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蒲津渡_王友明讲运城

一踏进蒲津渡遗址博物馆的大门，唐开元大铁牛便远远地映入眼帘。

蒲津渡，是天险黄河中游一处历史悠久的大渡口，地处华夏中原与西部之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位于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东岸，历史上有许多朝代在这里修筑过浮桥。

据《左传》记载，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奔晋，造舟于河。《初学记》载：“公子鍼造舟处在蒲坂夏阳津，今蒲津浮桥是也。”《史记·秦本纪》又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257年），“初作河桥”。张守节《史记正义》谓：“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以后东魏齐献武王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杨坚都在这里建造过浮桥。

唐初，河东为京畿，蒲州是长安与河东联系的枢纽。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蒲州被置为中都，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齐名。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为加强对唐王朝的大后方河东地区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亦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主其事，改木桩为铁牛，易笮索为铁链，疏其船间，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通典》《唐会要》《蒲州府志》，对此事均有记载。

宋代时，这里仍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之一。到了金元之际，浮桥毁于战火，只剩下两岸的大铁牛。再后来，由于河床淤积，河水西移，这座黄河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桥梁和铁牛便被逐渐埋入河滩，与世隔绝了。直至1989年8月，在蒲津渡遗址上经勘查发掘，处于黄河古道东岸的唐代蒲津4尊大铁牛，才终被掘开积沙得以重见天日，神话般地出现在河东大地。

今蒲津渡遗址，西距黄河堤岸仅2.8千米，隔河遥望陕西省朝邑县；东距古蒲州城西墙约60米；南距古蒲州城西门（即蒲津门）近百米。1988年、1991年，专家两次对蒲津渡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勘探和科学发掘。根据发掘结果，唐蒲津渡遗址最深处距今地表6.5米。在靠当时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堤基下有密密成排竖钉的柏木桩，垒砌石条间贯注有铁锭，又以米浆白灰泥黏合缝隙，十分牢固。这道石堤明确地可以看出系分两次砌筑。在紧靠石堤处发现了4尊大铁牛、4个铁人、2座铁山、3个铁墩、6根铁柱。还发现1座4米见方的砖屋遗址，门槛向东，分析认为，应是管理渡口人员的住房。同时，发掘中还发现了唐开元通宝、宋天圣元宝、元丰元宝和金正隆元宝等十余枚铜钱。

据说，当年，这座铁索桥东起蒲津门，西至临晋关，横亘数里，宛如游龙，十分壮观，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特别是矗立于黄河两岸的铁牛与铁人，不仅是连接浮桥铁索的桥头地锚，而且担负系缆、奠浮桥、镇水的作用，可谓独具匠心，千古绝伦。

随着游人的脚步，我走近原黄河古道东岸，只见4尊铁牛头西尾东，面河横向两排，伏卧姿势，高1.5米，长3.3米，两眼圆睁，呈负重状，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长2.33米，用于拴连桥索。牛侧均有一位铁铸高鼻梁、深眼窝的胡人作牵引状。四牛四人形态各异，大小基本相同，据测算，铁牛各重约30吨，下有底盘和铁柱，各重约40吨，两排之间有铁山。铁牛模制甚工，造型精美，体积之大，分量之重，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历史之早，实属国内罕见。铁牛等为唐蒲津桥遗物，排列仍如前桥头所列，可领略大唐盛世筑桥工程一斑。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古代桥梁史上也绝无仅有，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伟大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

确实，在一千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能制造如此庞大的铁牛，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卓越超拔的聪明才智和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辉煌成就。“镇河铁牛”被誉为“国宝”，其造型已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

据一业内人士介绍，蒲津渡遗址是一处具有丰富遗存的大型遗址，也是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铸技术等各方面的科技成就，也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河水升高、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蒲津渡遗址的发掘和铁牛的出土，对研究唐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桥梁、铸造冶炼工艺和黄河故道变迁，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我国历史地理、水文地质、环境考古，以及黄河治理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很有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具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

凝视着那已经从原来地面上提升了12.2米的4尊开元大铁牛，我突然想起一些对牛的赞美诗词：“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自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耕犂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骏马善驰骋，犁田不如牛”“老牛自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牛具有着朴实无华、勤劳无私的秉性。它劳作农事，却从不邀功讨赏；它只要一息尚存，就只管低头拉犁拉车不松套；它是农人最忠实最可靠最得力的助手和朋友；它吃的是草、喝的是水，而出的是力、挤的是奶，最终奉献给人的是全部的骨、肉、皮……

令我最最崇敬的就是“老黄牛”那种竭尽全力、忘我奉献的精神。我想，古人大概也是如此吧。如若不然，为何“镇河固桥”，非牛莫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