文联工作，2002年就任文联主席，2003年当选运城市首届作家协会主席，成为继李逸民、义夫之后的运城市文坛领军人物，为运城市的文学事业殚精竭虑，贡献巨大。在他的关心扶持下，一批中青年作家成为山西文坛的主力军，一批新的作家成长起来，河东文坛已经拥有了一支充满勃勃生机的作家队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创作，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作品高远的思想艺术境界是他一贯的自觉追求。他通过一部《文学的觉醒与归真》，以一个严肃作家的身份，以朴素的理论修养和亲历的创作经验，和日臻成熟的文学思想、日趋深厚的艺术功力，对一度迷乱而堕落的文坛进行了切中时弊、鞭辟入里的辨析与批判，为文学正名，同时也对提高文学青年的欣赏水平、理论修养、写作能力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冯浩，是1980年代最突出的代表作家之一。1981年在《汾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一个初冬的早晨》，1988年《黄河》为他重点推出中篇小说《那年八月》《我是哪颗星》专辑，199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八月》，《1976年的春天和夏天》获得《黄河》杂志“优秀小说奖”，1986年12月因创作成绩突出，出席了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谭文峰，是1990年代成绩最为突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以《扶贫纪事》《窝头纪事》《乡殇》等一批中短篇小说震动文坛，作品先后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连续获得山西省文学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电视连续剧《阿霞》2006年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文艺奖”和“赵树理文学奖”。

张雅茜，是新时期山西文坛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她以短篇小说《净土》《河水拍打着堤岸》、中篇小说《红颜三重奏》《活葬》、长篇小说《依然风流》《烛影摇红》、长篇纪实小说《走出红尘》，引起山西文坛的注目，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中篇小说《角儿》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和《新华文摘》转载，并荣获“赵树理文学奖”。

高菊蕊，是女作家中早期从事散文创作后转入小说创作的代表，以中篇小说《眼镜的故事》《生长的月亮》等频频出现在我省重要文学刊物的头条，并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本人也获得山西文学2000—2006年度“杰出作家”奖，并以中篇小说《一条通往天堂的路》荣获“赵树理文学奖”。

韩振远以散文创作见长，在以《苹果与女人》荣获中国作协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后，不但拓展文化散文写作空间，先后出版《家在黄河边》《山西古祠堂——矗立在人神之间》《回眸远古》《晋商之源》《秦晋之好》等，还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并以短篇小说《炭河》荣获“赵树理文学奖”。

魏荣汉，是第四任运城市文联主席和第二届作家协会主席，一位代表运城市纪实文学水平的作家，常年基层乡镇工作生活的深厚积累，使他反映基层民主选举的纪实文学作品《风风雨雨选村官》《昂贵的选票》等都超出文学范围的社会影响。《我们仍然在路上》荣获全国征文一等奖，美国前总统卡特为他颁奖，并邀请他到美国观摩第43届总统大选；并在结集出版了《中国基层选举报告》后，以对艰难起步的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改革实践的忠实记录，先后荣获“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短篇优秀报告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任育才，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常年立足本土闻喜县，以当代社会主流生活的重大主题为选题，浓墨重彩抒写时代最强音，创作出《大风歌》《九凤歌》《圣水心泉稷王山》等一系列纪实作品并结集出版了《闻喜之歌》，引发读者共鸣和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以报告文学《为善的涑水》荣获“赵树理文学奖”，被全国报告文学学会誉为“峨嵋岭文学流派”，在闻喜举行了“中国报告文学之乡”挂牌仪式。

曹向荣是20多岁走上文坛，起初写散文，随后开始小说创作，连续在《山西文学》《黄河》发表了一批主题深刻的农村题材小说《泥哨》《生前死后》《憨憨的棉田》等，被《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并以其明显的实验价值和创新意义，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新人奖”。

此外，还有小说评论和儿童文学作品先后荣获“赵树理文学奖”的张乐朋、张新乐、王兆福、陈寿昌等，李云峰、姚灵芝等作家的文艺批评对于运城作家创作的肯定与不足，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和指导作用。还有刘武的中短篇小说集《枣花集》、中篇小说集《黑马驹找到了金钥匙》等，裴海涛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晨光曲》，管喻的《月亮似水似我心》《太阳底下这片土》《万荣新笑话》系列，诗人刘锁爱的《爱的极地》，刘月凤的《邵新民传》，李新民的《百泉河》，罗力立的《大豆谣》，李长河的《在西藏的日子》《直白》，冯建国的河东文化散文《千年河东》等，因篇幅原因，不再一一介绍了。总之，这批中青年代表性作家，不但不同程度地突破或者完全走出了“山药蛋派”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从语言本身到叙事题材，再到文学理论高度，都自觉地探寻着适合自己审美表达的艺术形式，成绩斐然，值得肯定。

（三）新时期以来运城“山药蛋派”作品风格的继承与嬗变

“山药蛋派”作品的风格，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已经得到文学史的肯定。但肯定并不意味着完美，随着运城文学的创作队伍在不断壮大，创作成就在不断提升，对于“山药蛋派”风格创作的艺术性不足，显然也给运城作家留下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因此，他们在不断地审视、创造、更新和重构自己的文化，以审美方式审视人的内在文化环境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从而有了对自我创作问题的清醒认识，为继承与嬗变的“山药蛋派”创作风格留下依据。
我们可以通过新时期以来先后获得山西省作协“赵树理文学奖”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和解读。首届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有义夫的《老古学歪记》、马力的《黑牡丹》和王西兰的《耧铃叮当的季节》。几位作家作品当中的人物心理描写，对地域文化建设有重要意义。

1、义夫《老古学歪记》中的心理描写分析

义夫的作品，仍然保持传统“山药蛋派”的通过外在的环境氛围、人物对话、行为表情等描写，来衬托表现人物丰富多变的文化心理世界。比如在《老古学歪记》作品中，直接体现“老古”思想转变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就有三处。第一处是面对其他同事不断升迁，而自己则是从小干事干到大干事再到老干事的现实，“老古也不眼热，他是这样想的：干社会主义，当官不当官一个样，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其结果，是随着自己没有能力帮孩子解决工作，被邻里小瞧，导致老婆把过去非常珍惜的老古那些奖状分给四邻姐妹们剪鞋样，骂它们“屁也不顶”。这让老古糊涂了：“老古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他觉得再老实下去不行了，在家里都没有立足之地了。”“老古下定决心，要尽量找机会给郝组长挂钩了。”但是试图挂钩的图谋，却因自己在郝组长主持的杜绝走后门的会场上，当众转达郝组长的小姨子要求照顾孩子改变工种的捎话，被郝组长怒气冲冲地臭骂了一顿。“老古不服气，也想不通，躺在床上怎么也不平静，他决心再找郝组长去分辨——确确实实是他的小姨子，怎么能是‘道听途说’呢？”直到他在郝组长家的窗外面听到两口子的对话，“老古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他白天为什么挨训了”，也确认自己就是个笨蛋，学不了邪门歪道，决定还是本本分分地干自己应该干的工作。

全篇涉及心理活动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点到为止，并没有站在人物的角度，深入人物的内心。比如只是交代老古想了和想的结果，至于是如何痛苦思考的，省略了；老古为什么决定要和郝组长挂钩的理由，是根据前面外在情节的观察得来的；老古被骂后躺在床上怎么个不平静，又省略了；当老古明白自己被训斥的原因是不看场合后，只是一句恍然大悟便把本应该有的万千感慨一笔带过了，虽然可以理解为给读者留下了遐想的余味，但是同时也让作品的批判力度和深刻程度显得有所欠缺。

2、马力《黑牡丹》的心理描写分析

在马力的《黑牡丹》里面，心理描写部分也和义夫的《老古学歪记》一样，比较简单，只是点到为止的感觉，很像是对丰富的肢体动作和语言对话等外在描写的补充或者是结果的挑明。比如当选生产队长的呈祥站在黑板前向社员群众表态要好好干的时候，看见下面反对自己干的媳妇黑牡丹站起身，“脸上像阴云密布，眼里像电火打闪”一般一阵风似地走了，他一边揉着刚才被媳妇拧疼了的大腿，心想：“今晚上的‘雷阵雨’恐怕是免不了啦。她脸上的表情就是他们家里的‘气象’预报。”等到散会回家的路上，支持儿子当队长的老贫协替儿子担心着：“那个凶神媳妇总不会把这个可怜的儿子关在门外吧！”呈祥则这样盘算道：“不管她后半夜的‘雷阵雨’有多大，反正一到天亮，我就打钟上工。”这一切，都是为后面黑牡丹的出场表现进行铺垫和渲染，营造紧张的悬念气氛。这部作品的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在描写黑牡丹如何通过话语和形体语言表达激烈的反对态度，但是真正直接描写她的心理活动的篇幅，只有在她赌气独自抱着被子跑到东廈囫囵个躺下后心绪难平这么一小段：

她认为跟着呈祥这个队长可把她亏扎啦，可把她受展啦！她是下了狠心，死死活活都不能让他再当这个队长，一定要和他大闹一场。怎么闹法呢？她硬闭着眼睛在被窝里想，想！可就是想不出个好计策来。依着他吧，怕伤了他的身子；拗着他吧，怕伤了他的性子。唉！这个贼真真能把人气死！

其实这一心理活动，虽然有了关注人物心理活动的复杂丰富性的意识，但仍然是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予以描写，并没有真正从黑牡丹的角度出发呈现人物心情复杂的活动情状。而且作者设计这段简洁明了的心理活动的真正用意，还是为了交代故事情节发生了转折，相对于全篇以为外在描写为主的表现手法而言，这样的处理，恰似一段略写，并不是作者可以着墨的所在。

3、王西兰《耧铃叮当的季节》的心理描写分析

王西兰的《耧铃叮当的季节》给人耳目一新的一大亮点，在于叙述角度的全新变化。小说一改传统“山药蛋派”那种从外朝里观察、认识、揣摩、分析、描写人物和故事的角度，而且从作品人物——村支部书记丁志农面对农村土地政策改革后失落的心态变化角度，由内向外展示这个农村干部的个性特点、亲疏取向、思想认知与情感变化，由此推动着他家如何解决第一次人拉耧摇耧播种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样的角度，强调的，不再是第三者即写作者的全知全能的客观感受，而且尽量隐去作者的存在，突显出所塑造的人物自身的主观存在和可感的主观意识，给读者一种直抵人物内心的零距离表达的亲近效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最贴切的表现手法，自然就是心理描写了，让人物自己告诉你故事将会如何发展，让读者的心弦随着人物情绪的变化而起伏不定，成为这篇小说跌宕起伏、柳暗花明的内驱力。这可以说是运城市“山药蛋派”作家当中最早的能自觉地将心理描写作为主体表现手法的作品之一。

比如该作品从一开篇，就通过一段丁志农的心理活动，活化出这位农村党支部书无限失落、极不适应的懊丧心绪：

用不着再去支部讨论、大会动员了，用不着他再去念以什么什么为纲种好小麦的文件和在麦克风前振臂高呼“为播种小麦而奋斗”了，也用不着他骑着自行车到各生产队周游列国、检查督催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组织中，他只是一个受自己那怪脾气的老爹指挥的普通战斗员……他不知道，在那六亩八分原麦地和回茬地里，在肉体上特别是在精神上将经受怎样繁重而严峻的考验呢。

顺着这样的情绪，读者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吸引住，关心这个平日里只会玩虚活走过场的天桥把式，今天如何扮演好脚踏实地摇耧播种的角色，完成工作量并不见少的农活。于是就跟着丁志农面对活计的犯愁、面对老父亲请来的鼻涕桶二狗的不屑、面对邻村对干部派来的资助的牲口的咸鱼翻身的得意、面对因无法驾驭耧车被父亲逼着亲自去请二狗——建社的无奈，以及最后在远房妹子的解围当中突然摆脱“官架子”的绑架、获得身心解放后的开心痛快，全程感知到这位基层领导干部走下权位、放下虚荣、恢复普通农民倍感轻松畅快的心路历程，真切自然，不事雕琢，又真实可信，极具说服力。

而且作品当中那些通过排比、强调等修辞手法的强调进行细腻刻画的心理描写，又带来了对传统“山药蛋派”那种家常通俗口语化的语言叙述系统的改变，让作品整个叙述语言“文气”起来了，也就是进一步体现书面语的雅化格调：

一路上支部书记心里都在琢磨，见到二狗该怎么张口呢？没想到这个远房妹子先给他解了围。心一松，突然惊奇地发现：这个孙二狗，啥时候变了模样了？那一头茅草，啥时候梳成了一边倒了？那两桶鼻涕，啥时候跑到交趾国去了？那脸盘说不上白净，却也显得黑俏黑俏的。至于那漆明发亮的棉袄——当然这会不是穿棉袄的时候——啥时候换成那么鲜亮的红尼龙绒衣了！

……丁志农突然觉得一阵痛快，一种真正像个党支部书记，像个自家屋哥的痛快，一种平等的友善的痛快，一种在他想象中价值天平上两头平衡的痛快。啊，这种痛快，也是满惬意的哩！

当然，作者毕竟是在前辈“山药蛋派”作品熏陶营养起来的第三代“山药蛋派”作家，作品当中自然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山药蛋派”的叙述与描写的痕迹，比如：

用老庄稼户的话说：“一料庄稼，全看摇家。”庄稼人把摇耧把式看得贵重：发明机器的叫科学家；耍笔杆子的叫作家；而摇耧把式呢，庄稼人就叫摇家。

前一句对庄稼户俗话的引用，明显承袭着传统“山药蛋派”通俗易懂的口语风格；但是到了后一句，则通过一组排比句式的衬托修辞手法让读者感受到作者书面文学语言的有机融会，显露出作者并不满足于白描形式的简单叙述文本，而是有意让作品的语言叙述更加凸显出带有个性色彩的雅化趣味。难怪王西兰把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风格，比作在追求炒一盘“拔丝山药”，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值得研究“山药蛋派”发展流变的评论家予以关注。

及至谭文峰的《扶贫纪事》《走过乡村》，则通过新生产关系对农民旧有价值观念的冲击来揭示历史转型期农民与乡镇政府和基层干部间的矛盾冲突，冯浩的《腊月 腊月》等作品对农村生活环境当中的人性关照下的充满深意的诗意讲述，张雅茜《依然风流》等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清新脱俗的雅致叙述格调，曹向荣《泥哨》《憨憨的棉田》等展现出来的与农村重新拉开距离而又极具个性化的淳朴柔美的语言特色，韩振远《炭河》《盒子枪》等呈现出来的彰显黄河河滩地域文化民俗风情趣味的从容叙述语境，以及魏荣汉《风风雨雨选村官》《昂贵的选票》等作品亦庄亦谐地体现出乡村基层民主选举文化的崭新语言风格。

运城市新一代作家们，终于走出了传统的“山药蛋派”的影响，让新时期的农村题材作品更突显出新时期文学艺术表达趋于多元与个性化的大趋势，在更为多元化的题材立意的承载下，共同承载着特定时代所折射出来的农村文学镜象，或大交响，或小夜曲，或器乐合成，或琵琶独奏……应有尽有，值得肯定，更让人对运城市的文学发展充满期待。

4、运城市作家观念革新、思想进步、境界提升的必经之路

回溯运城市“山药蛋派”创作风格的继承与嬗变的脉络，其实就是运城市作家观念革新、思想进步、境界提升的一个缩影，这样的继承与嬗变的历程，与作家们随着时代的变迁、党的政策的变革、社会生活环境与价值观念的改变与革新是分不开的，也是作家进行观念革新、思想进步与境界提升的必经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崭新时代，党和人民政府需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赵树理风格”的文学作品，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兄弟宣传党关于农村变革的方针、路线、政策，让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甚至是刚刚参加扫盲班的农民读者及时了解、弄懂、弄通，更好地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家就是时代需要的党的政策宣传员，作品就是诠释政策的最好的形式和立竿见影的教育手段，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宣传载体和工具之一，而作家因此也就自觉成为图解政策的宣传员。时代的需要，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作家创作作品的宗旨与标准，写农民，让农民看，还要看得懂，这不同于旧时代知识分子所写的农民、农民看不到、看不懂的作品，也与赵树理的农民代言人的角度不同了。这一时期的作家则是以政策代言人的角度，关照表现农村和农民，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惯常的第三者的叙述角度。

进入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首先是相对于阅读作品狭隘的老一代作家而言，第三代作家的阅读视野空前开阔，他们虽然早期也以“山药蛋派”作品为主要学习对象，但是在认识还没有固化的时候，遇到时代转型的新时期，他们的阅读范围更广泛，既有国内其他风格流派的作品，更有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再延伸到随着国门打开而引进的欧美等外国文学作品，导致他们的文学认识更趋丰富，艺术审美更趋多元，从而培育出与老一代作家不尽相同的文学自觉，不再满足于图解政策的单一主题，和单独追求创作可读性强的精彩故事本身，而是更加关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关注社会文化环境当中的人性、情感与精神思想成长变化的内心世界，也就是塑造立体的人物，并留意追求作品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内涵。

作家王西兰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自觉，才有了我的《耧铃叮当的季节》。”而且到了新时期，时代在进步，农村也在进步，昔日的农民读者也不满足于通俗的“山药蛋派”风格作品这一种精神食粮了。更何况，读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农民，从而让农村题材的作品面对了更为众多的城乡读者群，成为这一时期引导人们关注农村变革与进步的重要作品之一，进而凝聚沉淀成了可以代表运城市一个时代文学作品特色的总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