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阳山头的佛光_杨孟冬

再有二十年，历史的马车就要驶进公元七世纪了。

真的得佩服古人在起名字上，有着十分谨慎和特别讲究的深深思考。一个人拥有了好名字，一生的运气就会好许多。古人信奉儒家经典《周易》，起名字常常就要遵循自然万物同宇宙运转的特殊规律。所谓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其中的奥妙所在，实质上就是一种相生相克互为融合和谐共存的自然之气。气，只要通了，运自然就跟上了。我们经常讲气运畅通，就是这个道理。气运一旦畅通了，就符合了生命运动的气化规律，人的运气就会顺风顺水。不是吗？我们要做一件事，但它发生的概率十分微小，随机性又很强，在无法计算且不可控制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却恰好与之前的猜想或个人的决定保持了相当的一致，并且显现出了不可思议或完全不可能，竟然就让人称心如意地取得了成功。这，便是人们常常所期望的命运加幸运了。因而无论于谁，起好一个出色的名字就非常关键了。它是人脱离母体的“第一招牌”，是开启人生气运的“人为力量”，是决定命运的一个“重要密码”。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作迷信，要像对待科学一样去加以认识和理解。因为，从华夏族的黄帝时代起，它就是贯穿于劳动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种文化创造。而这种文化创造，也正是我们整个民族所独有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构建。

纵观北周的五位皇帝，他们的名字起得都不错。这里，读者自有会意，我们只拿宇文阐为例。宇文阐的“阐”字，本意为“开门”。但用作宇文阐的名字，就是“开辟、开拓”的意思了。此意，出自《史记》里的秦始皇本纪：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可见，宇文阐的先辈在给他起这个名字时，当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是把他当成继承人培养的，是含有一定深意和希望在里边的。事实证明，这个名字虽然带有帝王命运一点都没错，但是却隐藏着万幸中不幸的成分。问题在于，宇文阐登基时年仅七岁，纯粹还是一个幼童。父亲贪图享乐把皇权全都交给了他，以他幼稚的肩膀怎能扛得起万里江山呢？这显然不是儿子能力的问题，实在是老子过于投机和混账了。没有推心置腹的人，或者说没有忠君思想的人，甚至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给一个幼童皇帝当高级参谋辅佐朝政，后果自然是不敢设想的。而身为外戚的杨坚，在公元六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意外地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这，就又是杨坚命运中最大的幸运了。杨坚名字的“坚”字，本意为“刚”，引申为“凡物之刚”，包含着“硬”“固”“强”“劲”的深意。你看，皇帝是幼童，显然是弱势。如此，他怎么能够阻挡得住实际掌握朝政大权的杨坚的“刚性”呢？因而，宇文阐和他王朝的命运一起，就自然成为了预料中的一个悲剧。尽管道家讲“以柔克刚”，但这时候的北周皇室并不具备“水滴石穿”的基本条件。

公元581年二月，杨坚几乎没有费劲，就顺利地接受了仅仅只有九岁的北周皇帝宇文阐的“禅让”。从这时候起，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我们看不到这场改朝换代事件的残忍和暴力，似乎一切都在和平演变中进行。因为，“禅让”二字已经让它变得轻松自如和顺理成章。但是，在这看似融洽和谐的气氛里隐藏着北周皇室多少无奈和悲哀呢？在不可抵挡的强势压力面前，北周皇室唯一的欲念就是希望新的王朝能够对他们善待一点。可是，他们着实想错了。就在三个月后，宇文阐竟离奇地死亡了。而他的死亡，也彻底破灭了那些北周皇室贵族们心存的一丝幻想。尽管这样的结局让人感到凄凉和悲叹，但“五胡乱华”以来长达二百八十年的混乱局面马上就要结束了，尤其是少数民族轮番登场的大幕终于就要落下了。

杨坚，是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基因为汉族血统。他的先祖，可追溯到西汉时期著名的“关西夫子”杨震。他的父亲杨忠，在西魏时代因功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镇守同州（治今陕西大荔）。西魏过渡成北周，国号虽然变了，但国家体制仍沿袭西魏旧制。就在北周皇帝宇文邕镇守蒲州（时称泰州）之前，杨忠便是从河西同州移镇河东蒲州的刺史。杨坚生于同州，因父亲先后履职于黄河两岸，自幼就熟悉这一带沿河人民的风土人情，也当然了解这里山川形胜的壮丽和地理形势的奇崛。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永远都是生命历程里充满乡愁和魂牵梦绕的情结所在。

如今新王朝建立了，杨坚怎能还要坚持鲜卑政权赐予的“普六茹氏”姓氏呢？在他心里，自己开创的王朝将进入汉族人重新登上历史大舞台的时代。既而，在他登基之后，宇文阐一去世，他就宣布恢复了汉姓，并以“开皇”作为年号。在属于他的地盘上，所有的城头都插上了写着“杨”字的骧龙大旗。当然，他是以随国公的身份接受禅让的。因而，他就以“随”作为国号。但，他心头意念一闪，又觉得这个字带有“走”字的不祥信号，就迅速把随字下边的坐车部首去掉，正式以“隋”字作为国号。可见，在新王朝的名字启用上，这位汉族皇帝也是慎之又慎，动了一番脑筋的。而杨坚，就是史书中所说的隋文帝了。

新气象昭示着新国运，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新”字轰轰烈烈地展开。公元583年，隋朝的新长安城工程建设全面告竣，命名“大兴城”。首都焕然一新，朝廷即刻又着手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重新布局，颁布“废郡存州”令，实施以州直接领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大力度裁汰冗官精简机构，合理统筹中央度支，提高行政办公效率，强化君主专制下的中央高度集权。尤其是对户口的普查登记，以及“均田制”的广泛推行，促使隋朝开皇年间就出现了“户口益多，府库充盈”的良好景象。

公元587年，隋文帝准备巡幸同州和蒲州。当时，同州和蒲州之间的黄河上仍没有浮桥。为了做好这次巡幸工作，也为了黄河两岸人民互通往来的便利，促进物资交流商业发展，隋朝于是又一次在蒲津关处修建了浮桥。这一年的十月，在这座浮桥竣工之际，南朝燕国在大兴城向隋朝送上了降表。这当然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儿，心情格外激动的隋文帝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驾着车辇来到了同州。在这个他出生的地方，隋文帝该是百感交集的。眼前的市井街坊，怎能不勾起他儿时的记忆呢？沉浸在往事的美好回忆里，他就多住了几天，从容的脚步体现着对故土的深情和眷恋。他得知这里关押着很多囚徒，就下令赦免他们。龙恩浩荡，这些人自然感激不尽。随后，他过浮桥来到蒲州。他说这里是“先帝故居”，随行guan员当然知道他此行的目的，仪态就都格外恭谨和肃穆。隋文帝当了皇帝，父亲已经去世十四年了。按以往的惯例，他就要追封父亲。父以子荣，他的父亲杨忠便被追谥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因而，隋文帝来蒲州，就是特此追忆一下“先帝”的功绩，告慰一下父亲的在天之灵。当然，这里也是他随父生活过的地方，在情感上就要丰富许多。而当年杨忠领兵经蒲州讨伐北齐，蒲州人民夹道欢迎并以“嘉禾”作为祥瑞礼物的场景，谁能忘记了呢？如今，杨忠的儿子当了皇帝，又特意来到了蒲州，蒲州人民的心情自然就更不一样了，就要拿出最饱满最热情最能体现地域风情的精神面貌，来盛情欢迎和接驾。

我们且看史书里的一段记载：丙寅，宴蒲州父老，上极欢，曰：“此间人物，衣饰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堂堂皇帝，九五之尊，金口玉言，代表着国家的威严和气度，当不是哗众取宠。细品隋文帝的这段话，无不让人激动万分。可以看出，站在这块土地上，他完全放下了至高无上的尊荣，完全以父亲当年和蒲州人民和睦相处的蔼然姿态，充分让自己走进最基层人民的心中，拉近与他们的距离，增进亲近民生的感情。因而，我们无论如何都得这样评价，纵观历史上封建社会的所有皇帝，哪一位如此躬身亲为真切地做到这一点了呢？当然，蒲州人民什么世面没有经过，什么场面又没有见过呢？因而，他们不会受宠若惊，更不会沾沾自喜。他们始终知道，自己是舜帝的后裔，德孝文化是他们生命基因里做人行事的集体人格。他们的行为举止，一言一行，蕴藉儒雅，风度翩翩，怎能不让隋文帝深为折服而大加赞叹呢？可以想见，这次盛大的宴会，场面是和谐融洽的，气氛是热烈高涨的，所有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别有一番规格的美好滋味。蒲州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人格，由此成为了各州各县纷纷效仿的典范。在道德引领文化沐浴的社会里，蒲州“陶然成俗”的文化生态无不为世风开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直到今天，这种黄河风情特色鲜明的表现，仍然是永济人民的文化标签。

隋朝，在隋文帝的驾驭下国家机制不断完善，民族融合进一步增强，社会形态逐渐走向祥和。蒲州得盐池之利，又是桑麻基地，自然是朝廷倍加关注的地方。除此之外，这里还盛产美酒，名曰“桑落”。鉴于蒲州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隋文帝就要考虑一位得力guan员来治理州事，以确保与关中地区以及洛阳方面的有效衔接。于是，隋文帝就想到了和他同出一脉，又很让他欣赏和放心的杨尚希。杨尚希患有足疾，该是风湿或骨刺，走起路来一颠一簸，显得有些痛苦。这当然不算大病，关键人家是礼部尚书，是朝廷大员。要把人家从朝廷中枢机构派到地方任职，没有合适理由，思想工作应当是不好做的。这时候，隋文帝就表现出了聪明的智慧。他对杨尚希说：“蒲州出美酒，足堪养病，屈公卧治之。”蒲州生产桑落美酒，一定能养好你的病，就委屈你睡在那里，替朕治理好这块地方吧！如此人性化的话语，恳切得让人只有感动和服从。给别人看来，这不是降级使用，而是对国家栋梁的特殊礼遇，更是关心宠爱老干部的具体表现。于是，杨尚希就来到蒲州当了刺史。
这时候的蒲州，军阀混战的千疮百孔已完全褪去。山川河流，农田水利，物资储备，商贸交易，文化氛围，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杨尚希性情弘厚，颇有文气，一到蒲州就和这里的人民团结成一片。他知道隋文帝的良苦用心，深深理解朝廷的用意所在，尽管年迈体衰，都要尽到做臣子的本分和职责。无论美酒能不能治病，都要在这块地方留下足迹，以惠政而福祉于民。他没有辜负隋文帝的厚望，很让朝廷放心和满意，不仅带领人民开挖水渠，导引瀵水灌溉稻田，而且采取官仓和义仓相结合的方式，把蒲州打造成了国家的仓廪之地。有了这样雄厚的基础，加上盐池和桑落酒的产销供给，大大确保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粮食安全。当时的蒲津关，贩夫走卒，车水马龙，俨然商贸港口。《隋书》食货志这样描写：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至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可以看出，在杨尚希的管理下，蒲州所发挥的物资调配中转输出作用当是非常巨大的。它不仅殷实了一方地域，惠及了京师甚至更大的范围，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道德经》曰：治大国，若烹小鲜。隋朝一开始，就有着这样的精神气度。而这样的精神气度，完全在于隋文帝的治国思想和知人善用，在于国家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备，在于民风教化的精神引导，在于体恤民情的悲悯情怀，在于惩贪治腐的重拳出击。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大混战大分裂，华夏族终于在公元589年汉族人治理的隋朝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一年，让人们等待得太久太久了。虽说血流成河、尸骨堆山已成过往，残忍程度也实在罄竹难书，但这段历史却打开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直道，催化了地域紧密相连的脉络，贯通了多民族之间血液的融合，提振了团结凝聚的精神向度，增强了整个大家庭大无畏的高拔境界，激发了勇往无前战胜艰难险阻的国家气节。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少数民族争霸称雄的历史，认识新兴的隋朝。尤其，要理性的走近隋文帝。

首先，他坚守了汉族人崇尚的儒家教义。在他手里，科举制度开始实行。崇德尚义，不仅实施人才战略，而且重视文化建设。其次，他身体力行了本土道家的“无为而治”和“敢为天下先”精神。在他手里，国家律令走向人性化。挞罚分明，不仅祛除了以往酷似惩治奴隶的手段，而且有力增强了规范制度的约束力。实践也充分证明，《开皇律》无疑对后世产生了绝对的指导性作用。再一个，就是他尤为重视佛教的繁荣和发展了。佛教，讲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这，正与他的治国理想高度契合。在他生活的年代里，鲜卑人结合中原文化创造了无数个形而上的佛国世界。诸如平城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敦煌的鸣沙山石窟等等，还不算遍布各地的塔寺禅院。在崇尚浮屠教的社会里，耳濡目染的精神禁锢，自然就会衍变成一种主观意识，来指导人的思想和行为。因而，隋文帝就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佛教徒。但他也曾有过疑惑，就是无论当时的西魏、北周还是北齐，纵然信奉佛教推崇慈悲，却为何又是那般血腥和诡秘呢？你看，他们开凿雕刻的一尊尊石头佛像，哪一个不是隐藏着神秘的笑靥呢？自隋文帝自己当了皇帝，真正伸开双臂指点江山的那一刻，这才忽然有所顿悟，心头豁然开朗起来。原来，这就是他们在汉人的土地上实施异族统治的一种高妙手段。如此，他就在想，这样的慈悲可取吗？作为纯正的汉族人，作为已经受到熏陶的佛教徒，他该怎么办？可以看出，在崇佛和抑佛之间，隋文帝是犹豫不定的，徘徊了大约一年时间。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文人特有的理性战胜了一切。

有事实可以证明。当时，释昙延是世人皆知的著名僧人。隋文帝尊敬并推崇他，即“禀为师父之重”“用敦弟子之仪”，两人俨然成了佛门师徒关系。不仅如此，隋文帝还于开皇二年即公元582年，特别赐封昙延法师为“昭玄统沙门”，把国家佛教事务交给他来管理。隋文帝可说是真的与蒲州有缘，这位昙延法师，俗名王聃，就是地地道道的蒲州人。他的老家“耽子村”，今天还以他的名字作为村名。堂堂皇帝与僧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尽出于对佛教的虔敬和意识认同，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儿。基于这一点，佛教在隋朝就逢上了好时运。今天，我们在敦煌鸣沙山石窟，就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他们的故事，以国画重彩的方式绘在了编号第323窟的墙壁上。只是在时间上有些距离，这幅生动的《隋文帝引昙延法师入朝图》，则是初唐时期的作品，是离隋朝不远的唐朝人对他们重视佛教的想象或追忆之作。画面里，隋文帝命昙延法师“为国祈雨”的故事场景，足可证明他对佛教的虔诚和心系民生的情怀。

有了这样的重视力度，佛教在隋朝就发展得如火如荼。当时和西域交界的瓜州，常常受到匈奴人的袭扰。于是，隋文帝就把军事目光放在了这里。他知道，这里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焦点，更知道这里是西晋以来少数民族创造佛教圣地的地方，就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手腕，牢牢将敦煌（今甘肃敦煌）作为军事前哨，使瓜州塞外西域二十三国划入隋朝版图，有力地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与鄯善（今新疆鄯善）三条通道。隋末唐初地理学家裴矩（今山西闻喜人）在《西域图记》中说：“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如此形势，不仅使敦煌成为中西交通要站，而且大大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发展和繁荣。而这种鼎盛的气象，怎能少了佛教的力量和作用。在绵延一千六百米的鸣沙山岩壁上，隋朝开凿的石窟佛像无不映射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灿烂光辉。

但是，瓜州敦煌毕竟与关中的中心比较遥远。隋文帝要去那里礼佛，也太不方便了。尽管它已经是当时世界众僧云集的佛国圣地，但都不是隋文帝朝思暮想的地方。作为虔诚的佛教徒，隋文帝的内心深处自然就会萌生新的想法。自己既然秉承佛教的慈悲为怀，为何不以它来营建属于自己的理想高地呢？既而，他就在心里思忖着。在与昙延法师的交流中，深入细致地谋划着。说实在的，隋文帝是个非常注意节俭的皇帝。这在一件小事上，即可看得出来。一次朝会上，刑部侍郎辛亶穿了一条深红色丝绸裤子，隋文帝怎么看都觉得“辣眼”。当着众朝臣的面，他不但狠狠数说了辛亶几句，而且下令要将其斩首。虽然后经大理丞赵绰（今山西永济人）周旋力争，最终没有“法办”，但是隋文帝崇尚节俭深恶奢华的表现确是令人称道的。

经过再三权衡和深入思考，隋文帝终于和昙延法师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在节省开支的前提下，推行官方佛教政策，正规传播佛教礼仪，促使昙延法师的倾心之作《涅槃义疏》得到合理利用。然而事与愿违，公元588年中秋刚过，昙延法师却圆寂了。隋文帝痛悼不已，特此罢朝三日，并命令百官到寺院进行吊唁。昙延法师的离世，让隋文帝力行官办佛教事宜最终搁浅。

失去了一位佛教界知心朋友，隋文帝确实六神无主了一段时间。后来，他终于从悲痛中走了出来。斯人已去，但自己心中的理想一定要去实现。因为，这一理想就是以帝王之尊的慈悲情怀去惠及广大民众的心灵世界，从而达到国家精神领域的社会普适和文化普及。

马上就要公元七世纪了。确切说，是要迎来隋文帝的花甲之年了。民间常言，人活七十古来稀，能平安逾过六十岁就已经是非常庆幸的事情了。按现在时尚潮流的话来讲，隋文帝就是即将成为跨世纪的老人了。对于这个有着非常意义的年头，隋文帝当然是感慨和激动的。万国来朝，四海承平，华夏一统，蒸蒸日上的繁荣气象，怎能不让他心清气爽精神振奋？既而，公元601年春节刚过，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向全国颁发了一道诏令，要赐“舍利”给八十州，各地都要于当年十月十五日建成浮屠予以供藏。这一年，隋文帝六十周岁。
这一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更早一些。江河湖泊，高山巨壑，平原沃土，树木花草，乡野田园，一切都在春阳的沐浴下焕发着勃勃生机。在充满祥瑞的这一年，隋文帝启用“仁寿”二字作为年号，他要将儒家的仁德和佛家的慈悲予以完美融合，在期许自己能够长寿的同时，将所有的恩惠都能够施给他的臣民。他要合情合理地把本土文化和泊来文化进行贯通，为隋朝整体的精神构建营造一个凝聚合力的文化氛围。

当初，北周的都城长安过于狭隘和破败，隋文帝便兴建了新都“大兴城”。它的位置，在北周长安城东南方向的“龙首原”阳坡。隋文帝让昙延法师管理国家佛教事务，就得有办公场所，于是就在离新都不远的广恩坊附近划了一块土地，建造了一座“延众寺”（后改为延兴寺）。现在，昙延法师虽然已经不在了，但这座寺院仍要承担向全国八十州发放舍利的任务。一切都在按计划实施，各州也都在有条不紊地筹备和推进。

在隋文帝的潜意识里，总觉得这次“诏赐舍利”虽是国之大事，但假如能够接地气一些，效果更好，作用更大。因而，他就思索着能有一个举办这一文化盛事的合力迸发点。就在这时候，隋文帝再一次想起了五年前的那次蒲州之行。继而，他又想到了昙延法师。因为，昙延法师在和他正式见面之前，曾经是蒲州栖岩寺（始建于北周）的住持。这是一座建在蒲州首阳山头的佛寺。也正是因为昙延法师的名气，才使得这座寺院名声大噪，一度香火旺盛。想到这里，隋文帝不禁心头一亮，急忙传唤礼部guan员进行查问，看蒲州这次究竟在哪里“创建浮屠”。

蒲州人，当然是蒲州人，也不愧是蒲州人。朝廷有了指令，就要认真对待，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他们做什么事，从来都精细缜密。不干则罢，干就要干得出色，就要争创一流。他们知道皇帝要在开启“仁寿”之年举办这样一场盛事，必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召集本土文化资深专家进行讨论研究，通过集体合意来决定和确定可行性方案。他们高深的文化见识和敏锐的洞察能力，一下子就做到了点子上。隋文帝问蒲州建浮屠的情况，礼部回答是“蒲州首山栖岩寺”。你看，隋文帝能不高兴吗？尽管双方都觉得意外，但不是这样心有灵犀可怎么解释呢。

长安龙首原，蒲州首阳山，两个地方一西一东，遥相呼应，一时成了各州各县关注的焦点。神奇的是，就在蒲州栖岩寺浮屠建成的时候，这天黄昏时分，突然一团紫烟从塔身腾空而出，形状犹如莲花宝座，霎时分明又见菩萨尊容浮于其上。如此奇兆异象，耀眼炫目，美妙绝伦，让人惊叹不已，直到天幕暗淡下来才渐渐隐去。这样的祥瑞气象，寺僧当然就要如实报告。隋文帝得知此事，就更加兴奋起来，不仅要把佛珠舍利供藏于栖岩寺浮屠里边，而且不吝宫中珍玩还把外国进贡的一尊“玛瑙盏”赐给栖岩寺寺僧，作为镇寺之宝。

这一年的孟冬时节，遍地霜染的柿林红叶温暖着蒲州大地。蒲州人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早早就在为接待隋文帝的大驾光临而忙碌着。我们已然看不到当时銮驾到来的盛大场景了，也看不到隋文帝虔诚朝拜栖岩寺浮屠的庄严气氛了，但一千多年前的这次盛会，被如实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这，就是隋文帝命司法书佐贺德仁撰文而“刻石为颂”的《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了。整个碑文辞藻华丽，古雅生动，实为大家手笔。书法艺术更是难得，瘦劲挺拔，风神隽秀，堪称名碑极品。碑石选材尤为特殊，通体平滑似镜，籽粒均匀密布，俨然鱼籽化石。碑文刻成，立即就风靡全国，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前来观瞻。而隋文帝驾临栖岩寺举办的“舍利道场”盛事，就更成了整个文化界充分关注和谈论的美好话题。
有了这场文化盛事，蒲州的文化底蕴就更加深厚了。在以佛教为国策的隋朝前期，蒲州的宗教文化走向了兴盛阶段。据传，蒲州首阳山头的栖岩寺自供藏了佛珠舍利和玛瑙盏后，每每夜里都会频繁出现奇光异彩而风靡全国。加之，位于中条山腰北魏建造的万固寺，峨眉塬上北齐建造的普救寺，蒲州境域的三大寺院，可让地处黄河中游的这块地方占尽了风光。
想必，当年隋文帝在长安龙首原上遥看蒲州首阳山的时候，那依稀可辨的盈盈佛光，一定是让他感到无比欣慰的，也是回味无穷的。因为，这样的奇妙佛光，倾注了他发自心灵的多少祈愿？而这虔诚的祈愿里，又是怎样的一种菩萨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