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棉花地（散文）

曾经的棉花地（散文）

薛振堂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唱过一首歌：“粮如山，棉如海，千山万水放光彩”。这是那时候农村秋天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的农村，一到秋天，就是一幅水墨画。大路两边，栽种着两行高大的白杨树和垂柳，小渠两边栽种着榆树和洋槐树，郁郁葱葱的田野里，遍布着古老空心的柿子树和杏树。

那时候提倡的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田里的秋作物，呈现出各种各样五彩斑斓的秋色：高高的玉米密密麻麻，像一道道青纱帐；火红的高粱、金色的谷子、黍子、各种各样的豆子，田野里就像一个秋粮博物馆，应有尽有。

那时候非常重视种植棉花。棉花适宜疏松的土壤，一般种植在山畔、沟边的沙土地带。棉花全身都是宝，农民对种植棉花非常精心，管理的十分及时。

播种棉花十分讲究，每个生产队都要培养一名棉花管理的技术员，掌握种子的选择、拌种、发芽、行距、株距、施肥和浇水。棉花的小苗出土后，棉花地里就不能离人了，中耕保墒有专人负责。小苗长到20天以后，一支专业的打药队就成立了，打药队根据棉花地的面积来确定人数，一般由7个人组成，1个技术员，专门负责掌握棉花病虫害的辨别，负责打药队用什么药、用量的大小；一个挑水工，负责供应打药队喷药筒的供水；剩余的就是打药员。

给棉花打药是一项很科学的工作，用药要准，药量要适当，打药的时间不能在下雨天、不能在烈日暴晒的时间、也不能在棉花苗子上带有露水的时段。如果在这些时间里打药，效果是很差的。最佳时间是上午的8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6点。

打药工作看似简单，实际很苦、很危险，炎炎烈日下，打药员要戴着口罩、戴着手套，穿着严实的衣服，背着几十斤重的药筒，一株一株，一行一行的认真喷洒，做到药到害除。打药完毕，要细心用肥皂洗手消毒，一不小心就会就会中毒。记得那时给棉花喷药用的是1059、3911、敌敌畏、六六粉等等，在那时都是剧毒，打药时都必须做好安全措施，以防中毒。

棉花长到一尺左右高的时候，田间管理更加重要，这个时候就要发挥妇女们细心严谨的特点了。上午下午，一群妇女们工作在棉花地里，打顶、掐芽、脱裤、捉虫子，确保棉花开放、授粉，确保棉桃正常生长，这些都是棉田管理必不可少的。

中秋节前后，棉花开放了，棉田里雪白一片，好像一群群绵羊奔跑在田野。这个时候，生产队就发动妇女及时采摘棉花，如不及时采摘，若遇上连绵秋雨，棉花不但会减产、还会因为雨水的浸淫而使棉花变质，甚至腐烂。

采摘回来的棉花要及时晾晒。偌大的打谷场山，架起一个个用高粱秆编制的晒棉花帘棚，这种帘棚，上下透气，有利于让铺在上面的厚厚的棉花充分吸收阳光，散发刚采摘的棉花里的水分。就这样晾晒2到3天后，籽棉就可以入库了。到了秋收完毕，人们便把籽花出库，用扎花机子脱出面子，籽花变成了皮面，然后分给社员，或出售给棉站。临近春节的时候，村里的油坊响起了吱呀吱呀的声音，个生产队把扎出来的棉花籽带到油坊扎油，那时候，各家各户的食用油就用这种棉籽油，收成好的时候，一口人可以分到四五斤棉籽油，若收成不好，一口人只能分到一二斤棉籽油。

上初中的时候，有段时间由于厌学，就拿起锄头，跟着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去锄棉田。在棉田里又说又笑，以为自由舒适。哪知道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曹敏生先生，不顾烈日暴晒，步行5里多路，亲自到位于天涧边上的棉田里把正在锄田的我拉回到学校，拉回到课堂，让我在当年考上了高中，从此改变了命运。每每想到烈日下曹老师拉我回学校的情景，我都会感动得泪如雨下，让我一生不能忘怀。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家也分得了几亩田地，开始那几年，父亲带领着我们，在西坡地也种植了一亩多棉花。在播种棉花的季节，天旱无雨，我们就从从村里的井里一担一担地担水点种棉花，一亩多地，要种三天多才能种完，还保证不了出全苗，那种辛苦，那种艰难，简直无法形容。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又到了秋天，来到田野里看一看，眼前的情景让人诧异：农田里全是单一的玉米，谷子、黍子、豆类、高粱都不见了踪影，尤其是棉花，已经有十多年没有人再种植了，已经绝迹了。只剩下粮如山、没有了棉如海，五彩斑斓的秋色，变得单调，变得枯燥，变得让人不可思议了。那遍布农田的老柿子树呢？那渠畔埝畔田间地头的杏树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曾经的棉花地，带给人们的是火热的劳动场景，留给人们的是丰衣足食，每每想起曾经的棉花地，脑海里就回荡起了“粮如山、棉如海、千山万水放光彩”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