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奉命宣抚河东——佛法滋益

庆历四年（1044），时年五十六岁的范仲淹奉命宣抚河东。途中，寓宿保德军（今山西保德县）一个旅店里，偶然在堂檐缝隙中发现佛经一卷，名曰《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而世所希闻者也”。为此，范仲淹感慨：“方知尘世之中有无边圣法，《大藏》之内有遗落宝文。”到了府州（今陕西府谷），他就请承天寺的僧人录了个副本藏在寺中。过了四年，他便为这本少见的佛经作序赞叹，使其流通于世。

庆历八年戊子岁（1048），范仲淹徙知邓州，有江陵老僧惠喆来访，谈起《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的诸多秘闻。原来《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在此之前已有别的传本，由“惠喆传之于武陵僧普焕处，宝之三十余年，未逢别本”。即是说惠喆曾将该颂传给武陵僧普焕处，珍藏了三十余年，都未见到别本。范仲淹正想找一副本，所以范仲淹说：“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驳，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纪其因。”范仲淹在这里交代了写作该序的原因。就范仲淹极为重视这卷经书，并命承天寺僧人归依另抄录一本珍藏起来，后来又为之作序来看，这本身就表明了他对佛经的态度是极其虔诚敬崇的。他早在《上执政书》中就指出：“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他不仅重视这卷经书，还想找一副本，以校正其中的谬误，以示善知者。 

 范仲淹所发现的《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一卷，为天竺沙门，唐·阇那多迦译，年代不详，偈颂皆押韵，语义俱妙。其内容是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孥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仅五百余字，但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字里行间已透出了他对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普济群生大愿的赞赏和认同。该卷经书对他触动很大，并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序文中言及他读《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时是“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倘非世尊以六通万行圆明慧鉴之圣，则无以至此”。究其原因，恐怕与范仲淹当时的心境有关。从庆历三年任参知政事开始，中经庆历新政，到改革在保守派的反对下失败，再到他请罢参知政事，徙知邓州，前后仅几年时间。其间改革难行到底，这对范仲淹本身是一个沉重打击。从序文中可知，范仲淹发现该卷经书的时间是庆历四年，宣抚河东途中，而序写于庆历八年徙知邓州期间，序后注有“时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戊子岁即庆历八年（1048），这年范仲淹六十岁，经书内容对这时的范仲淹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开导、一种慰藉。

对于《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的内容，范仲淹在序文中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一尊七颂，总一百一十二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在这里，范仲淹特别强调佛教劝人去恶从善的本质。再说，佛教宣扬的人生无常、超脱生死等思想，或多或少也是对一生坎坷多舛的范仲淹心灵的一种慰藉，至少使他能以清净之心去看待尘世的一切，坦然地正视现实处境。于是，也不难理解，范仲淹为什么读经以后，因“悟”而胸臆豁然。佛教对范仲淹人生的影响是深刻的。

从范仲淹为《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作序的内容可知，他自言曾读《大藏经》，其目的就是“究诸善之理”。佛教慈悲观念的内在特质以利他为原则，强调要有利于他人，要为救济一切众生而致力行善；强调对他人及其他生命主体性的尊重、关怀以至敬畏，这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是一致的。《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云：“汝能方便施恩慧，何异修斋与道场”“鳏寡孤独此四民，困穷无苦在饥贫；汝能济慧加存恤，最向菩提是善根”“见人患难当危困，方便阴功与救之”“普施善利救群生，广大慈悲一等平；布施周圆无住相，至哉菩萨道常行”。

范仲淹一生身体力行，为官所至，皆以百姓疾苦为忧，并能想方设法为民众直接谋利益。这也符合佛法的真谛。正如《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所云：“夫人发善言者，不如发善心。发善心者，不如行善事。”《宋史》本传载范仲淹“泛爱乐善”，说他“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范仲淹一生清心做官，清廉自守，家中“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

附：《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并序》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大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徒。奈何业结障蔽深高，著恶昧善者多，见性识心者少。故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所以随函类众，圣之诠总为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计五千四十八卷录而记之。俾无流堕。余庆历初任知政事时，西虏背惠，侵扰边遇，劳师困民以殄凶丑。圣人爱民恤士，命余宣抚河东沿边居民将士。涂中寓宿保德氷谷之传舍，偶于堂檐罅间得故经一卷，名曰：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而世所希闻者也。余颇异之启轴而观，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拏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也。一尊七颂，总一百一十二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袪邪，正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皈于善。余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傥非世尊以六通万行，圆明惠鉴之圣，则无以至此。方知尘世之中有无边圣法。大藏之内有遗落宝文。谨于府州承天寺命僧归依别录藏之。厥后示诸讲说高僧通证耆达，皆未见闻，莫不钦信。后于戊子岁有江陵老僧惠喆，见访因话此颂，诸圣秘密世所希闻。喆传之于武陵僧普焕处，宝之三十余年未逢别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驳，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纪其因。　　                                                   

时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

范仲淹受母亲影响，从小结缘佛教。

史料记载，范母谢夫人名谢观音，因和观世音菩萨是同一天生日（二月十九日），因而得名。谢氏特别怜爱这个自幼丧父的孤儿，夜夜拜星星，为儿子求福，长斋绣佛二十年余。（《求追赠考妣状》）范公事亲至孝，母亲去世后，请僧人诵经超度，孝心感应观世音菩萨助念。藉菩萨之力，母亲得以超升天界。（《灵山灵迹》）。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范仲淹少时曾去神祠求签祈祷，问：“将来我能当宰相吗？”结果“不许”。他又求签祈祷，说：“如若不能拜相，那我愿意当个良医。”结果“亦不许”。范仲淹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吴曾转录范仲淹的话是：“能及大小生民者，固为相为然。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就是范仲淹从小立下的远大志向。

《湘山野录》记载着范仲淹“断齑画粥”的故事：范仲淹两岁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 ，苦读于醴泉寺。拜寺中住持高僧为师，勤奋苦读，佛教典籍亦是他的启蒙之师。他每日煮粥两升，冷却后切为四块，撒上盐和菜末，早晚各食两块，以此果腹。在醴泉寺苦读期间，他偶然之中发现寺中地窖内藏有很多金子。他虽然家贫，却不为所动，照原样将金子覆盖起来，分毫未取。等到后来显贵时，才将此事告知寺中僧人。寺僧将这些金子取了出来，用以修复业已破败的醴泉寺。母亲和僧人的言传身教，寺院里的钟鼓梵唱，佛经中的典故教理，都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他佛法上的熏染和滋养。他的高尚品格，犹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在年少时便已显露了出来。

成年后，他又到应天书院求学。《宋史》记载，朱说在这里刻苦学习“昼夜不息，冬日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经过五年寒窗苦读。朱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欧阳修语）。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从此步入仕途，逐步实现他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

范仲淹生活在宋真宗和仁宗在位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统治者对佛、道二教采取并重的政策。因此，范仲淹虽自称“儒者”，但他和当时许多宋儒一样，出入佛道，洞悉佛经，并能从中吸取精髓，取其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甘愿为众生肩荷苦难的菩萨精神。

范仲淹一生与佛教高僧的交往极多，有的交往时间还较长，受其影响也是情理中事。仅见于诗文的有释文光和广宣大师、吴僧长吉、吴僧真上人、吴僧元上人、金山寺识上人、吴僧悦躬、吴僧文光、吴僧升上人、吴僧希元上人、吴僧虎丘长老、吴僧湛公、吴僧日观大师、吴僧中霭、吴僧文鉴、吴僧定慧大师、吴僧远祖师、吴僧择梧、吴僧遇明等等。范仲淹知苏州时，吴僧定慧大师宗秀来拜。范仲淹言他“来则谈空实相，号天人师；去则指霞岭，啸风林，天子有赐，三公有赠”。

范仲淹不仅与寺僧有交往，而且还常常赠以作品。如《赠广宣大师》诗云：

忆昔同游紫阁云，别来三十二回春。

白头相见双林下，犹是清朝未退人。

《禅林珠玑》、《禅林宝训》书中记载，范公曾问道于琅琊山慧觉禅师，师留他小住几日，颇加策发。范公于寺中受益匪浅，省悟了不少人生的道理。临别之时，作偈赠予禅师：

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

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

慧觉师步原韵和之：

威竦边城名已立，化行乡郡日多闲；

手提千古文章印，印定西来佛祖关。

这首偈诗，既肯定了范公戍守边关、威慑敌方的功绩，同时又希望他超脱凡尘，参悟禅机。

宋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出守鄱阳，仰慕古禅师道风，多次拜访问道。古禅师曾寄偈相勉：

丈夫各负冲天气，莫认虚名污自身；

撒手直须千圣外，纤尘不尽眼中翳。

范公还与圆悟禅师相善，并且勉其参方行脚。圆悟禅师在先生的劝勉下，遍参诸方，卒成大器。先生还曾屡次为文表赞佛门高德。浮山法远禅师，曾住持天平寺，入寂后，先生为其撰写碑铭。在碑铭中，先生赞道：“呜呼远公，释子之雄；禅林甘泽，法海真龙；寿龄有限，慧命无穷；寒岩脊骨，千载清风。”

范公与擅长唐律诗的日观大师善升为琴中知音。皇祐元年（l049），范仲淹守杭，曾于山中访之。并受日观大师请求，为之写塔记：

十岁出家，十五通诵《法华经》，十七落发受具戒。客京师三十年，与儒者游，好为唐律诗，且有佛学。天禧中，诏下僧录简长等注释御制《法音集》，师预选中。书毕，诏赐师名。遂还故里，公卿有诗送行。师深于琴，余尝听之，爱其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纤失，徽不少差，迟速重轻，一一而当。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尝闻故谕德崔公之琴，雅远清静，当代无比，如师则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观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余年，诵《莲经》一万过。皇祐元年，余至钱塘，就山中见之。康强精明，话言如旧。铭曰：山月亭亭兮师之心，山泉冷冷兮师之琴。真性存兮，孰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

从中不难看出范公不仅与日观大师有过交往，而且对日观大师在佛学方面的造诣，在诗、琴方面的才能以及他的精明表现出由衷的钦佩。范公自己也弹得一手好琴，《履霜》一操尤擅名，被人称为“范履霜”。

范公得到众多高僧名宿的警醒与勉励，道业日进，深得佛法实益。一生莅任所到之地，必造寺度僧，兴崇三宝。晚年时曾舍宅为寺，名为苏州天平寺，并延请浮山法远禅师住持。先生留心佛典，持诵《金刚经》“辄有冥契”。应该说正是范仲淹较高的佛学素养，与寺僧长期的交游，以及他坎坷的人生历程，对世间众相的渐渐了悟，最终熔铸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境界。尽管他自言“吾儒之隐”不如“上人之隐”，但其人生境界却实实在在地升华了。范仲淹“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能够“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仍然“惟精惟一”。范仲淹能够不断超越自己，感悟人生的真谛，这与他出入佛道、融摄佛道是分不开的。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确实始终是立身行道，真正践行了儒家兼济天下和佛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近代著名高僧印光大师说：“中国八百年不衰的福报只有几人修得，一是孔老夫子；第二就是范先生，让范家兴盛八百年的奥秘就藏在他的《家训百字铭》中。”

清代济能纂辑《角虎集》录《文正公范仲淹居士（嗣法宗道者）》一卷，记载范公师从宗道者，勤事磨练，精恭请益，终于言下有省，禅净双修的修学因缘：

……时有宗道者，见雪窦（云门重显）后，超放自如。后忽自检居寿春（今安徽寿县），不出。常口诵弥陀。以扫帚自净其居。（范）公往见之。问曰：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宗曰：山中住。独掩柴门无别趣。三个柴头品宇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公曰：如何是西来大意？宗曰：云开山月露，雨过竹风凉。又问：终日念佛，当过甚么？宗举扫帚作舞势。公豁然领旨。常修净业，以养圣胎。临终之日，谓家人曰：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金色，即当随师西去矣。泊然而逝。


范仲淹虽为大儒，倡行儒道，但他对佛教的教义并不像欧阳修、李觏那样排斥。相反还从佛法中汲取营养，壮大儒学。并且能游刃众典，参禅问道，深得三昧。范公读经的重心在于“究诸善之理”，对诸佛菩萨救济群生的大愿和“无缘大慈”感受最深。这也是佛教教义与他的儒家思想合辙接轨之处。为善之道，范公一生均笃行之，为官则勤政爱民、奖掖人才；居乡则自奉俭约、乐善好施。修水利、举人才、置义田、兴义学、接济穷困，体恤军民，事例不可胜数。  

范公坚信善恶均有因果的思想。他在给上官融写的墓志里言：“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岂不为善也？余谓不然：君子之为善也，必享其吉；有穷且夭者，世皆重而伤之，虽一二人，犹以为多焉。小人之为不善也，必罹其凶。”范公认为佛经“济生戒杀，诱善祛邪”，“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归结点是劝人为善，而这一点与儒家的仁义思想是一致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完全有益于教化和治世，所以他对此是极为首肯的。

佛教之大乘又提倡利及万物的广大慈悲心，不仅是人对人，对一切生灵皆要视为同体，所谓“同体大悲”，要为之拔除烦恼障毒之苦，给予幸福安乐。这与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无疑是相通的。他所作的两首赋《用天下心为心赋》和《君以民为体赋》皆申明此意。《用天下心为心赋》建议皇帝“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后者则希望帝王能将人民当作自己的身体来体察、爱护和管理。这显然是受到了佛教“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观点的启发。范公在《岳阳楼记》中提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在《上执政书》中慨然而言的“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可谓真正到达了“无我”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才能身处荣辱之中，逆犯龙鳞而毫不惜身，以一己之力变一代士风，如韩琦在祭文中所赞：“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

虽然如此，但范仲淹并不崇佛，更不佞佛。在现实中，他是以理性和实用的儒家立场来看待佛教的。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佛教的发展，大可借鉴。宋代甫尔，宋太宗即着力发展佛教。

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又通过设立译经院、放宽度僧名额等举措。到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余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磑、商店等牟利事业。寺庙数量的增加和寺院经济的发达，流弊渐大，主要表现为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增大了。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写了著名的《上执政书》，极论国家大事，书中对国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个六项十八字的治国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每一项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后来庆历改革的内容，也不出这篇上书的范围。其中将佛教过度发展导致的“缁黄荡而不治”作为社会一患。书中云：“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洁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结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人供养者，勿从其请。斯亦养茕独、助孝悌之风也。”如前所说，范公对佛教所取的一点在其劝人为善，这是从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考虑的。宋初禅宗盛行，高谈心性，范公觉得庶民百姓难以理解，不如前面所提的《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那样以善恶因果来教导人民更具有直观性和实效性。出家之人不能赡养父母，这与儒家之孝义相冲突，所以他对佛教修道出家的看法，与汉魏以来儒家的看法并无二致，基本上是不太赞许的。其要求“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正与孔子之“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相仿佛。

书中对寺院大兴土木亦深为不满，提出了建议之方：“其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又土木之兴，久为大蠹。或谓土木之废出于内帑，无伤财害民之弊，故为之而弗戒也。某谓内帑之物出于生灵，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聚之积之，为军国急难之备，非谄神佞佛之资也。国家祈天永命之道，岂在兹乎？……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辍军国急难之备，奉有为之惑，冀无状之福，岂不误哉？一旦有作仓促之忧，须给赏之资，虽欲重困生灵，暴加率敛其可及乎？此耗国之大也，不可不戒。”明道二年（1033），江、淮、京东地区蝗灾，范仲淹奉命前去安抚，实地了解情况后，又上疏陈救弊八事，其中就有不赞成建造真州（今江苏仪征）长芦寺，说把这笔钱节省下来，“施之于民，可以宽重敛；施之于士，可以增厚禄；施之于兵，可以拓旧疆。”“上嘉纳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这些都是基于国计民生，就事论事，希望国家能对佛道此行出台措施，严加管束。

综观今日中国佛教之发展，或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看似轰轰烈烈。但其目前的市场化、娱乐化、低俗化；还有烧头香、门票经济、上市经营、奢侈排场等弊端严重干扰了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深深伤害了佛教信众的宗教感情，给佛教的健康、长久发展带来无穷后患，颇遭人们非议。从这一点上说，千年前的范公是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洞察力的。范公已觉悟了佛法的真缔，并能落实于践行中。真正做到了佛教的“内怀三德”：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做到了如近代太虚大师所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