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津桥的始末

早在春秋时期，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 年），秦公子鍼，在秦无法安身，随从资财，其车千乘，出奔于晋。靠船渡河费时太长，于是在夏阳津（蒲津关）用舟连接，比其船而渡。《左传》中是这样记载的：“秦公子鍼，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惧选’癸卯鍼晋，其车千乘。”《尔雅》注为“比其船而渡也，就是连舟为桥的意思。”《初学记》云：“公子鍼造桥处，在蒲坂夏阳津，今蒲津桥是也。”桥址就是现在的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当时这座桥，是临时性的舟桥，也叫浮桥，两岸都不用桥墩，搭、拆都方便。这浮桥的寿命很短，过河后就拆掉了。到战国时期，秦国国君秦昭襄王，为进攻韩、赵、魏诸国，在蒲津两次造桥。《春秋后传》记：“秦昭王二十年（公元前 287 年）始作浮桥于河。”这是第一次。30 年后，秦昭襄王他又在这里造桥，《史记·正义》：“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 257 年）初作河桥，在同州（今大荔）东渡河，即蒲津桥也。”这一次造桥，是在公子鍼造桥后 289 年了。但文中说“初作河桥”是这次正在这里造桥的意思，因仍属军事需要也是临时性的浮桥。汉高祖刘邦定关中，也在此筑桥渡河。魏武帝西征马超，韩遂，夜渡蒲津关，也在此造舟为桥。可知从汉初到汉末，历次浮桥的时间了。到东魏时，齐献武王高欢（鲜卑，汉化人），一名贺六浑，为进攻西魏，也在此造桥。《永济市志·山川》（光绪 12 年版本）记：“东魏时，齐献武王高欢造三浮桥（蒲津、太阳、孟津）以攻西魏。西魏大统四年（公元538 年）丞相宇文泰（鲜卑族），一名黑獭，既定秦州造浮桥，河上通往来。又，隋文帝至河东，亦造浮桥，皆在蒲。”这些史载都说明了，桥址皆在蒲津，谁用谁造，证明这时的浮桥仍很不固定。

到开元年间，仍在这里改建蒲津桥。据宋代王溥撰写的《唐会要》中记：“开元九年十二月九日，增修蒲津桥，以竹苇，引以铁牛”。从此而知这次增修，仍改进不大，仅岸上桥墩有所更变，竹索依然还是竹索，仍很不耐用。过了 3 年，到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 年）才算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这次改建，是事出无奈，也是势在必行了。因为蒲津关，自古是兵家重地。秦晋要冲。所以开元时的兵部尚书张说把蒲津桥年年破败的情况，向唐玄宗李隆基上疏：“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然每冬冰未合，春冱初解，流澌峥嵘，塞川而下，如础、如臼、如堆、如阜、或摐、或掍、或磨、或切，绠断航破，无岁不有。虽残渭南之竹，仆陇坻之松，败辄更之，不罄供费。津吏成罪，县徒告劳，以为常矣！”明皇听了这个奏疏，他当即表态：“嘻！我岂虑哉！乃敷祐于下，通其变。”

他为什么颇有气魄的马上就表了态呢？因为唐明皇在开元时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史有“开元之治”之称。官清民实，国威远扬。他完全有力量，大规模地改建这座蒲津桥。

蒲州城在唐开元年间，正处于兴盛时期。开元八年，蒲州城与陕、郑、汴、绛、并称六大雄城。九年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开元十二年，全国州府定近畿之州为四辅，升蒲州河东郡为上辅。据此情况，在这个时候大规模地改建蒲津桥，是十分必要的。

那么，怎样改建？改建后的桥、牛情况怎样？改建的当事人张说在《蒲津桥赞》一文中作了纪实：“冶铁伐竹，取坚易脆，图其始而可久，纾其终而就逸……大匠蒇事，百工献艺，赋晋国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齐……是炼是烹，亦错亦锻，结而为连锁，熔而为伏牛。偶立于两岸，襟束于中潬。锁以持航，牛以絷缆，亦将厌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间，画其鹢首，必使奔澌不突，积凌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则。”

张说这段赞语，明确地记述了这次改建蒲津桥的情况，也记述了中单城确实就在蒲州、朝邑之间的河滩之上。

《三城记》载：“中潬城，表里二城，南北相望。”唐时的黄河在这一段是两流。据考，蒲津桥分两座，桥把蒲州、中潬、朝邑连接起来，因而有“一桥锁三城”之说。

隋唐时期，我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就很频繁。唐开成年间，一个叫圆仁的日本和尚，在他《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写到：“开成五年（公元 840 年）八月十三日早晨，从临晋县出发，午后……到河中节度府，黄河自北向南流，黄河从河中府正北，向南流到河中府南，便向东流，经北入舜西门出，则有蒲津关，便渡黄河，浮桥连舟，阔二百步许，黄河两流，造桥两处。南流不远，两派合。却过七重门，向西行五里，到河西入八柱寺宿。”

圆仁和尚这次来唐求法，路经蒲津桥，已在开元十二年后 116 年了。他作为一个亲临巡礼蒲津桥的游客，亲笔把目睹蒲津桥和河流的情况，如实地记录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这和张说对蒲津桥的记述也很吻合。虽然他们两人的记载相隔 100 多年，桥与河流的变化，仍基本相似，可知那时的河流属安流期。

到北宋时，几位皇帝对蒲津桥的维修、保护也很重视。宋神宗赵顼是一位力谋富国强兵的皇帝，熙宁元年，他多次诏令，修建保护蒲津桥。他是重视军机的皇帝，他知道蒲坂自古是兵家要地。蒲津桥是军事的交通要道，所以他对这座桥十分重视。

金时对蒲津桥的管理更为具体。《永济市志·蒲津桥》一文中记：“金时设大庆关，勾管河桥官一员，掌解系桥梁，济渡舟楫，巡河修埽，率埽兵四时功役，栽植榆柳，予备物料，稽察奸伪等事。”这段话对蒲津桥的管理、保养、守护作了清楚的记载。而到金元光元年（公元 1222年）十二月元将石天应因河中守将侯小叔出议兵事，乘虚袭取河中府，（蒲州城）作浮桥，通陕西。小叔还，驻乐李山寨，夜半攻城以登，焚楼、橹，火照城中。说明元兵把浮桥及所属船只全部点燃，其火光之大，把相距 100 多米的蒲州城都照亮了，可知船桥数目之巨。

自元兵烧毁蒲津桥之后，桥的历史并没有完，到明初时，又有关蒲津桥的记载，《蒲州府志·事纪》中有：“都督康茂才，率兵取河中府。元平章吕德，杨晟弃城遁去。二年正月，大将徐达至河中，会诸将造浮桥，渡河取陕西。”这是蒲津桥的最后一次复造。文中的二年是明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这次造桥，纯属军事性的需要。徐达统率十数万大军、“会诸将造桥”也是声势浩大之举。