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想得真美_散文_杨立明

人的一生，大抵都在做梦或为梦奔忙。父亲也一样。从卢沟桥的隆隆炮声，到喜迎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新年钟响，做了整整七十年的梦：温饱与和平，工作与爱情，孩子的成长与老人的健康，还有与母亲的相守相望，等等。这些梦，由点及线，曲曲弯弯，像是在攀岩，又像一页孤舟在风高浪急的长河中努力向前。可谁也没料到，那个本该越做越甜的梦，某一日会被一个电话中断，甚至被拽向黑暗的深渊。

那是2005年5月的一天，父亲说两日来小便发黄，跟金子水一般，多喝水也不抵事。我心里一咯噔，反射性地想到了胆结石、胆囊炎、肝炎这几种病，但又无腹痛、发烧或恶心、呕吐的依据。莫非急性爆发性肝炎？高中段老师当年就得了这个病，从发病到去世仅仅十天！我有些担心，嘴上却说不要紧，让父亲先去县里看看。

父亲平素事事谨慎：骑车子看见汽车就赶紧停到路边；走在大街上也常上瞧瞧下看看，唯恐天上掉下个物什砸住或踩个石子儿、瓜皮的滑倒；对于疾病则更为小心，常告诫我们攒钱攒粮切莫攒病。果然，听我电话后，父亲当日便去了县城。

次日，姐的电话来了，声音有些颤抖，说怀疑是肝癌。我顿时有些发懵。不喝酒也没肝炎，怎就得了这病？再说肿块那么大怎么就提前没点儿警示？真要如此，父亲的生命岂不进入了倒计时，而母亲又将陷入无尽的孤苦？

母亲嫁给父亲那年，父亲刚调到距家百里的尉庄公社（当时属稷山）工作，因全是山路也不通客车，每次往返都靠步行。父亲说，他当时想得是：年轻时多吃些苦，给上头留个好印象，待成家后再调回来不迟。谁知，就在结婚次年，各县域重新划定，所有人事冻结，尉庄公社被划归了乡宁！那年代想跨地区调动，简直是做梦！就这样，父亲的调动梦，一做就是二十六年。期间，虽说工作岗位不断调整，可无论调到哪里，都没能跳出乡宁县界，没能跨越那座高大的吕梁山！

吕梁山，既阻隔了父母的相伴，也让父亲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如山一般冷酷、遥远：回到村里遇见相邻会满面微笑打招呼递烟，对我们却总黑着个脸；每次回来舍不得给我们买好吃的，光顾自己看书买书；他自己每日熬夜晚起不说，我们偶尔睡个懒觉就得挨笤帚疙瘩；大哥偷了小贩一根红薯且已退还，还被当犯人一样捆在树上打；读卫校的姐姐过年放假烫了个头，便成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要赶出家门……我曾无数次幻想父亲像别家“干事”的爹一样，能带我去城里玩玩，哪怕到集上转转也好，可从来没有。

那时的我，真的很难理解父亲的“严酷”和“冷漠”。毕竟，我看不到也想不到那时的父亲过着怎样的生活，又都在经历着些什么；更不会想到作为一个双料“黑五类分子”的女婿，父亲的心中是否也有诸多的痛苦、埋怨和心酸，是否也像含辛茹苦、处处卑微的母亲一样日日煎熬。这些，父亲从没跟我们讲过，但后来的我还是理解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在我升高中那年，经多方协调，五十岁的父亲总算告别深山回到了稷山！只是，青春已不再，双鬓似雪白。又十年，父亲退休回乡，与母亲朝夕相伴。许是把最小的我也交待了吧，父亲的脾气变得异常绵软，对每个家人都面带笑颜。无论孙辈们要“骑高高”、买“好吃吃”还是缠着讲故事，都是百依百顺，满脸的慈祥。农忙时，父亲扛了锄头陪母亲打理庄稼；闲月时，母亲则纳着鞋垫儿陪父亲读书看报、浇花除草；过节时，更是全家团聚，其乐融融。谁曾想，这份好容易盼来的和谐宁静，倏忽间竟被一纸诊断撕成了碎片！

两哥哥获悉父亲病情后也都紧张万分，匆忙停下田间的活计，谎过母亲与姐姐一起陪父亲赶赴省城。父亲埋怨说，不就是个“囊肿”嘛，哪用这多人？你俩回去招呼庄稼！我解释说，病是不太重，但位置不理想，人家主任说还要请省里专家做哩。父亲这才作罢。

五月的太原，冷热相宜，花草飘香。我们本想领父亲去公园多看看美景、下饭店多尝尝美味以便缓解紧绷的心绪，但父亲竟丝毫不给面子，变得易怒多疑：在饭店嫌人家“做得没味还死贵”；买件二十元的背心非说人家“专宰外地人”；去公园嫌买票拥挤又说人家“缺乏管理”；等了数日不见安排手术，便怀疑医生想要“红包”，大骂“现在的社会风气简直坏透了！”唉，我终于理解了，作为病人，终究是身心遭罪，哪有什么好心情？！父亲不知的是，术前那几日，我已先后拜访过省城四大名家：两位普外界元老看了片子都摇头说“粘连太厉害，不好办”；一位老主任说“还有得一拼”，只是眼花了怕做不好；只有肿瘤医院的王专家说“还能做”，但强调“术后最多活半年”。

对于手术我与姐意见不一。姐不主张手术，说肝癌发展快，怕最后钱也花了罪也受了命还没了。但我想，即便“治标不治本”，总比眼瞅着父亲全身黄染变成个“金人儿”，想吃又消化不动，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强吧。不知是父亲的过于敏感，还是半睡半醒中听到了我们的争论，对我们说：“都别吵了，我的事情我做主，做！”

我不知那几天父亲都想了什么，变得既不像平时的“凡事都不可冒险”，也从不过问手术的花费、“考虑性价比”。是面对死亡的本能恐惧？还是有着更深的谋划？不知道。只知道父亲平时什么书都看，中西医也都懂些。因此，尽管我们言谈间都刻意回避了那个可怕的“癌”字，但父亲显然意识到了病情的严重性。要不怎么会半开玩笑地说他的病就在“病入膏肓”的“膏”“肓”之处呢？

那天是周末。松开手，目送父亲被缓缓推进手术室。我们一个个收起强装的笑脸，四围一片寂静。大家此刻的心思都一样：在等待，在期盼，在担心。我们时而望望手术室那庄严肃穆的大玻璃门，时而毫无意义地瞅一眼手表，时而在那个不大的候诊区来回踱步。不知道父亲光着身子躺在冰凉的手术台上是何感觉，也不知道父亲是否明白那张“手术同意书”就似一份“生死文书”。如若成功，我们就还能看到活着的父亲；如若失败，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便是最后的诀别。

我深吸一口气，不由想起第一次做磁共振时那种幽闭的恐惧：独自躺在狭窄的诊床上，耳里塞着棉塞，身子不能乱动，只头脚两端与外界相通，四围全是厚重的金属，没有任何人在身旁，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简直就像一副金属棺！外面，冰冷的机器在不管不顾地高速旋转着，隔着防震垫也能听见那遥远低沉的轰鸣，像喧嚣纷乱的尘世，也像亲人们抽抽搭搭的哭泣，其间规律作响的“哒—哒”声，更像闭目打坐的僧人在敲着木鱼，为仙逝的亡灵超度。

人要真死了会是什么感觉？毫无疑问，眼前定是漆黑一片，什么都听不到、看不见，无痛无喜、无哀无怨，曾经的那个世界已与自己完全断联！我突然又想，这何尝不是一种加码的失恋？！失恋无疑是极痛苦的，可若想得明白，又何尝不是一种超脱和释然？既然彼此曾经深爱、曾经拥有，又何必天长地久？即便她与你彻底断联，曾经的付出也都会铭记心间，又何必整日忧伤自作难？你若真爱她，她的幸福就是你之所盼，临别时只需为她留下美好的祝愿；你若不爱她，又何必再有各种的不舍与纠缠？如此，缘起缘落，一别两宽，心中淡然。

真希望父亲也会这样想，那样的话面对死亡也会更加坦然。嗯，或许父亲比我想得更明白呢。我晃晃脑袋，回归思绪的自然。既希望那扇门能早早开启，可又怕门一开，看到的是主刀医生阴沉的脸。是的，我想到的父亲也早已想到，手术前就让我联系好救护车，说万一不好了随时送他回老家。

时间近乎停滞，秒针的每一次跳动都显得极其笨拙，像一头大象迈着受伤的腿。在将近五小时的煎熬中，那扇门一共开了六次，每一次都像磁石一般将我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吸过去，让每个人的心像坐过山车一样颠起又落下。第一次是位护士，手里拿着单子说她去取血，我想这是常规，没啥大惊小怪；第二次还是那位护士，手里拿着单子说她要再取两袋血，我不禁有些紧张；第三次是另一位护士，提着个透明塑料袋，说去送冰冻标本，我悬着的心又放下大半；第四次是王专家，脸依旧严肃，眼里却放着光，说了句“嗯嗯，还算成功”，连电梯都顾不得等便匆匆离去，甚至没听完我语无伦次感谢的话；第五次是主任，说王专家够胆大，手术做得那个漂亮！脸上洋溢着手艺人对一件作品的由衷赞叹；最后是满面微笑的麻醉师、主管医生和接送护士，以及躺在推车上尚未清醒的父亲。

等我吃完饭赶回病房，父亲麻醉已醒。他一边虚弱地笑着，一边抬抬那只没输液的手示意我坐下。哥姐们也在一旁附和地笑着，眼神中有鼓励也有担心。此时，主任已换了白衣快步进来，安慰父亲道：“手术很成功！你只管放宽心好好休息，啥也别想。”父亲顺从地闭住眼，还佯装不满地撇嘴道：“你们麻醉师没听我的话，说好的既不让受疼还保持清醒的，最后还是让我做了个老长的梦。”

我不知道父亲在手术台上都梦了些什么，只庆幸他那个梦醒了，手术成功了！但我清楚这只是开始，在闯过“麻醉关”“手术关”后，即便不选择遭受“放疗”“化疗”的打击，也还有创面感染、切口愈合以及癌灶转移等关口。

手术切口足有十厘米长，十多层厚的敷料没几小时便被渗液浸透更换一次。那时换药还是先碘酒消毒再酒精脱碘，伤口会被酒精渍得很疼，但不及时换药则会被渗液渍得更疼甚至感染坏死。父亲眼都不眨一下地静静躺着，努力保持着各种引流管、导联线以及输液管路的顺畅，甚至还与换药的王医生开玩笑、聊家常。骨头真够硬！

每日，我们姐弟四人轮流关注着瓶子里或白或黄或清的液体，关注着监护仪上心电指标的变化，记录下每小时的体温，以及从胃管、尿管、胆管、腹腔引流管、创面引流管滴答出来的各色液体的量。护士们巴不得有人替她们“减负”，每次进来都面带笑容。加上时有同事拿礼品过来看望，父亲深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让我和姐学医）而得意，甚至有些“发飘”。

是的，父亲一辈子就爱做计划，甚至我们姐弟每个人干啥都曾是他“计划”的产物。父亲接下来的计划是：再养几日便打发哥哥们回家打理庄稼，他自己则重拾“日记”习惯，并亲自记录那些监护指标和引流管的出入量。可突如其来的一场高热，无情地烧毁了一切，让刚刚打起精神、自信满满的父亲再次陷入萎靡，也让我们本就忐忑的心重归焦灼。

我清楚，39℃以上的高热和高达数万的血象，必是原发病、手术创伤、免疫力低下、能量不足等因素继发的严重感染，而且已然散布全身导致了“脓毒症”！这种情况一旦控制不力，便会继发休克、血凝障碍甚至多器官衰竭，从而一切归零。但这样的实情我只敢在心里想，对父亲只能用“手术创面大、坏死物质多”所致的“正常吸收热”去搪塞。幸运的是，经过五个不眠之夜的煎熬，在多种高档抗生素、高能量营养液和自费购买的二十多瓶白蛋白的“狂轰滥炸”“合力围歼”下，最终危机解除，刀口也长得很好。

术后十日，父亲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食欲也基本恢复，从头到脚的各种管路次第拔除，仅余一根胆道引流管。每日里，父亲都要用别针将“引流袋”别在裤腰下床活动一番，甚至还跑到楼下的小花园散步。主任和王医生见状比我们还要欣喜，满脸“大功告成”即将“脱手”的轻松！估计是考虑麦子要熟了吧，几日后父亲坚决要求出院，并打发哥姐们回了家。尽管那根管子每天还能引流七八百毫升的墨绿胆汁，尽管里面还漂浮着一片片坏死组织的碎屑。

我总以为，“贪财怕死没瞌睡”是老人们的“通病”，父亲之所以不惜代价坚决手术，就是最好的明证。可病情尚未痊愈便急着要出院的事实，似与他的“怕死”又有些矛盾。难道就不怕病情反复、功败垂成？还是有什么更紧要的事？

果然，回家当晚父亲便暴露了心思。让我取了他那个鼓囊囊的黑挎包，略带几分神秘地讪笑着说：“擦干净，打开我告你。”挎包里有好多本泛黄的杂志，还有几本发着虚胖的稿纸。稿纸外包着层牛皮纸，边缘麻线密缝，中间用小楷写着起止年月。我知道父亲酷爱读报剪报，尤喜搜集一些天下之最、中医偏方或科学养殖之类的内容。但眼前的剪报显然不同，全是他在报刊杂志发表过的文章！父亲淡淡地说，想把这些整理成册出本书。原来如此！

“术后最多半年！”王专家的话始终像个铁疙瘩搁在我心里，父亲的期待眼神更让我感到时间的紧迫。但父亲并不知王专家那个“预判”，仍自信满满地布置着接下来的计划：我先慢慢整理，筛选好后你负责找印刷厂排版、打印，之后咱俩再一起校对；校对有许多专用的符号，你得先熟悉一下，再一字一句地过，少说也得三遍！哦，还要插些照片，还得请人作序、题词……哎呀，这时间哪够用？！我干着急嘴里却没法说，唯恐被父亲看出破绽，获悉那个不能透露的秘密。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按计划实施着，全家人也都在一天天担心着：担心那一天的到来，担心父亲的生命突然终止，担心那一刻来临还未完成父亲的心愿。让人惊喜的是，随着那个“预期”的迫近，父亲反显得日渐精神：春节我们都回去了，他不但与大家一起谈天儿包饺子看春晚，饭量更是超乎寻常，甚至还破例喝了两盅酒！端午节我又回去了，父亲正躺在门洞的竹椅上看报，母亲坐在一旁的木墩子上纳着鞋垫儿。见我推门而入，还未等母亲说完“哎吆，我三儿回来了，也不提前说声”，父亲已快速起身接过了我手里的物件……这样的惊喜一直持续着，直到2006年的中秋——书稿出版。

整理文稿的过程让我吃惊，也更多理解了父亲。仅高小毕业的他，虽东调西借在多个岗位“颠簸流离”，直到四十岁才专研文史，却能在各种大型报刊、杂志发表史学文稿二百余篇，并主编各类地方史志五部，真让人难以置信！通过那些文稿和书籍，我似乎看到了父亲夜以继日埋头灯下的身影，也明白了他孤守他乡几十年而甘于清贫的力量源泉……

筛选出的111篇文稿（近二十万字）多涉史料，父亲名其曰《稷斋史话》，并请全国史学名家李蓼源先生题词、作序。李老在序言中不吝褒奖，对《山西最早的报纸——晋报》《清初著名戏剧演员乔复生》《杨怀丰传记》《清官姚天福》和“评《西游记》的社会意义”等文章均予高度评价。父亲很高兴。

文字，也许才是父亲一生最大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

在书稿出版并陆续赠送亲朋后，父亲的全身状况便江河日下：食欲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瘦，后来更是出现了腹水和便血，甚至还有过三天的昏迷！短短两月，原本挺直的腰杆儿变得佝偻，本就不高的身材更显矮小，全身的肌肉和脂肪几乎被癌细胞吞噬殆尽，像只受伤的猫咪虚弱着身子蜷在炕角，让人不忍直视。但无论怎么劝，他都坚拒住院，说不必再浪费了。

我深知癌症患者的身心之痛，但父亲还是表现出常人少有的坚强。不但极少喊闹不适，还经常反过来安慰母亲：门口的某某比我小十几岁呢，不也走了吗？某某家老婆去年还来家里看我呢，不也说走就走了吗？“人活七十古来稀”，我这好歹也要过七十了，够啦。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瘦得有点吓人的头颅，父亲从中秋始便不分昼夜戴上他那顶迪卡布的蓝色“前进帽”，躺在炕角时，他更是将帽檐儿压得极低。可即便遮住了额头、遮住了眼睛，甚至遮住了大半个颧骨高耸的脸，却难遮住那帽子四围的空荡。

是的，按乡俗，过了这个生日就叫“七十”了。

那天，秋高气爽，和风习习，日头正暖。父亲只让叫了几位长辈，见证了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父亲的挚友成义叔编了顺口溜作为祝寿词，诵读中声情并茂，语调欢欣却眼含热泪；大伯和姑姑一起为父亲添了长寿面，这边叫哥哥那边喊兄弟；我们晚辈们挨个儿叩首行礼，望着只剩一把骨头的父亲，一个个红着眼绷着脸强忍了哭泣；母亲在一旁也换了新衣，挨着父亲弱弱的身躯，吹着蛋糕手握着手，留下永远的记忆。阳光下，父亲强撑着身子开心地笑着，晦暗的面容让那几颗门牙显得更加白晰。

生日过后，父亲仅能咽下少量流食，但意识尚清言语流利。某次见我们抽烟，说他也想抽。姐夫点了一支专为他准备的“中华”咂了一口，说太呛了，烂烟！堂姐给他买了串糖葫芦，说开胃。父亲说，好！想吃！可咬一口又吐出来，说太涩巴，尝不到酸甜。那些天，我们的神经一个个都紧绷着，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无奈地等待着——闪电后的那一声雷鸣。

1997年的元旦夜，父亲把我们叫到炕前，让我从小板箱里拿出一张折叠的宣纸代为宣读——原来是他半年前就写好的遗嘱！从报销的医疗费里，给我们姐弟每人五千元，说住院花费和伺候他是我们的义务，这算他的遗产分配；余下的一万多元加上国家的各项补助共约三万元由母亲支配，任何人不得挪用；两哥哥负责母亲的生活起居，姐姐负责衣物，我负责日常花费；存留的一些字画、古籍和藏书也各有所属。之后父亲又安排道：墓地就选在吴嘱坡根那片柿子地；墓室以砖拱窑样式；墓里放置些什么东西、届时通知谁不通知谁也都让姐一一记录。隔了好久，父亲又笑道，里面记得再放两把椅子，普通硬塑料的就行。随后，又将两副自拟挽联交给我。至此我才知道，原来父亲早做好了“走”的准备，只是在我们瞒他的同时，他也在尽力瞒着我们。

我们一个个都不说话，只是含着泪不停点头。短暂的寂静后，还是母亲大着嗓门打破了沉闷：“唉，你说你爹！走呀走呀还这么小气！这次听我的，椅子要多放几把，挑好的买！要不福锁来了能给咱坐塌了！”

父亲是元月二日晚走的。姐说临睡前打了一支吗啡，睡得很香，全家人也都睡得香。迷糊中她只听父亲咳嗽了一声，并没喊啥不适，但几分钟后再拉灯看时，已是双眼紧闭，悄然离去，嘴角挂着一丝微笑。那天是农历冬月十五，恰逢母亲生日。母亲半哭半笑地叹道：“唉，你爹小气了一辈子，临走还计划这么周到！”

墓地就选在我家那片柿子地，左右土崖环抱，背靠梯田，面向大片绿油油的麦田，站在坡顶可看到几里外的汾河。墓室很宽敞，母亲下去左摸摸右看看，很是满意。我们在里面放了父亲要带的东西：那台相伴二十多年的牡丹牌收音机，那块戴了近四十年的“上海牌”手表，还有《辞海》《史记》《资治通鉴》等书籍及笔墨纸砚等，当然也包括他那本《稷斋史话》。

“史话”的末篇是父亲的“自我简介”，“自我简介”末是一首自嘲诗：

一生清贫常没钱，沉湎史海忘艰难。

人聚珠宝肥后代，我结一集启儿男。

封面是按父亲要求设计的：背景为墨绿，像一片春日的麦田；在那片浓浓的绿中，淡白色的手稿印迹若隐若现，像是对那绿的妆点，也像晴空飘过的云烟；正中的金色太阳最为显眼，可也只微微露着半边，发着弱弱的光——似流萤，似魂灵，更似渴盼。

不得不说，父亲想得真美——不光生前，还有身后。

作者简介:

杨立明 男，1970年生，稷山人，主任医师。先后在《北京青年报》《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太原日报》《都市文学》《河东文学》等报刊杂志及《山西文学院》《山西散文》等多媒体平台发表各类散文诗歌数十篇。曾获2020年度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