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先生河东之行(村事民俗)一百周年_姚俊虎

100年前的8月8日，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著名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教育家鲁迅先生有过一次短暂的河东行游。

1924年7月上旬，当时的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议，主持开办了一个暑期学校，特邀国内资深学者、社会名流到西安讲学。当时聘请的讲师共有14人，除了鲁迅先生，还有南开大学教授李济之、陈定模、蒋廷黻，东南大学教授吴宓、陈钟凡、刘文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干臣，法国大学博士王凤仪，以及夏浮筠、孙伏园等。鲁迅先生所讲题目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他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从文学艺术层面引申到精神道德境界，受到听众的普遍欢迎。本次讲学活动历时25天，于8月3日圆满结束，被文化教育界誉为“群英荟萃，各显神通，开创了古都文学艺术传承的新纪元”。

根据芮城、永乐县志记载及有关人员追述，1924年（民国十三年）8月8日下午，鲁迅先生偕孙伏园等从西安讲学返京途中，乘船至今芮城永乐镇，于码头附近访问村事民俗，与学校教职员工亲切交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迹。

孙伏园（1894—1966），浙江绍兴人，原名福源，现代散文作家、著名副刊编辑。孙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并担任李大钊秘书，参加了五四运动。他与茅盾、郑振铎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积极推广新文化活动。孙伏园1924年创办《语丝》周刊，并兼任《京报》副刊编辑。他比鲁迅小十余岁，尊其为学长，在西安讲学过程中忙前忙后，兼做文稿整理工作。‌

孙伏园在《长安道上》一文中写道：“山西在黄河北岸，河南在南岸……后来回京舟经山西，特别登岸参观，上去的是永乐县附近一个村子，遍地都种花红（现称红果）树，主人请我们随摘随吃。本村共有约百人，有小学一所，无失学儿童，亦无游手好闲之辈，临了我们以四十铜子，买得花红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浮筠先生说，新鲜而至于现摘，便宜而至于白吃，是生平第一次。”

夏浮筠，即夏元瑮（1884—1944），浙江杭州人，为民国时期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济大学校长。他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名著《相对论浅释》，为相对论在我国传播作出积极贡献，获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西安讲学中负责团队生活起居。

从孙伏园文章中可以看到，鲁迅一行只是在永乐作了短暂停留，对这边的人文地貌、风俗习惯有所了解。他们放弃了原先由河东北上并州，穿越大半个山西的打算，走了一条经洛阳坐火车返回北平的老路，着实令人惋惜。像鲁迅这样众多的“名人名家”，如果仅为买点果子，到小溪旁捡上几块鹅卵石，临时选择在永乐停船，用“山西这边果木森森，发现别的船大多在这边停泊，方才特别登岸参观”加以解释，似乎有点勉强。大家既然认为永乐这边社会环境较好，完全可以安心住下来，如此仓促地选择离开，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1924年8月，《鲁迅日记》中这样记叙：“三日晴。星期。上午同夏浮筠、孙伏园往各处辞行。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并川资钱二百，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下午往青年会浴。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份、《李二曲集》一部……四日晴。晨乘骡车出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八日昙（意为云彩密布）。午抵潼关，买酱莴苣（即潼关酱笋）十斤、泉一元（因货币如泉水一样流通不息，遂有人将‘钱’称为‘泉’），午后复进，夜泊阌乡。”

《鲁迅日记》中所载阌乡，早年归河南省管辖，原为县城所在地，后与灵宝合并，和永乐镇隔河相望，1959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两地均属黄河淹没区。这里提到的“午后复进，夜泊阌乡”，应理解为鲁迅一行乘坐的船只离开陕西潼关，接着向东顺流而下，当天下午在山西这边登岸。从潼关到永乐直线距离十余公里，水路行船仅需一个小时，抵码头后尚有小半天的活动空间。

鲁迅一行在永乐停留期间，为何没有登临举世闻名的永乐宫，也未游览众多名胜古迹？他们马未卸鞍、亦未用餐，却顶着满天的乌云，来了个“夜泊阌乡”，究竟是什么原因？欲知端倪，还需从永乐镇文化教育界名人李经邦先生说起……

李经邦，字纶甫、号玉溪，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李青年时品学兼优，得补廪膳生员，后调省令德堂就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为壬寅乡试秦晋并科举人。他先后在条阳、蒲阳书院、敬敷书院任主讲。1924年暑期，李先生回乡探亲时陪家人赴西安看病，闻知有故交来此讲学，遂赶到宾馆相会，并诚邀鲁迅他们返北平前借道山西，以拜谒永乐宫圣地、领略吕洞宾风采，还可参观义山祠风貌、见证李商隐名句，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因当时通信联络不畅，交通工具滞后，双方很难约定具体的会面时间，加之社会动乱，时局多变，鲁迅他们只能走一步说一步，李经邦那里也只好等一天算一天。8月8日清晨，李先生看到华山那边云遮雾罩、黄河水道波涛汹涌，料定不会有渡船靠岸，便在当天上午乘马拉轿车离开永乐，应邀赶往蒲州古城，参加一位好友来日为儿子举办的婚礼。为预防万一，特嘱家人抽空到一公里外的码头打探。

当年永乐镇西面约十公里处，有座著名的西山书院（后改为第四模范小学），节义里晚清学者姚先科曾在该校任教，暑假前被教育主管部门派往永乐附近一所小学助考。据老人回忆，8月8日下午，校长兴冲冲地告诉他：“西安来了几位文化界名人，要赴永乐镇拜会李经邦先生，没想到他突然离家，想借机来学校参观访问，请做好记录！”

学校教职员工听到上述消息，赶忙张罗迎宾。不一会儿，客人们鱼贯而入。在小教室就座后，大家闻知该村共有100多号人，30余名适龄生均已入校，其中包括多名女生，暑假前考试成绩平均超过80分，纷纷露出惊异的表情。有客人提议：“请周先生代大家表述！”接着有位精神矍铄、留短胡须的长者施礼：“请问校长，孩子们喜欢上学吗？”对方妙答：“有的年龄不够，还盼着快点长大呢！”周点头：“知识就是能量，争先者必有作为。刚才说学生考试成绩优良，为何未见出榜公布？”校长答曰：“出现了好几个相同分数，一时间难以排名！有人建议在考卷整洁度或笔体上分出优劣，有的提议暂缓出榜，敢问先生有何高见？”周笑了：“无需节外生枝，建议女生优先，或以姓氏笔画为序。”校长作揖：“先生此意甚妙！”周先生询问了学生们对古诗词、文言文的态度，作业布置及课外阅读之效果，建议多读些国内外名著。姚先科谈了“课外阅读要选好书，那样可以学到社会知识，提高思想道德理念，还可增强写作能力，否则就会产生‘看热闹、图高兴’之效果，反倒耽误了主课”。周先生表示：“教师应尊重学生的选择，培养大家学习兴趣，可将古文诗词转化为故事来讲，旁征博引、潜移默化。同时，教师应严格操守、以身作则，让学生们切实领略‘灵魂工程师’的风采！”姚见大家不住点头，悄然做了记录。

访问结束后，姚先科方知那位周先生就是鲁迅！大家来到相隔不远的巷道内，恰好遇见几位挑着红果的中年妇女，她们发现客人相貌不凡，纷纷放下担子让道。校长上前介绍：“这位是北京来的周先生，想和诸位拉几句家常……”周先生一边鞠躬：“各位大多从清朝过来，怎么当年没有缠足啊？”有妇女回答：“大人没工夫，孩子们不喜欢，糊里糊涂走过来了！”有人解释：“我们村的同龄人，全都长了一副大脚丫。”周先生问：“不是说三寸金莲，贵为上人吗？”有人摇头：“咱穷人不讲究贵与贱，省得耽误了下河滩、种庄稼。万一遇上个灾年，出去讨饭也不赶趟！”校长一旁直言：“清朝皇上要将妇女们缠起来，把国门锁起来，让洋人们打进来，近几年又有军阀搞内战，老百姓日子越过越难冒（方言艰难之意）了！”周先生点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

访问期间，恰好有李经邦家人过来，欲带客人到府上小憩，待先生回来再作计议。有人看到云层不断加厚，还有挎枪者张贴“悬赏布告”，他们人生地不熟，担心出现意外情况。大家经过协商，决定改变行程，天黑前渡河到对岸的阌乡县城，然后经洛阳返回。

1959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古老的永乐码头销声匿迹，鲁迅先生所访之处也变成了河滩。据老一辈追忆，当时黄河北岸有“六垛十八村”，如河头、高头、营里、源头、桥西、镇北、招贤里、岳村、桃园等，鲁迅一行于永乐码头登岸后，应该在距离最近的地方驻足，黄河蓄水前附近有三所学校，难以断定究竟去了哪个村庄。

20世纪90年代，《山西日报》记者杨玉印得知节义里有人聆听过鲁迅教诲，建议我写一篇记叙文。当时姚先科老人已去世，其嫡孙姚敬宏常以祖辈结识名人为荣，我反复询问过这位老同学，他翻开发黄的小本子，上面除了与客人们对话，未发现其他方面的记载。

姚敬宏告诉我，其祖父生前多次谈及鲁迅等人的永乐之行，对没能留下名人笔迹墨宝懊悔不已。据说李经邦从蒲州赶回后，闻知错过了与鲁迅见面的机会，禁不住摇头叹息：“周树人及众多名家光临永乐，未能兑现西安承诺，实为老夫之过也！”

鲁迅一行1924年离开永乐，从此再未涉足山西。但是，他对河东人民的热切情感，对黄河传统文化的了解、敬佩与向往，却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正是这短暂的永乐之行，拉高了鲁迅对山西的关注度，使他恋上这里的风土人情，并向三晋文化界人士伸出友谊之手。如石评梅、关露、荆有麟、景梅九、李健吾等，他们在不同时期遇到鲁迅先生，相互间都有过真诚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山西女作家吴曙天，她也在散文里描述过对方的日常生活，可谓“知己知彼”。

河东籍作家李健吾当年在北京上中学时发表了《终条山的传说》，被鲁迅选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认为“《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的，虽在十年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河东籍学者董大中先生编写的《鲁迅与山西》，详细讲述了鲁迅与山西学子深层次交往，从多个方面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见解。

鲁迅先生早年熟读司马光《涑水记闻》，后来屡次提到芮城永乐宫、永济鹳雀楼，还在文章中写了“带着两包闻喜煮饼探望友人”。他的日记中也记载有“冀君（冀朝铸之父）送汾酒”内容。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李经邦、姚先科闻知后深感震惊，当即给治丧委员会及家属发去唁电。十多天后，他们和当年接待鲁迅一行的校长专程赴西安，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河东籍学者景梅九与古都社会名流倡议召开的“鲁迅悼念大会”，表达了对文坛巨擘的深切敬意与真诚怀念。

景梅九先生悲痛之余，写下二首《悼鲁迅》诗句，直陈“庐山真面无人识，鲁迅原来却姓周，只为一篇《阿Q正传》，顿教声誉遍环球。”“君是东方高尔基，摇旗呐喊震萎靡，横冲直闯入文阵，苦斗精神死未疲。”景梅九二十世纪初日本留学时，就与同在东瀛的周树人有过交往。没想到分别多年后，对方改用鲁迅笔名发表文章，一度让其蒙在鼓里，知情后迅速取得了联系。

1936年11月7日，西安各界举行了鲁迅悼念大会，当局以“维护治安”为名，出动大批军警干扰破坏。景梅九冒着风险登台演讲，他读悼词间振臂高呼：“逝者如斯夫，鲁迅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不死、浩气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