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国之珍宝大铁牛

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建成的蒲津浮桥，曾是大唐帝国辉煌的见证，8尊重达数十吨的铸铁牛雄踞黄河两岸，牵引两条铁索飞架东西，将一条条浮船固定，从此，游人凌波而行、车马碾浪而过，天堑变通途，蒲津渡由此成万里黄河第一渡。宋金之际，蒲津桥毁于战火；明清时期，有牛无桥，大铁牛在黄河东岸兀自站了数百年；民国时期，河水漫溢，大铁牛与身后的蒲州城一起淤于黄沙之下；20世纪90年代，文物部门将东岸的4尊大铁牛发掘出土，一时轰动全国。

如今，开元大铁牛已是国之珍宝，雄立于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内的高台之上。沧海桑田，蒲津桥不在了，大河还在，4尊大铁牛千年不变，仍然站立在原处，用它们的雄健浑厚，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登上高台品读开元铁牛，除了被铁牛的气势吸引，还会对牵牛人的奇服异相产生疑惑。讲解员们会不失时机地告诉你，这一位是某族人、那一位是某国人；这一位穿的是唐装、那一位身上穿的是小翻领西装，并提醒你，中国唐朝就有了西装，令人好一阵自豪。讲解员说的也许有道理，但笔者认为，牛与人都是镇物，是一组不可分割的完整图景。牛是中国牛，人却是地地道道的外国人，他们身上穿的小翻领西装，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货，当时叫胡服，与唐王朝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不存在唐朝就有西装的说法。

大唐王朝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国力强盛、疆域辽阔，而在于包纳万象的恢宏气度，将牵牛人的小翻领西服武断地说成唐朝固有之物，看似在强调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实则小肚鸡肠，忽略了中华民族更重要的品德。

开元年间，大唐王朝国力雄厚，四方来朝，各国使团满载贡品，经过丝绸之路，穿沙漠、越戈壁，来到长安城朝觐唐朝天子，那些隆鼻凹目的番邦人，一走进长安城，好像都收敛了野性，变成了唐朝的顺民，匍匐在金銮殿前，山呼万岁，恭顺地称大唐天子为“天可汗”。大唐天子高坐殿上，雍容大度，神态高贵，像面对子民一样，接受番邦使臣的朝拜，称他们的国王为“儿可汗”；突骑施、小勃律、吐火罗等国国王都心甘情愿地奉大唐皇帝为“父”。这些来自西方番邦的国王，不仅带来贡品，还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大唐王朝气势磅礴，在接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使中华文明更加绚丽多姿。有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包容万象的广阔胸怀，当时的长安城内，王公贵妇纷纷以穿胡服为荣，一时间，胡服成为时尚，宫廷坊间、乡野闾巷，到处可见身着胡装的唐朝子民。铁人的设计者会不会是根据当时的审美取向为铁人穿上西装？那位身穿西装的牵牛郎会不会是唐朝的时尚青年呢？

如果说，牵牛者身份低贱，尚不足以穿时髦胡服的话，中华民族的另一种文化取向，则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牵牛人会直鼻隆眉、身着胡服。

在中华禳灾文化中，“镇物，又有‘禳镇物’‘辟邪物’‘厌胜物’等名称，作为传承性器物文化的一支……在心理上帮助人们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危险、凶殃、祸患，以及虚妄的神怪鬼祟，以克服各种莫名的困惑与恐惧。”（见陶思炎《中国镇物》）要想祛邪避灾，必须以凶神恶煞般的形象来威慑祟物，犹如虎狼之于羊群、鹰鹞之于鸟雀。中国人最常见的龙、貔貅、狮子其实都是镇物，有的盘踞屋脊、有的雄立门前、有的委身墓地。用人的形象做镇物，则以异相居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凡厉害角色必定长相怪异，中国镇物来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神话传说，与黄帝大战于涿鹿之野的蚩尤即为图腾崇拜产生的神话人物，其相貌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以后虽被黄帝打败，却被封为兵神，即最勇猛、最能打仗的神；再以后，每遇战事，帝王每焚香祭拜，民间则以其形象为镇物，用来威吓祟邪。

当时往来于长安城中的番邦人，赤发隆眉、碧眼直鼻，说一口谁也听不懂的番语，又来自遥远的国度，正好符合镇物谲诡奇异、神秘怪诞的特点，王公贵族死后安葬，除了要做兽身人面的镇墓兽，有的还以这些番邦人为原型，制作大量的武士陶俑，放入墓穴中，所起作用，与镇墓兽完全一样。笔者在长安博物馆参观时，即看到许多这种穿西装、打领结的镇墓陶俑。

大铁牛面向黄河、背靠蒲州城墙，距城墙距离不过10余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大铁牛既牵引浮舟、护佑蒲津桥，又镇水怪，使蒲州城免遭水灾？　　历史上的黄河多次肆虐为害。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奠基人谭其骧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汉唐之间，黄河长期处于安流时期，河水摆动不大，对两岸侧蚀较小，所以如此，当然首先是气候植被的原因。唐代以后，河水浩荡，恣意而行，不断向两岸侧蚀。北宋年间，河水先向西冲去，将蒲津桥西岸的铁牛冲入河中，促成了中国科技史上怀丙和尚捞铁牛的美谈。《宋史》记载：“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治平中，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后，河流又以一日数十丈的速度向东侧蚀，大片河滩被河水席卷而去，数年后，主流距蒲州城仅一里，鹳雀楼沉沦河中，当地人只好在蒲州城角楼上悬挂匾额以示旧迹；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河水分身，变一河为二河，将大庆关团团围在河水中央之后，又回过头再次扑向蒲州城，滔滔洪流，“日崩数十步”，竟翻越城墙，灌进城内，以至“州民大恐”；明万历八年，河水决堤，复又退去，“自后去城十余里”；明万历二十八年，大庆关东侧河道淤塞、河水改道，昔日在河西的大庆关，从此出现在了河东。在河水反复冲刷下，蒲津渡一带成了万里黄河河道最宽的地方，有人测算，从河东的蒲州城到河西旧朝邑县城之间，河谷宽达43公里。1929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竟在河滩上设立了个平民县。至1948年，永济县治不得不从蒲州城撤离，往东迁至10余公里外的赵伊镇，千年古城蒲州成为一片废墟。

雄壮的蒲津桥也没有了，如今，要欣赏浮桥的壮丽，除了看铁牛雄姿，位居蒲津遗址上游20余公里处的临猗县吴王渡浮舟桥可聊作替代，不过，那是一座现代浮舟桥，除了气势雄壮，不可能有蒲津桥丰厚的文化，更不可能有铁牛、铁人。

（来源：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