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17年运城“山药蛋派”作家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_李云峰运城现当代文学简述

相对于奠基和促成“山药蛋派”流派的赵树理和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而言，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草章、杨茂林等作家又被称作小“山药蛋派”，因为他们的创作道路都
师从效法于老“山药蛋派”们，作品风格也比较接近。这一时期运城市作家作品的基本特点具体如下：

第一，多以晋南农村题材为主，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历史进程。这也正符合了运城以粮棉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地区的生
活环境，以及农民经历过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心路历程，具有显著的运城地域文化特色。以李逸民、义夫两位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为例，他们从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的作品，几乎都是以
晋南农村的生产生活为反映对象的农村题材，如前面提及的作品。

第二，作品的主题立意，在继承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和赵树理认为写作应该有明确的革命目的，拿笔就是为“劝人，劝人革命”的基础上，更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带着解决社
会主义建设当中遇到的问题的实用性目的，对肯定的进步典型和负面的消极现象，通过作品予以迅速及时的反映，达到宣扬颂扬新生事物先进人物和纠正解决存在的问题、改造落后群众
的思想观念的意图，这也就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所以这一时期的”山药蛋派”作家们一直保持着一个特点，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焦点对准普通农民的家庭、
爱情纠葛上，和日常劳动场景当中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他们非常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家庭生活细节，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从而达到形象、生动、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前进步伐。

1975年，马烽、孙谦和浩然在大寨

作家李逸民以运城县解州公社党委副书记及中共晋南地委办公室干事的下乡调研便利条件，常常都会以第一人称的“我”，把下乡的真情实感作为作品的开头。比如《幼苗》的开头：“我
要去的刘家村，离这儿还有三十公里。刘家村并非我的故乡，然而对于它我却有着同故乡一样的眷恋的感情。十多年前，我在这里搞过‘土改’，土改结束，我就留在刘家村帮助村里人变
工互助，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再比如《兼职饲养员》的开头：“我去李家湾那天，正碰着吃饭时间，一时找不到要找的人，我便在一家门口的台阶上坐
下来。”而他的短篇小说《“口头通报”》，也是这类主题立意的作品之一。如“我们由县里动身下乡支援夏收，走了二十里路，来到生产队，社员们已经喝罢汤了。队长把我们安插在一家
上房里住。”然后就遇到了一位给他们地铺上铺席子的热心肠老人卫老汉，并且了解到他因为腰身有伤病，不能干重活，却以高度的责任心自告奋勇地督察社员的生产劳动。特别是发现
问题绝不放过，发现新门道，也及时“通报”给别的生产队，由此获得了一个“口头通报”的雅号。比如，发现好出风头的副队长为了胜出三队每天打三场麦子的挑战，就头脑发热提出要打
四场，前提是不按要求收前一场的麦秸，少一道工序。卫老汉和许多社员发现这样会导致麦穗老碾不干净，但副队长还强词夺理说是管理区布置这么干的。顶真的卫老汉坚决阻止，被
副队长说成是“老保守”，一怒之下卫老汉亲自找到管理区叫来生产队长评理。待问题得到解决，卫老汉又要去别的场地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现象，结果在三队场里发现了柴油机带动风扇
车扬麦子的小窍门，又赶紧回来“通报”：

人家三队扬麦子跟咱们一样，风车不用人搅，也是用柴油机带哩。往年，“搭场”的人在麦堆前刮一木锹，就把麦颗刮净了，今年因为使用的是柴油机，风车风力大，麦颗扬得远，在麦
堆前刮两木锹才能刮干净。人家发现了这个问题啦，不知道你们注意啦没？

这种“口头通报”的写法，及时、鲜活、生动又紧紧围绕主题，通俗易懂，时代感强。

第三，艺术表现手法上，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写农民并且能让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看懂作为自觉追求，他们既采用“山药蛋派”约定俗成的家常叙述口吻和白描手法，同时也学
习老”山药蛋派”作家们不断创新的创作精神，结合作品要表达的内容，有机融入插叙、倒叙等传统文学以及许多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丰富着作品的民族化和群众化的色
彩，起到了引导和提升以农民为主的基层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

第四，地域方言俗语的运用。运城的”山药蛋派”当然是以晋南农民的口语作为自己作品叙述语言的基本成分，再加上自觉汲取民间文学和传统古典文学的有益成分，通过现代汉语的规
范予以雅化，形成乡土口语化的叙述语言，简洁明了、家常上口、生动鲜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在这方面，作家义夫的作品很具有代表性。

义夫以“山药蛋派”作家风格在山西文坛亮相后，长期深入体验生活，（长期蹲点本县的乌厅大队）让本来就出身农家的义夫更显出乡土本色来，作品中乡言土语俯拾皆是，比如：把聊
天说成“闲拉呱”，把估计说成“估摸”，把修理喻作“回笼”，把选择好称作“瞅下”，把坡底称作“坡根”，把对人的说教说成“指教”，比喻唐秃子心直“像竹竿”，把表现积极叫做“耍积极”，把
惹不起叫作“缠不过”，把结仇比作“种下蒺藜收刀子”，比喻事情小借用了细小的“眼眨毛”，形容刘小虎的头发造型为一绺“小马鬃”……而他的早期作品《两个李老头》当中两位性格相
反、一快一慢、一个火爆一个蔫潺的人物“火炮筒”和“打不响”的对话，可以作为其作品语言特色的代表之一：

听我们队长说，在地里头割麦子，常常是“火炮筒”先到地头，他直起腰，镰刀一挥，嘲弄拉在后面的“打不响”：“喂，老家伙，别像新媳妇下轿，半天到不了家门口……”说着扭呀扭呀的
学起新媳妇来。“打不响”不慌不忙，从“火炮筒”割过的麦地里拣起个麦穗儿，摇晃着，闷声闷气地说：“要爱护社员财产，这不是叫你偷人哪！”顺手将麦穗儿轻轻丢在麦堆上，生怕碰落
了一粒。“‘“打不响’响了，哈哈哈……” “火炮筒”大笑了。“笑什么，人家不点你的炮。” “打不响”慢条斯理地说着，又弯腰割起来。

两个老头顶嘴的时候，年轻人往往笑得捂住了肚子。

这种语言的感染力，极像作家孙谦评价赵树理的语言特色那样，“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

但是，就地域文化其他层面的外化形象的展现，应该说在创作的整体把握上还是比较欠缺的。究其原因，除了作家们的知识结构与审美情趣的局限性外，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家是
身负宣传党的农村政策与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点于具体的故事与具体的人物形象塑造，而非人物内在的丰富情感运筹。所以对于具有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化底蕴的大小环境，
尚无主观世界可以触发和寄托的审美情怀，几乎都还无暇顾及，这是时代特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